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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相比古代社会，今天的人类受到犯罪的困扰其实更加严重。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犯罪率已经是非常低的了，不仅显著低于贫弱战乱的国家，也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今天的中国比起古代的盛世，其实犯罪率还要更高一些。由于古代没有犯罪率统计，单纯的犯罪率不好比较，但是从死刑人数上大致可以看出端倪。中国现在的死刑人数有多少呢，这个数据原则上是保密的，为了避免“传谣”，我在这里就不引用了，但其实网上有很多信息，大家可以自行了解。而据《资治通鉴》记载，唐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的人数才29人，且“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考虑到古代的刑罚远比今天严厉，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天的治安状况，其实还赶不上古代的一些太平盛世。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照理说，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犯罪率应当远远低于古代才对，其实则不然，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人们脑子里装了太多法学和人权的教条，却忘记了最基本的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尤其是惩戒措施的单一化，对多样化的犯罪显得非常无力。 制止犯罪有三个基本要素，降低犯罪意愿、提高惩戒及时性、提高惩戒针对性，除此之外，统统都是扯淡。 一、降低犯罪意愿 一个人去犯罪，往往是由于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不铤而走险去满足这个需求，在当下简直就活得生不如死。为了满足某种客观刚性需求而进行的犯罪，我将其称为“刚需型犯罪”，对于此类犯罪，单纯的禁止效果并不理想，禁止一件坏事，往往会导致更坏的事情发生，必须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需求，才能降低犯罪意愿。 最基本的刚性需求永远是吃饭，因此避免让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境地，永远是减少犯罪的不二法门。当经济衰退的时候，犯罪率就会增长，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规律，所以从整体而言，促进经济繁荣可以降低犯罪，从底线而言，为所有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也可以降低犯罪，无须赘述。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应当注意保障的水平，应以维持基本生存为限，否则会养懒人，进而拖累经济，最后反而增加犯罪，具体的设想在《兴国百策（5）——以全民发钱取代一切福利》中有详细阐述。 吃饭是刚需，但刚需不仅仅是吃饭。 食色性也，性对于某些激素水平较高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刚需，当他的性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整个人都会处于一种狂躁状态。因此，允许色情业合法化，为有需求的人提供正常的释放渠道，就是保护其他女性免受侵害的必要手段。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早在罗马时期，人们就知道，妓院的存在，是保护公民妻女免受登徒子骚扰侵害的最佳办法。并且实践也证明，当有了合法的释放渠道以后，性犯罪率就会大大降低，比如荷兰红灯区开张当年，强奸案就降低了一半以上，直到今天，荷兰也是全球性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器官移植也是一种刚需，对病人来说，这是生和死的区别，但现在的器官供求比达到了1：30，严重供不应求，因此就极易滋生犯罪行为。一些人或者机构去盗取他人的器官，有偷活人的，也有偷死人的，还有把活人偷成死人的，这无疑是非常严重的犯罪，但也非常难以禁绝。现在的合法器官来源唯有捐赠，缺乏经济激励，供给肯定是不足的，其实解决的方式很简单，允许本人自由出售自身器官即可。濒死之人可以立遗嘱出售器官，利益归其继承人，甚至正常人也可以出售自己的器官，只要严格认定程序，保障充分知情且自愿就行了。 还有一些准刚需：比如输血，这个和器官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供应缺口没那么大而已，禁止医院买血一度迫使卖血转入地下，这些违法采血行为反而导致了艾滋病的泛滥；比如赌博，你可以禁止赌博，但你永远禁止不了赌性，赌博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在投资、消费的时候充分发挥他们的赌性，投机者开发出各种奇葩的赌博性产品，反而危害经济健康；甚至比如吸毒，对已有毒瘾的人而言毒品就是刚需，为了吸毒他不惜倾家荡产，然后只好以毒养毒，又去诱骗别人吸毒，于是形成了一个吸毒传染链，各国为了禁毒杀了多少人，事实证明，完全禁不了。 刚需是禁止不了的，而满足需求最好的方式就是市场，因此我一贯提倡，对一切不直接危害第三方的需求，统统应该合法化，比如黄赌毒，都应该开禁。黄和赌采取集中式牌照式经营，课以重税，不仅减少犯罪，而且充实财政，毒的情况特殊一点，可以由政府专营，价格低于市价，但只准现场吸食不准带走，这样就切断了吸毒传染链的利益逻辑。政治是必要之恶，有些恶事由政府主动来操作或者引导，社会危害反而会小很多，如果政府只顾着当道德楷模的话，恶反而会在民间肆虐。 犯罪种类很多，除了为满足刚需而进行的犯罪，还有大量出于主观需求的犯罪，主观的需求可以是利益，利益虽然多多益善，但并非刚性需求，这种就是“利益型犯罪”，还有一些主观需求源于不健康的心理和人格，因此我将这些犯罪称为“病态型犯罪”。 对利益型犯罪和病态型犯罪，更重要的是增加惩戒、矫正和威慑，降低犯罪意愿相对较难，但也有工作可以做。比如个人对社群的认同感就能遏制很多犯罪的冲动，培养认同感的方式很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熏陶等等，都有一点效果，但不会太明显。不过有一种行为倒是很能够破坏认同感，那就是不公正，主要是在司法和重要资源分配上的不公正，尤其是系统性的身份歧视，如户籍歧视等。 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也对制止犯罪有一点作用，但是对这种作用的期待不要太高，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但是效果不彰，因为现实永远比宣传更有说服力。 二、提高惩戒及时性 我很少推崇什么法学家，但是贝卡利亚例外，虽然我反对他轻刑特别是废除死刑的观点，但我喜欢他的思维方式，他所著的《论犯罪与刑罚》中，的确有很多经典的论述。比如，“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刑罚不但应该从强度上与犯罪相对称，也应从实施刑罚的方式上与犯罪相对称。”“从本质上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 后来有人总结出一个“火炉法则”，就是把“火炉”烧得红红的，放在那里，本身并不会主动烫人，但只要有人敢于触摸，它就必烫无疑，不会顾及触摸者的身份，人人平等，谁摸烫谁，而且立即处罚，没有下不为例。“火炉法则”精确地概括了几项刑罚要义，警示性、及时性、必然性、平等性，熊熊火苗显示威慑，马上烫手毫不拖延，必然烫手绝无侥幸，谁摸烫谁勿论尊卑。 人类的心理特质决定了，及时的和必然的惩罚是威慑效果最大的，哪怕惩罚的力度本身并不太大。我们都知道缓刑是比立即执行更轻的惩罚，但是大家却都装作不知道，冗长的司法程序本身相当于事实上的缓刑，这就叫破坏及时性。某种罪行如果100%被判一年，犯罪的人就比较少，如果有50%的概率被判两年并有50%的概率逃脱，犯罪的人就会比较多，这叫破坏必然性。 在实际操作中，惩戒的必然性是和及时性紧密相连的，失去了必然性，相当于部分犯罪可能永远得不到惩罚，当然也就失去了及时性，而及时性往往受制于疑罪从无的慎刑思想，漫长繁复的诉讼过程在危害及时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必然性。既然两者是一体两面的，我就统一放在及时性下来讲，那么，怎样达成及时性呢？ 第一，要提高破案率。这并不是靠刑侦人员的高素质，而是靠设备和制度，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犯罪率低是因为破案率高，而破案率高是因为满大街的摄像头和严格的实名登记制度。90年代时，中国的犯罪率也很高，车匪路霸、拦路抢劫、入室盗窃甚至流窜杀人都不罕见，很多案子成为无头案。自从大规模加装摄像头和推行住宿实名制以后，犯罪分子至少在城市中已经无所遁形，即便是逃窜也只能前往老少边穷地区和荒郊野岭。近20年来，治安形势逐步好转，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不管人们对监控一事有多少感情上的抵触，但无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简而言之，保持行为和人员的可追溯性，可以有效提高破案率，降低犯罪分子逃脱的幻想，从而遏制犯罪冲动。 第二，要加快审判速度。现在的司法程序过于冗长，中国就很冗长，西方更加冗长，美国的重罪死刑犯，从犯案到审结执行一般都要十几年，最多可达三十多年，也有等不到死刑自己老死的。按照我所设想的审判机制，大量简单民事单案件可以在案发现场通过视频询问在几分钟内审结，并可立即执行，而且不可能存在任何争议，具体可参见《兴国百策（8）——人为自己立法》。对于相对复杂的案件甚至高度疑难的重案，也有一套快速审判的办法，再复杂重大的案件，无非是侦查阶段多花点时间，只要提起诉讼，都可以确保在三个月内结案，而且冤假错案的概率可以降到极低。具体的设想将在《兴国百策（12）——诉讼的革命》中详细论述，简要地讲，有三个关键点：首先，取消法院现场庭审，改为从全国审判员库（由专职法官、法学教授、法学学生按比例构成）中随机抽取审判团，远程进行网上审理，随时随地可以开审，但审理时间非常充裕，可以长达数天；其次，开始初审时，二审即做准备，以此类推，保障上诉程序无缝衔接，但并不会因提前准备而浪费任何司法行政资源；最后，对有旁证无铁证的重大疑难案件，既不疑罪从有，也不疑罪从无，而是实事求是地坚持疑罪从疑，具体操作上“疑罪从保”，在保障快速结案的同时，让罪犯家属心服口服。 第三，改革惩戒方式。取消一切缓刑，减少徒刑罪名，大幅压缩徒刑刑期，增加鞭刑、流刑和肉刑，并视犯罪性质选择是否公开行刑。缓刑的逻辑非常奇葩，简直就是在明示罪犯家属加紧勾兑，从震慑效果讲，较重的缓刑也完全不如较轻的立即执行，因此缓刑应完全废止。徒刑是一种非常无效而费钱的刑罚，行刑过程漫长且具有天然私密性，本身就是在破坏惩戒的及时性和警示性，远远不如公开打板子来得直接有效。 三、提高惩戒针对性 现代刑法的惩戒方式是非常单一的，就一个字，关，不管是徒刑还是拘留，本质上不过是关起来。对于少部分国家而言，还有死刑存在，但是死刑仅针对少量严重犯罪，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在惩戒方式中只占非常次要的地位。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单纯的徒刑不仅难以有效震慑罪犯，而且矫正救治功能薄弱，同时大量浪费社会资源，甚至成为培育犯罪的温床。 第一，徒刑的量刑往往非常不科学。对于大量犯罪，徒刑的刑期其实是累退的，对于盗窃、抢劫、贪污、强奸等多种罪行，犯罪量的加倍并不会导致刑期的加倍，你犯的罪越大，为每单位数量的犯罪付出的刑期反而越短。犯罪分子好像是办了一张会员卡，第二杯半价，第三杯2折，以此类推，这本身就不是在制止犯罪，而是在鼓励犯罪。 第二，徒刑本身的惩戒效用也是边际递减的，关到最后，甚至成了一种福利。无罪和一年差别很大，但是九年和十年差别就很小了，因为他已经完全适应了监狱的坏境。至于二十年和无期，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无期还更幸福一些，因为他完全融入了监狱这个特殊的社会，甚至在囚徒中取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监狱就像家一样温暖。如果关满二十年放出去，罪犯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很多还会主动犯事，寻求“回家”，但是这个过程多麻烦啊，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而且未必回到原来的监狱，还真不如直接来个无期更幸福呢。 第三，相同的刑期给不同犯人带来的痛苦是天壤之别，非常不公平。对于某些犯人而言，监狱生活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吃饭睡觉罢了，他在牢里仍然是大哥，其他犯人甚至狱警都对他尊敬有加，以前曾有黑社会头目在狱中还睡了好些个女狱警的，这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他的后宫。但对另一些犯人而言，监狱就是地狱，狱警的无穷刁难，其他犯人的欺凌和侮辱，让他每一天都生不如死，有的犯人还会被爆菊，造成巨大心理创伤，即便很快放出来，一些人也会精神失常甚至自杀。罪犯亲友的权力、财力、影响力，罪犯本人的打斗能力和沟通能力，都会造成很大的区别，该监狱管理是否规范、狱警是否廉洁奉公也会有影响。最极端的情况，如果狱警对你极为友好，那么一年的刑期不过是一年的休假，如果狱警对你极度不友好，哪怕是仅仅拘留三天，都足以教你好好做人。 第四，徒刑并不能使某些人悔过向善，反而会成为交流磨炼犯罪技术的培训。在任何一个国家，有前科的人都比无前科的人更容易犯罪，二进宫三进宫n进宫屡见不鲜，美国40%的出狱者在三年内再度入狱，这说明监狱在改造犯人方面是非常无效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长期集中关押的环境本身就容易让人陷入犯罪的深渊：一方面，漫长的刑期导致罪犯与社会脱节，他的工作技能被荒废被淘汰，他的人际关系随着时间而消逝，他刑满释放之后是非常难以融入社会甚至难以正常谋生的，不再次犯罪还能干什么呢；另一方面，被判刑的人都会后悔，但是后悔的往往不是犯罪，而是为何没能做得更高明一些，大量罪犯长期生活在一起，就给了他们交流总结犯罪经验的最佳场所，某些罪犯还会在狱中产生交情形成团伙，出狱之后很容易重操旧业。 第五，坐过牢对某些人来说反而成了荣耀。在社会混子这个阶层中，坐牢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反倒非常光荣，以至于需要经常挂在嘴边进行夸耀标榜。因为“从里面出来”是一种证明，首先，证明此人是有胆犯事的，绝非虚张声势，其次，笑谈自若，还能证明此人非常适应监狱的环境，哪怕再来一次也无所谓，最后，在某些情况下，坐牢有替兄弟扛事的成分，至少意味着没有出卖同伙，此人还成了义气的化身。这样的人无疑是不好惹的狠角色，至少已经具备了在小圈子当大哥的潜质，往往会获得道上朋友的“尊敬”。道上混混的就是一张脸，虽然此人坐了牢，但是大大地长了面子，获得了更多的认可，简直就跟挂职锻炼一样，你说这种坐牢对犯罪还有多大的震慑力。 第六，徒刑是对社会资源和罪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在一些很讲人权的国家，徒刑就是徒刑，囚犯如果不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不参加劳动，国家却仍然需要保障罪犯的生活，这些投入都是纳税人的钱。美国对囚犯的优待尚不及欧洲，参加劳动的囚犯还占大多数，但即便如此，他们的监狱开支也很可怕，每个犯人每年需要的财政经费在3万美元以上，加州的囚犯开支为7万多美元，洛杉矶县的未成年监狱甚至达到了23万美元，美国已经有11个州的监狱经费超过了教育经费，而这还没有算囚犯的家庭和社区为其监禁支付的隐性支出，如长途探监、被迫搬迁、子女心理治疗等等。哪怕在要实行劳动改造的国家，罪犯从事的也只是非常基础的低级工作，往往并非其最擅长的领域，这也是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对于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罪犯而言，这点尤为明显。刑期越漫长，浪费就越大，而且在多年的关押后，很多罪犯也就成了废人，但其本身的素养本有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技术员或者商人的，这无疑是社会效用的净损失。即便在中国这种普遍强制劳改的国家，这种集中从事低级劳动的效率和市场适应性也很差，财政拨款仍然占了监狱开支的一半以上，少数监狱的财政拨款比例甚至可以高达百分之八九十。 第七，徒刑对于某些成瘾性犯罪几乎没有矫治作用。某些种类的犯罪源于生理性或心理性的瘾，比如性瘾患者，如果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就容易性犯罪，比如偷窃癖，某些人并不贫困，所盗取的东西也未必很值钱，但就是想偷，比如酒瘾以及相应的酒后暴力行为，比如赌瘾、毒瘾等等。对于各种成瘾行为，你把他关起来他固然很痛苦，但是放出来以后，很多人并不会吸取教训，而是马上想办法去满足自己的瘾。对于此类犯罪，消除其瘾的生理和心理根源，比徒刑要管用得多，现在监狱中虽然也有心理治疗师，但做得还远远不够。 第八，徒刑对于反社会人格毫无办法。某些人由于早期教育不良、个人不幸经历、基因等因素，具有强烈的反社会人格，倾向于对不特定对象进行暴力犯罪，并无明显的利益动机或报复动机，就是以嗜血破坏为乐。这类人是几乎不可能矫治的，就算可以矫治，往往成本也极其高昂，加之他们对自生的生死也看得比较淡，死刑对其威慑力都不大，更别说徒刑了。关在监狱里只会使其反社会性不断积累，一些罪犯在初次犯罪出狱后不仅不作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实施报复社会的行为，甚至全然不顾自身安危。 第九，徒刑对于暴力型犯罪威慑有限。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他人肆意采用暴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暴力能力，并且有一种弱肉强食的心态，觉得弱者就应该被强者欺凌。对于这种人，即便因为犯事而判个三五年，但是徒刑根本不能打消他这种心态，更不能打消他出狱后继续犯罪的能力，就连监狱中的暴力事件都层出不穷。事实上普通民众都能理解这点，因此对于某些犯罪行为，受害人和证人事实上都处于罪犯的持续威胁当中，罪犯的报复威胁，轻易就能让很多人闭嘴，反正他就贱命一条了，只要摆出一副不要命的样子，足以恐吓住很多正常人。 第十，徒刑看似仁慈，实则残酷。监狱是个有趣的地方，又能打又会舔的人最能适应，又不能打又不会舔的人最不能适应，既能打过大部分犯人，又能讨好狱警和狱霸，坐牢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因此，对于混子恶棍而言，徒刑就显得过于宽纵，但是对于因偶然原因犯法的正常人来说，徒刑又显得过于残酷，而后者显然是比前者更值得改造和拯救的。因为徒刑的刑期过长，往往会毁掉罪犯的家庭，当今社会有几个人可以数年甚至数十年地等待一个监狱中的爱人呢，女人号称会等男人出狱，但终究耐不住寂寞和清贫，这种例子太多了；徒刑也会断绝罪犯的谋生之路，长期关押以后与社会脱节，专业技能全部过时，人际关系全部荒废，加之背上服刑的污点，几乎不可能再谋得一个理想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稳定的工作，显然是让人改过自新的重要基础，毁掉罪犯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两件事物，与其说是在惩戒罪犯，不如说是在制造犯罪。对于某些种类的犯罪来说，就该直接鞭打一顿，让他好好长长记性，然后就立刻把他放回去，老婆还是那个老婆，工作还是那个工作，生意还是那个生意，人改过向善的可能性反而会大很多。 综上所述，现在的徒刑对于制止犯罪真的是非常无力，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针对犯罪特征，采取针对性的惩戒措施，从广义上来讲，也可以理解为同态复仇。 同态复仇长期被圣母白左们诋毁，但他们的攻击往往都缺乏准星，看似在批判同态复仇，实则大多都在批判滥用私刑。私刑当然是要反对的，大家都私刑报复的话，整个社会就乱套了，但是经过公正审判的、由公权力执行的同态复仇，其实是社会治安最坚实的基石。 同态复仇是古老的正义，但人们往往只看到它公平严谨的一面，却忽视了它震慑犯罪、矫治罪犯的良好效果。同态复仇的核心要义并不是一味严刑峻法，而是让罪犯对自己的罪行感同身受，只有将相同的侵害加诸其自身，才是令其真心悔改的最恰当的方式。 伤害他人者应受伤害，欺凌他人者应受欺凌，侮辱他人者应受侮辱，你所犯下的罪，都原原本本还给你自身，既不能少，也无需多。用刑罚强迫人们换位思考，可以让人对实施犯罪更加谨慎，也能让人最大程度体会到自己罪行的危害，进而从根本上扼杀其犯罪动机。 我们形容一个人善良，经常用到“同情心”这个词，所谓同情，就是换位思考，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同情是一种能力，更是社会的纽带，犯罪分子往往因为缺乏同情心，所以对他人肆意妄为，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刑罚强迫他去同情，对于还值得拯救的罪犯而言，这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改造手段，远远强于关他若干年。 讲一些具体案例来说明吧，友情提示，前方高能，圣母白莲花请绕道。 比如有黑社会团伙成员欺行霸市，公开欺辱他人，并一顿打砸抢。照现在的刑法，可能会判个几年，但是他的监狱适应力很强，加之兄弟们帮忙运作，在牢里并不会吃苦，反而有可能混得很好，出来以后又是一条好汉，甚至变本加厉。对于这种人，不如判鞭刑或杖刑，拉到闹市，首先公开认罪忏悔，然后脱去衣裤，一边抽打一边要求他报数并悔罪，声音达不到多少分贝这一鞭就不算，打完以后再度忏悔，并作出不再犯罪的保证，尤其是不得报复受害人和证人，最后找几个亲友作保，就可以放人了，官方全程录像，并在地方台连续播出一个月，同时允许任何人随意拍摄。要这么搞的话，这人一定不会再去混社会了，混社会混的就是一张脸，现在脸都被打成屁股了，还怎么混，还怎么在别人面前装腔作势充大尾巴狼。而其他社会混子也会被震慑住，因为他们都是最讲面子的人，这样公开丢面子，简直比关他十年二十年更可怕，他们的行为必然收敛很多。 比如有人暴力倾向非常强，故意伤害，将他人打成永久性残疾。照现在的刑法，可能会判个十几二十年，但这种狠角色必然也是监狱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他说不定在牢里还混成大哥了。而且徒刑这件事情说起来太抽象，在很多人心中就是一个数字而已，虽然实际的惩戒力度已经不低，但是对于潜在犯罪者的震慑力度却不够。对于故意致他人残疾的犯罪，就应该采取肉刑，让他也成为残疾人，不要像古代那样砍手砍脚割鼻割耳的，显得太血腥，而且割了就没用了，现在各种器官移植的需求是很大的，应当在伤情和器官间建立一个等价对应关系，照价动刀。对于较轻微的残疾，可以割皮，因烧伤烫伤等原因需要植皮的人是很多的，而且皮肤大小可调，只要不超过一定限度，对生命安全也没有影响。对于较重的残疾，就可以考虑割肝、割角膜、割肾了，以不割死为原则，割下来卖成钱，既可以赔偿受害人，有剩余还能补贴国库。至于徒刑，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直接放掉就好，他已经残疾了，既降低了武力，也打消了心气，如果少了一个肾的残疾人还能到处打人砍人，那他也真是人才了。 比如强奸案这种事情，同态复仇似乎比较困难一点，但其实也可以，某些采用私刑的人就有对强奸犯爆菊的。当然国家刑罚不可能采取这种极端且不雅的方式，但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换个思路，彻底打消其犯罪的能力，比如直接没收作案工具。对于屡犯和强奸多人的案犯，我认为阉割是非常恰当的惩戒方式（事实上欧洲长期盛行阉割强奸犯，直到2009年才完全取消），对于情节较轻的强奸案，也可以采取一定时长的化学阉割（化学阉割停药后是可以恢复功能的），如果强奸伴有其他暴力伤害，再另行处理。 关于肉刑，值得多说两句，自汉文帝以来，逐步废除了曾经非常流行的肉刑，大量采用徒刑，这在当时是有正面意义的，表面上的理由是要行仁政，但实则并非仅仅因为仁慈。古代的肉刑是会造成人肢体残疾的，大大影响社会劳动力，远不如徒刑，还可以强制犯人为国家劳动；且肉刑的特征非常明显，一旦受刑，根本隐藏不住，犯人相当于打下了终生的烙印，既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也无法受雇于他人，基本就失去了从新做人的机会。但时过境迁，今天的形势已经完全逆转了过来，现代社会所需的劳动多为复杂劳动，经验、技巧、责任心等因素已经远远大于纯体力因素，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面劳改所能创造的价值，一般远远低于一个自由人所能创造的价值，更别说强制一个人长期脱离社会造成的永久性机会损失了。且我所提倡的这种肉刑，隐蔽性非常好，只要自己不声张，谁也不知道他哪里了个零件，反倒是徒刑的经历，基本毫无隐藏的可能，就算在简历上信口胡诌，也很容易被拆穿。因此，在今天，不管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改造罪犯的角度来讲，徒刑和肉刑的优与劣都已经彻底反转。 我提倡大幅度降低徒刑的作用，因为有的人的自由值钱，有的人的自由不值钱，因为有的人服刑很宽松，有的人服刑很痛苦，所以说徒刑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刑。然而，徒刑也不是全部取消，至少三种情况是适用于徒刑的： 第一种情况。某些种类的犯罪实施时，心情是非常冷静的，那么就没有关押的必要，你只要让他得不偿失，他自然就会痛苦悔恨，只要让大家都预期到犯罪会得不偿失，自然就能吓阻犯罪；但某些种类的犯罪实施时，心情是非常激荡的，尤其是涉及暴力、仇恨和性的犯罪，这种有必要处以徒刑，因为马上放出去可能会因冲动而继续犯事，应当让其冷静反省一下。但是此类徒刑，都以短期为宜，轻则一个月（按现行说法叫拘役，但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因为关押时间过长痛苦程度是递减的，同时反而危害其谋生能力。 第二种情况。某些种类的犯罪本身是不需要徒刑的，但是会有高额的罚款，罚款还可以分期缴纳，但如果连分期都缴纳不上的话，是需要以徒刑来抵罚款的。这类徒刑的本质是劳役，是对无支付能力的人的惩戒方式，反过来讲，这种情况的徒刑都是可以直接以钱赎刑的。 第三种情况。上文讲到很多种犯罪都无需关押，可以执行鞭刑或肉刑后直接释放，但这也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罪犯得认罪悔罪，承诺不再犯，承诺不打击报复受害者和证人，并有亲友为其作保，如果本人不愿悔罪及承诺，或找不到亲友为其作保，仍然需要执行徒刑。 四、刑罚的分类与适用 在正式阐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刑法制度，贞观之治时治安非常好，一度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贞观四年全国死刑犯仅29人，有可能是全人类治安最好的纪录，因此唐代刑法应当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唐代《贞观律》首次确定了封建五刑制度（实际开创者据说为隋朝《开皇律》，但隋朝没有很好地实施，且原文已失传，故后人多以唐朝为开创者），后经《唐律疏议》进一步完善，所谓五刑是指：笞刑五等，由10下到50下，10下为一等；杖刑五等，由60到100下，10下为一等；徒刑五等，由1年到3年，半年为一等；流刑三等，2000里、2500里、3000里；死刑二等，绞刑为轻，斩刑为重。唐律有连坐刑，但较之前的连坐范围明显缩小。包括死刑在内的所以刑罚皆可以用钱赎刑，但是另列十种大罪，是不能赎刑也不能赦免的。罪加一等、十恶不赦等诸多说法皆是源自于唐律。 唐律大幅降低了之前的徒刑年限，最多只判3年，同时大幅提高了笞刑、杖刑的运用，我认为这是令治安良好的关键举措。鞭打类刑罚有最好的及时性，对罪犯的长期利益危害远比徒刑小，但是震撼感和威慑力却比徒刑大，且执行成本低廉，是非常好的刑罚方式，新加坡至今保有鞭刑，也是其社会秩序良好的重要原因。 将来的刑法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惩罚方式，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具体而言，刑种包括鞭刑、肉刑、徒刑、流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款、监控、劳役、圈禁、限制犯罪能力五种辅刑。对现有多如牛毛的刑法罪名进行分析拆解，淡化罪名，强化罪责，按其危害因素施以不同的刑罚。原则上，对他人造成非永久性伤害者，施以鞭刑；对他人造成永久性伤害者，施以肉刑；有恐吓因素和冲动因素的犯罪，施以徒刑；反社会情节严重的，施以流刑；杀死无辜人员或危害公众安全情节严重的，处以死刑；造成财物损失的，处以罚款；不能缴纳罚款的，可分期，并实施监控；分期亦不能缴纳的，处以劳役；反社会情节轻微的、流刑期满的，处以终生圈禁；对于成瘾性犯罪，帮其限制犯罪可能或彻底断瘾。因为每个具体的罪行往往伴随多个因素，因此允许同时采用多种刑罚，有团伙性和侮辱性情节的，公开行刑，其余可非公开行刑，各刑种之间可有条件折抵，屡犯者加倍量刑。 这里要特别强调“反社会”的概念，有极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仇视社会，或对同类毫无感情，因此希望以他人的痛苦、伤亡取乐，哪怕对自己毫无好处。反社会人格一旦形成，在现有条件下是无法矫治的，因此应当一律无期起判，情节较重的，可以采取肉刑、流刑、死刑，情节较轻的，可以圈禁，但永远不可放归社会。反社会的具体界定，就是毫无动机地故意伤害无辜之人，毫无动机，是指从犯罪行为中不能得到经济利益，且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存在复仇因素，无辜，是指受害者全然没有任何不妥的言行，甚至对犯罪者没有丝毫的冒犯和不敬。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反社会犯罪唯一的动机就是伤害他人，因此目标可以是任何人，对公共安全危害极大，因为没有明确动机，防范、破案难度也极大。最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是随意滥杀无辜，比如混进学校砍杀孩子、驾车冲击人群、纵火、决水等等，这种行为如果造成重大伤亡，当然应该处以死刑，即便没有造成伤亡，也显然永远不能放归社会。而最轻微的反社会行为可能仅仅是在高出往下投掷物品，以图砸中行人，如果没有砸中的话，看似罪行不大，但我认为也应该对其进行终生圈禁，因为对他的行为不处罚是不行的，但是一般的处罚只会使其更加仇视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的反社会行为，也必须处以刑罚，而且必须处罚本人，比如之前重庆小女孩将婴儿从楼上摔下，比如有熊孩子将完全没有冒犯他的小孩从高处推落，等等。孩子成长为这样，说明其原生家庭完全不能给予其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因此必须永久剥夺监护权，如果放任自流，反社会倾向只会越来越严重，其他每个孩子都可能成为潜在受害者。 下面对具体刑罚种类做简要阐述： 1、鞭刑。这是最重要最普遍的刑种，针对伤害（未致残）、侮辱、恐吓三种人身侵害效果，不区分犯罪动机，不区分既遂未遂，完全按照实际造成的伤害和潜在可能的伤害加权加总量刑，实际造成伤害权重较大，潜在可能伤害权重较轻，在订立各种伤害的分值表之后，量刑可以完全公式化，但被害者亦有过失的可打折执行。对不以伤害他人为目的，也没造成伤害事实，但客观上可能伤害他人的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按明文规定数量施以鞭刑，如醉酒驾驶、吸毒驾驶、公众场合散放猛犬、行车道路晾晒物品等，如已造成伤害，无论主观动机如何，按实际伤害处以罚款、鞭刑、肉刑或死刑。滥用职权，潜在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亦处以鞭刑，如危害工程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有侮辱和恐吓情节者公开行刑，否则可非公开行刑，行刑采用统一的机器和制式皮鞭，机器力道参数可调并显示于机器上，针对不同性别、年龄、体重，按固定公式计算出力道参数，以达成对不同罪犯的痛苦度公平，并避免执法腐败。罪犯只需赔偿受害者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无需赔偿精神损失费，但与受害者协商一致，可用追加赔偿赦免不超过一半的鞭数，让罪犯试图求得受害人的谅解，而不是一直在法庭上抗辩，有利于打消其气焰。量刑鞭数较低者，立即执行，立即释放，量刑鞭数过高者如果全额执行，可能超过身体承受程度，发生重度残疾或死亡等情况，因此可将超过上限部分按法定比例折算为徒刑执行。 2、肉刑。针对伤害（致残）和杀人（因有从轻情节，尚不至死刑）两种情况，最轻微者可罚一定数量的献血或捐献干细胞，可多次采集，稍重者捐献皮肤，再重者捐肝（可再生），最重者强制捐角膜捐肾。同样建立各种伤害和各种捐献物的分值表，罪犯可在总分内自行选择捐献方式，分值对应原则上应保障在被害人仅有一人的情况下，罪犯不至于捐献致死。罪犯可与和受害者或死者的全体第一顺位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协商一致后，以赔款赦免不超过一半的分值，如已捐无可捐，再加捐就可能死亡（比如人不能捐两个肾），剩余分值可按法定比例折算为徒刑执行。允许罪犯与受害者及其亲属多次协商，从道义上鼓励受害人接受赔偿并赦免部分罪责，因为使罪犯成为重度残疾并不是法律的目的，但使其陷入残疾的恐惧则很有必要，有利于其真切体会受害人的悲伤，从而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而且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法庭和监狱无权慷他人之慨，为罪犯减刑，这不仅对受害人不公平，也容易导致腐败，只有受害人对罪犯的谅解，才是真正值得推崇的谅解。 3、徒刑。鞭刑、肉刑均有一部分会折算为徒刑，流刑执行之后也附带有徒刑，另外，在侦查、审判中被证明撒谎掩盖罪行者应加判徒刑，有威胁、恐吓情节者也应加判徒刑。滥用职权，虽不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但是会造成不公平竞争的，亦处以徒刑。徒刑的意义在于令罪犯冷静、反思，适当的劳动改造当然是必须的，但更关键的因素在于纪律严格的生活、高强度的法律和公德教育、必要的心理疏导。鞭刑折徒刑以半年为限，其他种类的徒刑以五年为限，太长没有任何意义，刑期已经较短，因此不再减刑，但只要没有不良表现，就可自主选择将不超过一半的刑期转为圈禁。服徒刑者原则上应全天24小时面临视频监控，这既是一种惩戒，也是一种保护，避免服刑者遭到牢头狱霸的不法侵害，避免不同的服刑者苦乐不均。 4、流刑。这是专门为反社会分子准备的刑罚，一切故意加害不特定无辜对象者，极轻者适用于圈禁，极重者适用于死刑，中间部分适用于流刑，一般因杀人而导致的死刑，如死者第一顺位继承人一致同意免于死刑，也可以改为流刑。流刑不是单一刑，而是组合刑，首先需要为其伤害罪接受鞭刑；待养好伤后，流放到酷热、苦寒的边关哨所服苦役，带着铁链做搬运、清扫等脏活累活，以减轻子弟兵的负担，使其可以专心于军事；身体不好的也可流放到条件稍好的军垦区服苦役，但时间应相应延长；情节特别严重以至于触及到死刑边缘的，可以流放去开采危险矿藏，比如铀矿等；视罪行轻重，流刑为一至五年不等，刑满后，再到监狱服徒刑，如尚欠肉刑者，也在此期间执行；此徒刑无固定期限，但只要犯人在一年内无斗殴、破坏等不良表现，就可以转集中圈禁。 5、圈禁。这是我发明的一种刑，其实此刑非常宽松，服刑者除了初期需要定期定点报告个人情况外，后期可以完全像自由人一样过普通生活，独立居住，自主择业，自由与外界通信，自由支配自身财富，自由安排业余时间，如果找得到对象的话，甚至可以同居或结婚，唯一的限制是，不可离开圈禁地。圈禁地是政府划定的一块较大的封闭区域，就像一个小城市一样，里面五脏俱全，具有一切正常城市应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唯有安防设施和警察力量会比正常城市更强，每个人都有免费的单间宿舍。政府通过税收优惠、银行授信和零地价起拍鼓励企业前来投资，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政府开办并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政府的学校免费，其他的学校补贴；政府也可视当地资源禀赋和市场优势设立公有制企业，为就业托底；服刑者也可以自行开办企业，照样享受一切投资优惠政策。自由人可以自由进出圈禁地，但服刑者在刑满前不能出去，服刑者其实有两类：一类是反社会分子，他们原则上都是终身圈禁，除非有重大立功表现，比如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开办的企业纳税达到一定量，就可以停止圈禁，否则就是这个微型国家的终生居民了；另一类是由徒刑罪犯转过来，他们首先是来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同时可以尝试着过正常的生活，以合法的工作换取收入，以便更好地与社会接轨。圈禁期满后，释放人员由于经过了技能培训，并且已经与外界建立了联系，有更大的可能性融入社会，即便还是融入不了，他也可以以自由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圈禁地工作，反正这里大家都一样，没有人会歧视他。圈禁地可以选在那些地广人稀，需要导入劳动力人口的地方，比如西域、吐蕃、东北、南海，可以选择条件适当的地方屯垦建城，也可以利用资源枯竭人口大量流出城市的原有基础设施。自古以来，流放者屯垦戍边都是中原王朝巩固边疆地区的基本手段，长期来看，人口的消长才是疆域是否稳固的决定性因素，此处不多展开。圈禁刑有诸多优势：首先，比现有的徒刑和监狱更加经济，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也能充分发挥个人特长；其次，以宽松的圈禁作为大量罪犯服刑的最后一步，使他们在苦刑期间也能够看到希望，有利于改造；再次，与正常社会的高度相似的生活，有利于罪犯出狱后融入社会，成为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因素；复次，对于反社会分子，一味严惩会违背罪刑相当的原则，不作惩戒又造成潜在风险，不如以圈禁这种非常轻的刑罚将其集中隔离起来；最后，有利于国土开发和疆域巩固，想想澳大利亚，一帮流放罪犯的后裔，最后建设得也不错嘛。 6、死刑。杀人者死，应为一切刑法的基本原则，一切仁慈的宽宥，只能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适当放松，而不能否定这个原则。比如，被害者本身亦有过失的情况，不攻击被害者就会产生其他伤害的情况，杀人者绝无主观故意且存在重大意外的情况，被害者所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一致同意宽恕的情况，就可以免死。某些本身适用于鞭刑、肉刑、流刑的犯罪，如因侵害人数过多或犯罪量过大，导致累积的刑量达到一个法定的极高的限额时，应转为死刑。死刑至少有两种，一种痛苦程度较低，一种痛苦程度较高，也可以考虑更多的种类，以适用于不同的严重程度。死刑行刑必须全部公开，不得秘密行刑，这既是对潜在犯罪者的震慑，也是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告慰，还能防止金蝉脱壳找替死鬼，最关键的是，秘密处决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此例不可开。 7、罚款。这是针对单纯的利益型犯罪，所谓单纯，是指侵害的只有利益，而不伴随其他附带伤害。比如偷窃就是单纯利益犯罪，但偷窃且伤人就不单纯；比如把公家的钱直接装到自己兜里，就是单纯利益犯罪，但是如果贪污受贿同时伴随有危害工程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的情节，则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就不单纯，也就是说收钱的行为很单纯，但是收钱后做了什么则应另论罪责；还有一类大量存在的行为是偷税漏税，这是最典型的单纯利益型犯罪，因为除了侵蚀了财政，并无其他社会危害。此类犯罪的动机在于利益，利益是人人都追求的，只不过他们采取了不合法的手段，制止此类犯罪的关键就在于让他们建立一个明确预期——如果敢于犯罪，必将得不偿失。对此类犯罪的最佳惩罚就是重重地罚款，其他刑罚反而是非必要的，如果一个商人偷税，把他关起来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会危害经济运转，说不定还造成一群员工失业，公开打板子也是不好的，因为破坏了他的形象，就等于破坏了他的生意，就重重地罚款就好了嘛。他的生意不会因坐牢而消失，他只能加倍努力工作来缴纳罚款，社会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因此获益，而他作为一个爱财之人，被罚到肉疼，本身就是很强的惩戒和震慑了。对于其他利益型犯罪也是如此，罚款就足以惩戒了，并且是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如果关起来的话，他们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就会被彻底毁掉了，于公于私都不是好事。严格来讲，罪犯支付的罚款其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性质是赔偿金，这是给受害方的，是要优先支付的，另一部分才是罚金，这是给政府的。 8、监控。如果罪犯暂时无力缴纳高额罚款的话，可以让他分期缴纳，分期方式可以尊重本人意愿，最长可以分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应合理计息。为了保证有效缴纳，就得对罪犯实施监控，一是所有的金融账户应纳入监管，二是未经允许不得离开某片区域。 9、劳役。如果分期都缴不上，这里面就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罚款金额本身并非太高，但是罪犯太蠢或太懒，没有足够经济来源可以缴纳罚款，这种人就只好去服劳役了，集中统一无偿从事较高强度的基础性劳动，按劳动量折算为金钱抵罚金。劳役看似与徒刑类似，但其实也有差别，那就是完全以生产劳动为主，无需教育改造，因为利益型犯罪是理性的，教育洗脑都没啥用，让他理性地认识到得不偿失就可以了。另一种情况，罚款金额很高，哪怕分期到退休，都无能力正常缴纳，这种情况下优先保障赔偿金，这是卖血卖肾都应该还上的，除非已经卖了一个角膜一个肾，再卖就要瞎了甚至要死了，如果罪犯已经捐献过一定量的器官了（比如一个肾），可以豁免给政府的罚金。其实对于老赖也可以照此原则处理，现在这样推进个人破产制度是很不妥的，很多人会因此逃废债务。还不起了是吧，那就先制定还款计划并且监控起来，再还不上就去服劳役抵债啊，或者也可以自愿卖器官，如果卖了一个角膜或者一个肾，那说明真的是能想的办法都想了，的确是还不起了，这种情况才能宣布破产、债务作废。看起来很残忍，其实真是非常仁慈了，你就想想现在多少人因为还不上债而自杀吧，有了我这个操作，他们就统统不用死了，少一个器官怎么也比少一条命强吧。 10、限制犯罪能力。对于扒手，如果已经是第二次被抓住了，我们可以认为一般的刑罚对他效果不大，那就可以帮助他一下，让他不可能再行窃，比如在其脖子上套一个项圈，既不可能摘下，又难以遮挡，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小偷，他自然就没法偷东西了。我本来想说刺字的，但是考虑到还是得给人机会，所以还是项圈好，等戴上一段时间，他充分吸取教训了，而且能够通过正常的方式谋生了，再给他取下来就行了。对于强奸犯，很多国家都会采取化学阉割的方法，大家不要被“阉割”两个字欺骗了，其实这不过是定期注射药物，停药以后还是可以恢复功能的。对于证据确凿且情节严重的强奸案，我觉得化学阉割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至于那些二进宫或者强奸多人的重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浪费药物了，直接一刀去除烦恼根，世界就清净了。对于那些因为酒瘾、毒瘾、赌瘾或激素水平异常等诱发的反复犯罪，都可以研究相应的限制机制，主要就是两方面，一是通过公开标识令其不能接触到诱发因素，二是通过注射药物调节其激素水平。考虑到这些措施会增加犯人的羞辱或痛苦，可以按明确换算标准相应减轻他们本应当承担的其它刑罚，以示公平。 思考刑罚问题会使人心理阴暗，但是阴暗并不会因为你闭上眼睛而自动消失，唯有彻底看破阴暗、勇敢面对阴暗，才有可能迎来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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