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合法性

这是一个关于打天下和王朝合法性的故事。    

有那么几年的时间，笔者出差很多。

每当早起乘着夜色打车去机场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首诗——

猎猎南风拂驿亭，

五更牵缆上空泠。

惯行不解愁风水，

瀑布滩雷只卧听。

诗的作者叫王闿运，是齐白石、杨度等一干名人的老师。

他一生的理想是当一名“帝师”。

年轻时的王闿运曾费劲心机劝曾国藩养寇自用。

按照他为曾文正公的规划，湘军应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然后徐图进取，江山易帜。

面对跃跃欲试的幕僚，曾国藩也像那位老人一样念了两句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自知抱负难以施展，王闿运郁郁而去，晚年以教书育人为生。

同治六年（1867），错过自立“十字路口”的曾国藩在平定捻军后回到金陵继续干他的两江总督。

这是曾国藩自起兵以来一段难得的清闲时光。

晚上，不甘寂寞的曾国藩经常请自己的亲信幕僚一起聊天。

和蒋介石一样，曾国藩也有爱记日记的习惯。

从曾的日记中后人发现，这段时间给他思想上带来最大震撼的，是与幕僚赵烈文的聊天。

有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记下“至惠甫处一坐”“与惠甫久谈”之类的文字。

两人最重要一次谈话发生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

在这次谈话中，赵烈文质疑了清王朝的合法性，同时做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一百多年后的我们，自然是以一种乱世风雨飘摇的视角来看待晚清这段历史。

但身处其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处在“晚”清。

更何况自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后，清王朝声势大振，洋务运动如火如荼。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慈禧太后训斥皇帝大臣摆功劳的时候常说：

“孤儿寡母，平长毛，剿捻子，辛辛苦苦，开创了同光中兴”。

只不过在赵烈文眼中，这是一个“回光返照”的中兴盛世。

曾国藩与赵烈文的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曾：“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然则当南迁乎？”

赵：“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

这段对话网上流传的很广，此处我们也不去考究它的真伪。

仅就事论事，来分析一下。

王朝末年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穷。

财政穷，民也穷。

所以，当曾国藩作为上层统治阶级官员看到京城“明火执仗”、“乞丐成群”的时候，他是忧心忡忡的。

这种情况不是朝廷分几两银子能解决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出现了不可修复的问题。

借着曾国藩的话，赵烈文开门见山——

主威素重，风气未开；抽心一烂，土崩瓦解。

这不就是辛亥革命嘛。

一旦风气逐渐开化、疆臣势力上升，清王朝只需要轻轻一点，立刻就土崩瓦解了。

曾国藩显然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

他认为清朝有可能“南迁”，维持“半壁江山”的局面。

当然，曾国藩这里的“南迁”不一定就是向晋、宋一样到长江以南建立政权，也或许是指北元之类的。

清朝本来就是从关外入主中原的，沈阳作为盛京（陪都）长期驻有重兵，大不了再退出关便是。

面对曾国藩的质疑，赵烈文回答的十分坚定——

“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

这句话十分关键，因为赵在这里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

尽管后来清朝的各位皇帝职业态度都比较好，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昏君”，但“善恶不相掩”。 

在帝制社会里，王朝兴衰和江山社稷的话题既敏感又重大。

不要说同事朋友之间，就是亲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间，也是很少谈及的。

尤其是像曾国藩这种身份的人，显然更不适宜谈论这种话题。

不过，从曾自己记录的日记来看，他和赵烈文不仅反复倾心交谈，而且开诚布公。

可见曾与这些幕僚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难怪王闿运连“自立”的事情都敢直接对他讲。

行文至此，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赵烈文质疑了清朝得天下的合法性呢？

解答这个问题，需要把时间拉回到1644年了。

自古以来，华北跟东北靠一条长200公里的辽西走廊联通着。

这既是1644年清军入关的路线，也是1948年东北野战军入关的路线。

经过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两代帝王不懈的努力，松锦大战后，清朝已经把这条防线蚕食掉了一半。

明朝在关外的重镇只剩一座宁远。

宁远，也就是当年袁崇焕大破努尔哈赤的地方，在1644这一年由大明关外唯一的总镇总兵吴三桂镇守。

吴三桂和多尔衮同岁，是明末辽东的一员勇将。

皇太极一朝，写给吴三桂的招降信得有几箩筐；偶尔吴三桂回复一两封，能把皇太极高兴好几天。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几次王朝更替不同，明末清初的局面不是“新旧王朝单挑”，而是“三国演义”。

在明朝的大战略里，对关外的清朝主要靠“死守关宁锦防线”，而主要的精力其实是用在关内剿灭农民军上。

其实这种中原王朝内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的场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

比如秦末汉初的匈奴，宋初的辽国。

故事一般的逻辑走向，往往是新兴王朝在统一关内休养生息后，挥师北上讨伐少数民族政权。

有成功的，像汉朝；也有失败的，像宋朝。

可惜的是，在明末的乱世中，中原大地上的几支力量全都不堪大用。

什么汉高祖、明太祖，萧何、韩信、刘基、徐达，通通都没有。

盖一个平房和盖摩天大楼，都是盖房子，但摩天大楼绝不是把一个平房复制100遍。

同样，当一个流寇抢地盘糊口，与建立王朝平定天下，也需要完全不一样的设计。

作为当时最出色的“流寇”，李自成最大的优点是运气好。

粗略估计，他大概死里逃生了几十次。

李自成的“打法”完全不像是步步为营、要改朝换代的样子，而是一哄而起，类似洪秀全的风格。

自始至终，李自成就是一个带头大哥的形象；准确一点说，他是大哥被剿灭后的“替补大哥”。

率部进京后，李甚至约束不住部下。

山海关大战前李自成原本是要派二当家刘宗敏去剿灭吴三桂的，刘宗敏当众叫板李自成：凭什么你在北京城吃香喝辣，老子去拼命。

这样李自成才不情愿的“御驾亲征”山海关。 

李自成攻克北京是一个极其偶然的结果。

1644年的正月，多尔衮以清帝的名义致书李自成，提出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策略。

在多尔衮的评估中，大明仍然实力强劲，是“主要矛盾”，要联合李自成这个“次要矛盾”来协谋同力。

不过李自成并没有理会多尔衮的信。

当时拿下西安的李自成看着明军在山西一带云集重兵，甚为忧虑，于是出兵北伐大同等地。

返回西安途中，李自成兵临北京，想跟崇祯要点军饷。

李自成的条件是一百万两，希望能被明朝皇帝列土封王，还愿意主动去帮崇祯对付满清，为国戍边。

就是这样极度优惠的条件，崇祯“断然拒绝”。

正在李自成进退两难之际，农民军象征性的攻了一下城，京城叛徒开门，北京沦陷。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北京的花花世界之旅。

他们丝毫没有管理一个帝国的经验，甚至没有管理一个城市的经验。

在当时这样一个时间点，全国范围内仍有大量地区是明朝统治；尤其是江南一带，几乎完好无损。

然而封建王朝的脆弱就在于赵烈文说的“抽芯一烂”。

一旦京城遭遇了“斩首行动”，全国各处的明军便群龙无首。

天下大乱。

1644年的四月初九，多尔衮统率满、蒙、汉八旗军十余万人，离盛京沈阳西进。

这基本是清朝的全部家底。

放在历朝历代，想要改朝换代、一统华夏，这点兵力都是远远不够用的。

需要说明的是，多尔衮出兵的时候只知道中原有点乱，想和李自成夹击明朝，并不知道北京陷落的消息。

所以按照最初的规划，多尔衮大军还是要绕道长城喜峰口一带的，因为他没有心思和信心去强攻宁远和山海关。

无奈大清的运气实在太好。

四月十一日，多尔衮大军至辽河，在这里他接到探报——李自成已于三月十九日攻取京师。

大明朝就这样稀里糊涂亡了。

多尔衮很尴尬，他原本是要联合李自成攻打明朝的。

此时洪承畴、范文同等谋士建议多尔衮，一定要立刻给予李自成军事压力。

一旦李自成收编完各路明军，以关内之力，大清不是对手。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立刻给予李自成军事压力呢”？

正当多尔衮犹豫如何进兵的时候，吴三桂的求援信到了。

作为大明朝地位最显赫的总兵，崇祯的死让吴三桂和他麾下的关宁军瞬间失去了效忠对象。

他们只能从李自成和多尔衮这两伙讨厌的人中选一个投靠。

之所以吴三桂部极为关键，除了因为他们战力强悍，更是因为手握山海关这把钥匙。

谁得到山海关，万里长城就是谁家的。

进可攻、退可守。

关于吴三桂为何降而复叛李自成，原因历来众说纷纭。

在大顺军直逼京畿时，吴三桂奉命率兵入卫京师。

他在路上得知京师已破、崇祯自缢，于是折返山海关。

打下北京的李自成令明降将唐通领兵八千赴山海关招降，吴三桂答应归顺，将山海关交予唐通，自己率军离关进京。

明朝精锐骑兵形象

古代的通信是极其不发达的。

多尔衮要是知道现在山海关上是唐总兵，还不高兴的赶紧过来祝贺。

吴三桂行至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在京遭农民军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夺占的消息。

于是他顿改初衷，打着为崇祯帝复仇旗号，拒降李自成。

回师的吴三桂一举攻克山海关，击败唐通部。

李自成闻讯，立即召集他的兄弟们商议。

昔日的泥腿子们此时一个个顶着丞相、大学士、上将军的唬人头衔，但脑子里还是停留着土匪的思维。

一番讨论后，李自成带上六万大顺军精锐（主要是明末西北边军），外加几万明朝降兵，和刘宗敏一起上路了。

李自成此行并没有想着要拼命，他还带上了明朝太子朱慈烺和吴三桂的老爹吴襄，做着招降吴三桂的大梦。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给留守北京的大顺丞相牛金星安排了几万人马。

整个山海关大战期间，李自成倚重的丞相牛金星一直在北京研究大顺官制，没有派一兵一卒支援。

满州精锐骑兵形象

得知李自成大军来伐，吴三桂以大明辽东总兵的身份遣使致书多尔衮求援。

由于这段时间事情变化的太快，吴三桂一时没反应过来大明已经亡了。

清军在翁后（在今辽宁阜新境）遇到吴三桂使者。

综合之前北京城陷落的情报，多尔衮立即意识到，争夺天下的关键时刻来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奖”，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

相比于李自成慢慢悠悠从北京到山海关走了八天，多尔衮扔掉步兵和辎重，亲率八旗精锐骑兵改道宁远一线，日夜兼程，疾趋山海关。

清兵自四月初九出发，四月二十日抵连山，共行军十三日。

最后一天，多尔衮更是一口气疾行军二百余里，全军疲惫至极。

可以说，多尔衮对吴三桂的求救信给予了相当大的信任。

要是此刻吴三桂此刻以逸待劳袭击清军，后果不堪设想。

山海关大战期间吴三桂多次请求多尔衮出兵，而后者一再拖延，也有休整部队、等待后续援军的考虑。

并非完全是坐山观虎斗。

山海关大战古战场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清军进至离山海关城仅二里，当时李自成部已发动大规模攻城。

吴三桂见情势危急，率轻骑飞奔至城东威远堡清军营垒，跪降多尔衮。

多尔衮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

在吴三桂按满洲习俗剃头后，多尔衮许诺将皇太极女建宁公主嫁给吴子吴应熊。

当天，多尔衮偕亲兄弟和硕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郡王多铎率八旗精兵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进入关内。

此时李自成已发现清军的到来。

由于真正的大战尚未开始，他完全有时间退回北京，或者坚守营寨不出，再调北京援军。

或许是因为几十年造反路上运气一直太好，亦或许是被之前秒克京城冲昏了头脑，李自成错误的判断这是清军小股部队。

于是他希望在第二天来一场大战，彻底解决吴三桂。

吴三桂也是这么想的。

1644年四月二十三日这天，决定各方命运的决战终于到来了。

有了清军壮胆的吴三桂，索性将关宁军主力拉出城外，直接与闯军对峙。

关宁军与李自成部自从清晨激战到下午，突然大风骤起，扬尘蔽天。

多尔衮见势，令阿济格、多铎各率两万精骑，乘风势直冲大顺军。

大顺军阵营顿时溃散，陷入清军和关宁军的合力绞杀。

回京的路上，李自成杀了吴襄泄愤，后仓惶称帝逃亡。

仅仅一年之后，他便在南方被老农打死，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山海关大战后，吴三桂先是率军从山海关打到北京，后又从北京一直打到缅甸，官拜平西王。

关于他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大清就在这样一连串的偶然中，以极其微小的代价成功进入北京，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由于并非是一次“新旧王朝单挑后的颠覆”，所以清王朝统治者对于如何处理大明的遗产，感到非常棘手。

有清一朝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顺治去哭崇祯的坟，康熙三跪九叩明孝陵，乾隆给袁崇焕平反等等。

与上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元相比，清朝基本沿袭了明制，汉化程度大大加深。

不过相对汉王朝，大清的统治者们文化自信稍显欠缺。

他们朝五晚九兢兢业业的上朝批奏折。

没有炼丹的，没有做家具的，更没有自封大将军出去打仗玩的。

如履薄冰，中规中矩。

所以曾国藩才会认为“本朝君德正”。

但是对于王朝如何建立、如何得天下这一关键历史问题，大清始终不能像前任大明一样论述的理直气壮。

因此大清不能像其他王朝开国时那样搞类似“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隆重军功大典。

原因也简单，因为“开国第一功”是吴三桂这种人，一大半江山是“贰臣们”打下的。

比起平西王的功劳，什么索尼、鳌拜，都得靠边站。

乾隆年间编写清朝官方史书时，对于开国这段历史，清廷很为难。

斟酌再三后，清朝的宣传部门专门整了一本《贰臣传》，作为“附件”。

像为满清入关立下大功的洪承畴等前明降将，都成了“贰臣”。

这无疑是变相承认了“得国不正”。

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起事的时候，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纲领。

说来也是讽刺。

这个口号是五百多年前吴王朱元璋在应天府出兵北伐檄文中的一句，相传由大文豪宋濂起草。

历史来来回回，朱元璋的口号就这样又被孙中山用了一遍。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和《少年听雨歌楼上》中的金王朝一样，大清的这种道德困境，从吴三桂打开关门的那一刻，已经注定。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