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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汉镇墓俑——见证雄踞四川一方的政权（下）
成汉俑。
图中绿线区域内为历史上的成汉版图。
三星堆青铜人像。
金堂成汉墓发现的凸眼镇墓俑。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文/贾丽 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
“成汉”后期，也是“汉王”李寿在位的最后几年，“成汉”交好后赵，在赵石虎“入侵中原、平分天下”的诱惑下，李寿大造船只、整修兵甲，编制七万军士欲与后赵联军。眼看着华夏大地上其他强族的崛起，以及周围无数政权的混战，李寿的臣子心腹，先于他而感受到了唇亡齿寒的威胁。在群臣的极力阻拦下，李寿最终作罢，士兵徒众高呼万岁、流泪叩首。
一
桓温伐蜀凉山重回东晋版图
成汉汉兴六年（343），李寿去世，“太子”李势即位，改元“太和”。与其父辈相比，李势的政权来得太容易了，好像这“皇帝”天生就该是他的。正因如此，李势似乎从没好好琢磨过，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他骄狂贪吝、不理政事，更滥用刑罚、残害朝臣，一时间“成汉”上下人人自危。与此同时，东晋朝廷内部，也有一位野心家在韬光养晦，步步为营。他叫桓温，是东晋明帝的驸马，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最早提出趁“成汉”衰微时西征伐蜀，受到东晋朝堂的一致反对。
成汉太和四年（347），桓温先斩后奏，率一万军士轻装急行，长驱直入。蜀地险阻，在没有任何援兵的情形下，桓温的西征不被看好。只有其挚友，名士刘惔认为此战志在必得，且刘惔看清了桓温的野心，称攻下蜀地后，只怕东晋朝廷再难控制桓温。果然，晚年的桓温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欲夺帝位，但那早已和“成汉”无关。
只看当时的“成汉”一盘散沙，李势昼夜寻欢作乐，桓温部队几乎未受太大的阻拦，就三战三胜抵达彭模（今四川彭山），直逼成都。慌乱中，李势集结所有兵力，在笮桥（位于成都西南）做最后的抵抗。这是“成汉”与东晋之间的一场硬仗，双方均死伤惨烈，桓温破釜沉舟得以险胜，李势则连夜出逃，并向桓温送上降表。最终，李势被桓温赦免，封为“归义侯”，十四年后病逝于建康（今南京），一方政权也葬送在了他的手里。
随着“成汉”的灭亡，其所辖领地重回东晋版图，凉山亦然。但即便在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交集，凉山乃至整个四川境内发现的“成汉”时期地下文物却少之又少。除了“成汉”自身的短暂外，也与同时期政权更替频繁，以及战争不断有关。所以，当1989年凉山境内首次发现成汉墓时，在当时的四川亦仅属于第二次。且在那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只有成都及周边的什邡、德阳等地，发现过屈指可数的一些“成汉”遗存。
在有限的出土文物中，几乎所有的“成汉俑”都一改东汉以来四川陶俑圆润的面貌，而以奇特的外形存在着，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但基于“成汉俑”发现过少，对其研究资料发表亦少、成果不多，许多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
二
相似的面容陶俑引发的学术讨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成汉俑”的族属问题分为两派。大多数学者认为，“成汉”政权为賨人建立，所以“成汉俑”应当是仿造了賨人的面部特征，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风格；而以凉山州博物馆前馆长刘弘先生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其与巴蜀“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人像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他提出，汉晋时期，蜀地还完全笼罩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而天师道吸收了古蜀的巫觋文化，并深刻影响了“成汉”政权，因此，“成汉俑”反映出了賨人的宗教信仰。
《华阳国志》载：“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其中所说的“鬼道”，后世称为“天师道”，又名“五斗米道”，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賨人因敬信天师道，并值汉末大乱，纷纷迁入汉中，而李特起义时，也因得到天师道首领、蜀中豪族范长生的大力支持，使得流民渡过难关，转危为安。
“成汉”建立之初，李雄本想拥立范长生为君王，以缓和流民与蜀民之间的矛盾，但范长生认为自己无法领导流民，于是充分利用信仰的力量“传授天意”。李雄称帝后拜范长生为丞相，在其“休养生息，薄赋兴教，切莫穷兵黩武”的劝导下，“成汉”一度昌盛，天师道亦成为“成汉”统治集团的精神支柱。
无独有偶，在上世纪80年代发掘的“三星堆”器物坑中，的确出现许多与“成汉俑”极为相似的面容，绝大多数三星堆青铜人像均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方形脸，眼睛外凸，眉弓凸起，宽鼻阔嘴，大耳招风，颈部颀长，双手多放于腹前……
三
三星堆青铜人像与成汉俑族属可能同源
近年，学术界又有了新的观点，以李绍明、蓝勇先生等为代表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家，从面貌和形体反映出来的体质特征分析，认为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族属很有可能同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索德浩先生结合文献、考古、民族学等材料，对“成汉俑”的族属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其认为：
首先，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表现出的人种一致，种族主体为蒙古利亚人种。“成汉”的建立者虽是賨人，但其领导的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多为西北陕甘地区的氐、羌人，体质特征自然以西北氐羌为代表。
其次，賨人迁至汉中后，属于当地的少数派，历经三世或许早已融入氐羌社会，严重氐化，而以氐羌为统治基础的“成汉”葬俗未必会依賨人之风。
再次，从考古材料上看，賨人分布区域范围内未见与“成汉俑”造型类似的陶俑，推测其并非賨人遗存。而蜀地在“成汉”以前、以后的历代也再未使用此类陶俑，确认其为六郡流民的遗存。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阴平这六郡，世为氐、羌的传统聚居地，而氐羌及其先民居住的地方，恰恰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地。
在对三星堆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其虽受长江中下游、中原等地的影响，但文化主体来源于“宝墩文化”，并在长期的分析过后，建立了三星堆文化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源于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而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头在甘青地区。
同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经过学界近四十年的分析论证，认为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主要源自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再结合复旦大学的遗传学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藏彝走廊”的人群也与甘青地区存在渊源关系。
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在漫长的几千年中，成都平原不断有族群从甘青、岷江上游地区迁徙而来，源源不绝、经久不息，将看似遥远的西北与巴蜀文化，隐约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更能笃定地确信，纵然文明的面貌从未停止地发生着变化，但延续的精神血脉没有一刻不指向记忆深处的祖源。藉由着这样的力量，一代代政权、一个个民族也得以像散落的珍珠，在幽旷的历史长河中，独耀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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