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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君说 乱世出枭雄，乱世亦出大师。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国学大师中，能集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为一身的，唯梁启超一人。 他被称作近现代史中“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创造新文学的第一人”、“现代史最优秀的学者和百科全书式人物”。 他这一生留下了数千万字的著述，“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始终不变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梁启超的故事。  为强国，维新维民，启蒙思想 梁启超出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广东新会的一个士绅家庭。 他8岁能文，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天才少年，曾经被称做“岭南奇才”。 他出身旧式家庭，科举及第曾一度是他的梦想。 所以在中举之后，他又于光绪十六年，进京参加会试，渴望能中进士，为国家效力。 意外的是，进士未中，却让他读到了一本名叫《瀛寰志略》的书，命运转折。 当时的社会，千疮百孔，政府腐败无能，备受西方列强欺凌，“师夷长技以自强”通过洋务运动，深入人心，思想层面的革新在很多人心中萌芽。 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 《瀛寰志略》这本书以介绍西方地理知识为框架，为梁启超开阔了另一种视野，对西方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好友陈千秋的介绍下，梁启超拜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为师，抛弃旧学，努力学习变法思想，自此走上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道路。 通过学习，梁启超意识到，中国要想强大就得学习西方变法，改变民众思想，提升国民思想意识。 于是他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一篇名叫《新民说》的文章。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成了爆款，备受当时的青年追捧。 24岁，梁启超受邀请主编《时务报》，发表了更多文风犀利的维新文章，以笔做刀，切开了旧式思维的“脓疮”，新思潮席卷清末。 光绪二十一年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让天下人心寒。 康有为和梁启超恰逢入京参加会试，便联合1000多名举人，“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他们宣传西学，要求民众自强，渴望通过变法改变中国落后且被动挨打的面貌，挽救民族的危亡。 新的思想被接受不容易，推倒旧的思维更不容易。 维新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但光绪皇帝受制于保守派慈禧太后，根本无法真正左右时局。 慈禧痛下杀手，维新派被捕的被捕，杀头的杀头，变法仅仅维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 改革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这是常识。 因为改革不是一种力量，而是一种进程；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个规律。 所以，梁启超并没有就此颓废。 他说“男儿志步天下事，但有进步不有止”，就此出走日本，期待新的时机。   为救国，清醒独立，与时俱进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了14年。 命运的变化对智者来说，犹如月之阴晴圆缺，毫无妨碍，但血的代价太大了，却不能不反思。 跳出了固有的圈子，没有了利益的纠葛，梁启超拥有了重新去解读国内时局的视角。 他认识到中国所以不振，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想要改变，只进行明君贤相的革命不行，必须先改变民众的思想。 他开始改良自己的政治主张，鼓吹立宪，先是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然后又以《新民丛报》为阵地，鼓吹“开明专制”论，希望能够推行“仿行宪政”。 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行为准则。 独立的见解，让梁启超不屈从老师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进行辩论，谁也不服谁的气；同时将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对民众思想的改造上。 在日本，他建立新学，开办了多所学校。 研究日本的政府结构，从西方文化思想中选择政治类、法律类、教育类等，当时中国发展急需的书籍进行翻译，介绍给国内的学者。 身在国外，心系海内，回归是梁启超的梦想，只是等清政府下台，回到中国，他已经40岁了。 此时，国内的政局三分天下。 袁世凯手握军政实力，选择称帝；革命派又发动了辛亥革命，打响了武昌起义；而改良派声势浩大，却苦于无实权，只能存在于舆论。 梁启超的回国受到各界欢迎，却也活得很边缘化。 他痛斥袁世凯称帝，即便袁世凯给他送上二十万银元，也无法买断他的抨击。 康有为企图复辟帝制，他也不赞同，逐渐和老师分道扬镳；革命派推动辛亥革命，他认为遭殃的还是百姓，与之唇枪舌战。 很多人一度认为梁启超，政治立场多变，但他却非常清醒。 他说，这是与时俱进的选择，都不是意气之争，也不为争权夺利，重心围绕的只有“救国”。 有人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梁启超就是这样的人：不惧非议，直面内心，对国家人民有利的赞同，不利的坚决不苟同。   为兴国，推开政治，专心教育 一个人不再去在意个人得失的时候，往往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梁启超归国后，加入了共和党，被推举为“进步党”的协理，先后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 但在这些位置上，因为时局变动和未达到内心的理想，任期都很短就结束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为了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自己筹款，组织了各界专家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上，梁启超为中国的利益据理力争。 他不断的将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让广大民众参与到国家未来的决策中，推动了五四青年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未来进程。 青年人在运动中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也让梁启超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未来，根本还是教育。 他说：
所以从巴黎归来，梁启超就推开了政治，任教清华，将后半生都倾注到了教育上。 再次转变，他反思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提倡的“正心诚意”不能丢，打通了新旧文化的任督二脉。 当时的清华学院组建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推荐了无学历的陈寅恪，引发震动，促成了后来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诞生，也缔造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才俊。 徐志摩、梁实秋、蒋百里，蔡锷、王庚、陆小曼……都是梁启超的高徒。 梁启超的家书成了教育学集锦，他的九个子女也成了各行业的专家。
他还鼓励儿子梁思成、儿媳林徽因，要善于找苦吃，让他们不要急于找工作，一定要坚持初心，做能够利国利民的事业。 告别政治，并不意味着告别国民责任。 为国家举贤才，培育栋梁，是真正的千秋伟业。 梁启超提倡的“开民智”、“养新民”的人心教化，成了国家救心的良药，直到现在依然在发挥着影响力。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55岁。 英年早逝，令人叹惋。 一生尘埃落定，他淡然的为今生留言：“知我罪者，让天下后世评说。” 日本的伊藤博文曾说：“梁启超这个青年是中国珍贵的灵魂”。 梁启超活成出了最大的价值。 他一生行走在改变的路上，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做了富强民主道路的先行者，也成为了思想启蒙的领航者。 当今社会，这种精神依然适用。 他让我们认识到：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能正确利用它，心存国家利益，一次足够璀璨，一次足够改变，一次也足够影响未来。 各个生命都有无数次选择，能不停的正视它，始终坚守民族大义，选择就成了出路，成了方向，成了思想境界。 共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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