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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二千多年前，就已经从“象”深入到了“应”，获得了自然、客观、真实的生命本质，把握住了天人相应的根本规律——阴阳。 形态医学的西医，至今还停留在“象”层面，基因蛋白之象，细胞组织之象，体液分子之象；心电图之象，超声波之象，X光核磁之象，没有走出“象”的迷局，找到认识生命本质的方法和途径。 离开医疗仪器，如今的西医，盲人瞎马，医疗活动寸步难行。医疗仪器越先进，医院级别越高。医疗仪器成为医疗技术的象征，人机对话成为临床医疗的模式。 西医认为，生理病理的形态真实才是生命本质的真实。中医认为，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之应的真实才是生命本质的真实。 人立之本不同，医疗之道不同。 哪一种文化认为的生命本质，才是生命真理呢？我们应该依从西医还是依从中医，认同肉体客观还是认同生命客观？这就要看哪一种理论，是经历过历史的、广泛的生命实践的检验。 生命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时一事的检验，而是历史的、反复验证的检验；不是静态、固定、标准化的检验，而是动态、变化、差异性的检验；不是局部、单一、孤立化的检验，而是整体、联系、相关性的检验。 检验生命本质的真理性的真假，把生命现象作为客观依据，从象循气，动态联系，天文、地理、人事，综合分析，以“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为终极性目标，考察医学理论实践所产生的效用，结论才可靠，才真实。 生命之应的本质认识及其实践检验，中华民族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一代又一代，去伪存真，积沙成塔，才有了《神农本草经》，有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理性认识，中医之道才得以形成，临床之术才不断完善。 《伤寒论·原序》：“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颅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仅仅张仲景的家族，不到十年死亡三分之二，因伤寒的占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七。正因为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吸取过去经验教训，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又经过自己“平脉辨证”，才创立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的创立，搭建起了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的逻辑桥梁，中医学就很成熟了。 以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体验为客观，形成理论，实践理论，完善理论，数千年、上万年，到了东汉时期，中医学才发展成为了一个具有生命真理性、临床客观性，既有理论原则，又有临床规范的生命医学。 文字记录，中医始于神农尝百草，若说生命体验，应该更加久远，有学者认为有数万年，乃至于数十万年。 《四部备要·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我以为，这里的神农不一定是指神农这一个人，而是指集前人之大成，归纳出百草滋味——酸苦甘辛咸，并将前人积累下来的相关生命体验，汇集、思考，形成规律性认识的圣人们。 “一日遇七十毒”，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无意识的生命体验，所付出的代价；说明的是，四气五味、性能功效、七情配伍等与本草理论，是直接在活生生的人获得的认识。 神农之前的漫长历史的生命实践，如同现今的鹦鹉、大象等动物，没有气味性能的认识，口口相传，前人吃这样，解决这样痛苦，现世之人也吃这样，解决这样痛苦；前人吃那样，解决那样痛苦，现世之人也吃那样，解决那样痛苦。 没有四气五味、寒热虚实、五藏表里等本质化的理性指导，头痛就用治头痛的药，脚痛就用医脚痛的药，付出的生命代价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神农总结前人生命体验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寒热温凉、升降浮沉、五味性能、七情配伍等本草与生命联系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张仲景则以“证”为治疗目标，将大小缓急奇偶复等方药理论，与表里内外、标本主次、缓急的病机性质对应起来，彻底抛弃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原始医疗。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生命教训，“平脉辨证”的临床实践，张仲景极力反对把症状作为治疗目标。症状是疾病现象，“观其脉证”所收集和确认的临床症状，不过是“知犯何逆”的客观依据，“知犯何逆”的结果——三阴三阳、藏腑经络、气血营卫的表里、虚实、寒热等的病机结论，才是治疗目标。 “随证治之”，病机为本。形成“证”的认识，“辨症求机”为基本方法，没有“辨症求机”的临床思维，中医就和西医一样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张仲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辨症求机”的临床思维，使中医从疾病现象的医疗进步到了疾病本质的医疗。 疾病本质——病机为中医治疗目标，《黄帝内经》就已经确立。张仲景发展《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要素理论，确立了“辨症求机”思维的临床规范，使《黄帝内经》的理论，在临床医疗的运用具有了可操作性，能够坚持“治病必求于本”的临床思维，始终以活生生的人为实际对象，才有了后来的内伤病机、郁证病机、命门学说、温热病机等各家学说。 《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要素，有三个：病邪、病性、病位，《伤寒论》增加了病种、病形、病势，“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临床思维，在病性之辨、病邪之辨、病位之辨的基础上，发展了病种之辨、病形之辨、病势之辨，“治病必求于本”的求证思维至此就完善了。 疾病现象，从整体上说，动态变化、不确定。从个别看，确定、不变，古往今来，张三李四，头痛就是头痛，脚痛就是脚痛，实质没有变化。 疾病本质，理论上说，一定、不变，阴阳神气、五藏六腑、经络气血，东西南北、男女老幼都一样。在活生生的人，不确定、多样变化，如头痛的病机可能是肾虚，可能是肝阳上亢，可能是风寒，可能是瘀血，可能是痰湿，不同时空、不同的人，病机本质有不同。 明·李宗梓《医宗必读》：“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顺逆进退，存乎于其时；工巧神圣，存乎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于其用。” 吴鞠通《温病条辨·解儿难》：“医也者，顺天之时，测气之偏，适人之情，体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数也，无所不通，而受之以谦，而后可以言医。” 立病机之本质，成辨症之思维，行“随证治之”，是中医自张仲景以来的临床之道。 本立而道生。生命之应的本质，确立临床医疗的病机本质，形成辨证论治之道。没有病机本质，便没有辨证论治。形态肉体的生理病理，在西医是疾病本质，在中医是疾病现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经过“知犯何逆”的“辨症求机”思维，才能转化为中医的治疗目标。把生理病理当成唯一的医学本质，抛弃“辨症求机”，是开中医文化的历史倒车。 立生命本质，成人文之道，能以人为本。科学化、数据化的本质上确立的医疗之道，在形不在命，仪器具有权威性，陷入人机对话的冷冰冰的野性医疗也就很自然了。生命本质是因应联系的本质，是我命在我的本质，生命之形、生命之神、生命之气三位一体，统一于阴阳。 疾病的生命本质，就是病机，可以反应为自我感觉的痛苦，脉色舌象的异常，局部形态的异常。中医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和确认这些异常的现象，在“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原则规范下，“各司其属”以求其本，辨证论治自然就人当人看，把人当人医。 科学成为真理性的判官，实验仪器是认识本质的唯一途径。如今的西医，没有实验室，没有医疗仪器，可以说就不存在了。 “医学是伴随着人的活动而起源并发展起来的。而医学的发展也是从经验医学开始的，经验医学是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只是到了科学建立之后，医学才借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得到更快速更有效的发展。”[1] 实验仪器的进步，推动物质科学的发展，促进物质认识的深入，但这样的认识，是外在化的认识，不是活生生的人的认识，用于活生生的人，要破坏人的自然完整性，割裂生命的多维联系，而且只能认识肉体的器官之象、组织之象、细胞之象。 生理病理已经深入到了分子、原子层次，离活生生的人越来越远，离生存关系越来越远，人不是“我命在我”的人，基因编辑改变人的属性，活生生的人沦为了可以加工的对象。 中国文化、中医学对人的认识，是在自然完整性的基础上，尊重多维联系的客观事实，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现象、疾病现象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改变、不取舍、不介入，外在于活生生的人，外在于生命自然，去获得本质化的结论。 道不同不相为谋。“阴阳应象思维”的中医，属于人道文化；显微镜逻辑的西医，是物道文化，客观基础不同，临床模式不同，医疗作用的对象不同。党和国家有了好政策，但还需要中医人自己去落实，有所作为，守住中医之道，走中医之路，无愧于党的关怀，无愧于国家的扶持！ 文化确立的人的本质，决定文化实践的路线和方法，产生实际效应。本质的实质不同，生命效益不同，或有益于生存环境、生存状况、生存远景，或不利于生存环境、生存状况、生存远景。 西方文化是物质元素、物质结构和市场经济的文化，眼中的人，就是肉体物质形态，医疗就看肉体形态的生理病理，没有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意识，没有和的文化理念，所以带来了热兵器，带来了原子弹，带来了生化武器，出现了地球环境越来越不适宜人生存，相互厮杀争斗越来越残忍、阴险，用活生生的人作实验等大恶之事。 西方文化，资本家可以利用灾难发大财，资产阶级可以发明创造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金融理论，论证自己的剥削、压榨的合理性。同样的，形态医学用仪器实验的结果，否定自然客观的生命事实，用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抹杀“我命在我”的真实性，把自己美化为唯一具有真理性的医学。 没有活生生的人的文化是野性文化，没有活生生的人的医学是原始医学。在野性文化、原始医学，形态物质是真理，市场经济是真理，物理法则是真理，活生生的人不是真理，自然生命不是真理，我命在我的事实不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治疗新冠肺炎，中医疗效十分显著，远远超越了西医，而那些西医的大权威，还口口声声说没有特效药的文化原因。 知生命本质，知人的生存，文化才不违背为人服务的基本宗旨。 什么样的动力学目的发展起来的文化，才是为人服务的文化？恶之欲的物质追求、利益贪婪？善之欲的仁爱精神、与人为善？是物质生活的更多、更好、更新，争斗的野性力量日益进步的文化，还是维护自然环境的清净，营造社会环境的祥和，强健人的“阴平阳秘”的因应协调性的文化？ 在自然，不破坏天地气交气化规律；在社会，使人拥有自食其力的基本条件；在医疗，不取代和削弱人本身的抗邪力、愈病力，这样的文化才能履行为人服务的职责。 试想，导致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剥夺人自食其力的生存条件，削弱人本身的抗邪力、愈病力的文化，是在为人服务吗？不过是彰显文化野性，证明野性力量的强悍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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