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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大部内容为三代以前上古故事，近来重读，有所发现，或对商代先公“王亥”故事有所补充，现不揣浅陋，请教于方家。 王国维先生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山海经》中“王亥”确有其人，为殷代先王无疑。王说：“尝读《山海经》纪王亥、有易事，恒以为无稽之说，及读殷人卜辞，见有王亥、王恒诸名，乃知《楚辞·天问》中'该秉季德’一节实纪殷之先祖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与《山海经》《竹书》相表里”。 此后，又有众多学人对《楚辞·天问》的这一段章节作了详细研究，但对此一章节其中一句“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总是语焉不详。前人研究一种说法，《天问》是屈子对图发问，大概这种说法是对的，而且更有前人指出，这些图与《山海经》内容相合（很多人认为屈原所观就是《山海经》）。“繁鸟萃棘”无疑也是图画描述，我在翻阅《山海经》过程中，无意间发现有一节内容与之相合。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行玄丹之山。有五色之鸟，人面有发。爰有青鴍、黄鷔、青鸟、黄鸟，其所集者其国亡。”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也有类似记载：“䳐鸟、𪆻鸟，其色青黄，所经国亡。在女祭北。䳐鸟人面。居山上。一曰维鸟，青鸟、黄鸟所巢。”，这幅图景不正是“繁鸟萃棘”吗？商人以玄鸟为图腾，而青鸟、黄鸟可能就是指的上甲微所帅商人和河伯所借之师，“其所集者其国亡。”与“所经国亡。”正表明灭有易之故事。可这个解释有个矛盾之处，前人研究皆把“有易”地望定于河北，而《山海经》王亥故事在东经，此句却在海经西边，与河北地望差距较大，这如何解释呢？我认为，“有易”当为“有昜”，易、昜二字在金文和甲骨文中相差较大，但篆字则相近，后人在传抄中把两者弄错了。先秦文献中“昜”与“唐”通假常见，“有昜”就是“有唐”，唐人在上古史所习见，其地望一般认为在山西，仍与经中所述不合。这恰是问题之所在，我认为唐之地望在上古时并不在山西。 《春秋左传·昭公元年》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历代研究一般认为“阏伯”为契，其封地在商丘，为商初祖；实沈为唐人初祖，其地“大夏”在今天的山西晋南。阏伯地望本人并无疑义，但实沈所迁的“大夏”则另有所见。 《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载：“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阏伯、实沈从史载可推断为夏禹前后人。在本人文章《解读上古中国的一把钥匙------关于<山海经>所载地域及其史料价值的讨论》中，已对海经范围作了具体的推断，其地在今天河南省中部：西不过嵩山，东到商丘，北在濮阳，南到许昌。同时，对海经中的著名地标昆仑山定位于浮戏山周边，大运山为具茨山。而从上述两则记载可以推断，当时“大夏”尚在今天的新密（昆仑和天穆之间），实沈所迁之“大夏”即为此地，而非传统所指的晋南。《左传》所载实为西周时唐地，当是夏亡后，唐人迁至山西。所谓邑姜梦之，显然为周人伪造之神话，所言大叔因虞而获唐地之正当性，可见唐人为虞臣，三代以前为共识，且唐非虞明矣。这个唐在王亥时号为“有昜”，即实沈之后，商人与其交好，自有源缘，其地望在今天河南新密、郑州之间。 最后，我们再看下《大荒东经》的记载“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有人把这个困民国解释为有易补灭后的余孽所建之国，“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这段显然有缺文，但前文“两手操鸟，方食其头。”而本句“方食之”，两相对照，显然其主体为困民国、为王亥，“困民”前人早已论证，当为“因民”，与摇民音同。其实，这个“因民”（摇民）就是殷人，帝舜为帝喾，“帝舜生戏”，戏则为“契”，殷人正为其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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