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歌苓见到严歌苓的那一刻，我便明白了，在漫长而孤独的写作路上，比起天分，勤奋，坚持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讲座、签售、媒体采访，见到她时，她已经连轴转了整整两天。采访开始之前，她的助理匆忙地将靠垫塞在严歌苓的背后，“严歌苓很累了，大家抓紧时间。”“没关系，没关系，我怎么坐你们能拍得好看点？”为了配合电视台的摄制，严歌苓在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一直用双手撑着座椅的把手，挺着腰板，在十几个记者的“围攻”下，微笑着。 这就是严歌苓，她在过着一种自律的生活：每天写作六小时，每隔一天就要游泳1000米。每隔一两年，严歌苓的名字就会出现在畅销书架或者改编的影视作品上。今年，新书《妈阁是座城》面世了，而《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紧接着也要上映了。 她出书就像交作业一样“规律”，于是她总会被问：“你怎么能写那么多书？”严歌苓的答案跟她每天的生活一样简单：“我当过兵，对自己是有纪律要求的，当你懂得自律，那些困难都不算什么。” 我写的故事都是听来的 提起严歌苓，大家会想起她的作家父亲萧马和《陆犯焉识》的原型——16岁就读大学的爷爷，“书香世家”四个字让严歌苓的成名变得理所当然。 “的确，我是幸运的，爷爷去世后留下很多书，父亲的书房就是我童年的课室，一开始看《彷徨》，然后《西厢记》，之后读《红楼梦》，慢慢地，我的文学兴趣就像滚雪球一样滚大了。”不过，在严歌苓看来，对她写作而言，祖辈遗传下来的最重要并不是文学的基因，而是敏感的血液。 “爷爷40岁就自杀了，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我们家族都有躁狂性抑郁症，我也总是睡不好觉。失眠的人，对身边的事情特别敏感，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都会觉得它向你的心上开过来。”这种敏感，让严歌苓得以在漂泊的生活中不断汲取养分。 她12岁参军，成为一名舞蹈演员；20岁时在越战中担任战地记者；上世纪80年代，她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首位华人校友。之后，她嫁给外交官，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地方生活……可更传奇的是，尽管经历很丰富，但她的故事，特别是后期的小说，都跟这些经历很不一样。即便是现在长期生活在国外，严歌苓在《妈阁是座城》里写的却仍是当代中国。 她说，自己一直在写别人的故事，用她裸露在外面的神经去感受别人带给她的“二手生活”。“我的神经是裸露的，有一种疼痛的敏感，这是天生的，我凭着这基因里的禀赋和想象能力，感受和进入他人的生命状态，并用文字传达出来。我认为二手生活来源于体验，用采访和感知进入我没有办法经历的一切。”严歌苓回忆，在写《第九个寡妇》时，她到河南农村生活；写《妈阁是座城》时，她到澳门学赌钱，并把小说给赌桌上的人看，“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听来的故事，他们觉得我写得'像’，我便放心了”。 我不像自己笔下的任何人 写别人的生活，在如今私体验、自传体流行的当下，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行为。严歌苓却觉得恰恰相反，写别人是她“自信不够”的体现。“我不可能像王安忆那样写上海，也不可能像《死水微澜》的李劼人那样写成都。其实面对记者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自信。” 从12岁开始就像吉卜赛人一样到处游荡，无论在哪里，严歌苓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异乡人”，她没有办法找到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小的故乡”。但这种特别的身份，也带给她特别的思考角度。“我总是处在一种文化对比当中，我是一个旁观者，正因为我这样的身份形成了我独特的敏感，我都是带着一种质疑的，反复问自己是谁，对比的同时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不断地反思中，形成了一个作家的严歌苓。” 所以，当有人问起严歌苓像自己笔下的谁的时候，她的回答是谁都不像。可是每一个人，都带有严歌苓的痕迹。比如《陆犯焉识》中的陆焉识是以她爷爷为原型，“但我不会直接写他，我只能通过孙女的语气阐述，写我诠释过的爷爷”。 寄居者的敏感让严歌苓的创作欲望非常旺盛，而“不自信”又让她始终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天固定六个小时在书桌前写作，有时候两个月就能写出一本小说。“但是很多人说这么快写出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作品，所以有的我就藏个几年才敢拿出来发表，为了让灵感不流失，我又开始电视剧的写作。” 在严歌苓的生活中，写作更像是日常工作，而不是文思如泉涌的即兴表演。写完一篇小说以后，她会不断做减法，“第一遍改我会删去很多字，第二遍改又会删去很多字，《陆犯焉识》我从40多万字的原稿中删掉了10万多字”。当旁人羡慕她能如此“多产”、灵感永不枯竭的时候，却没有人知道她背后每天做的这些练习。就像村上春树为了保持写作所需的专注力和持续力而跑步一样，严歌苓隔天便会游1000米，这样的锻炼就如同写作，从来没有间断过。 对话 大道：你以前的作品都是写比较远的时代，这次为什么写当代？ 严歌苓：我的写作选材一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时间距离，一个是空间距离。一旦有了距离就会产生一种审美的可能性。我现在居住在国外，回到国内以后听到、看到了很多故事，特别是中国在社会转型、经济发展飞速的情况下，我发现有许多小说素材，这些素材具有新奇性、戏剧性，这种空间的距离让我产生审美的距离感。 大道：你的每一部作品似乎都在寻求突破或转型，你是个有野心的小说家吗？ 严歌苓：没有，对于目标，我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希望每一部作品都与之前的作品不一样，写作的未知才是这个过程中最有趣的东西。以前在美国上写作课的时候，老师会问：“是什么让你觉得世界上需要你这本小说？”我想，就是我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 大道：你笔下的女性角色很有魅力，但男性角色相比之下则偏柔弱，这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的？ 严：也许女性主义的潜意识使得我在创作中出现这种状况，这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爷爷去世很早，是我奶奶撑起家的；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家里的事是我妈妈一直在打理。但我觉得蕴藏在女性生命中的那股韧劲是她们最强大的地方，这种伟大是不需要通过任何表面上的东西去彰显和反映的。 大道：写作过程中影响你最大的人是谁？ 严：我爸爸，即使他生命垂危时，仍在病床上对我的作品提出意见。像我的《扶桑》《人寰》等，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父亲建议我应该回归白描、写实的创作中来。我听从后确实获得了很多灵感和动力。他最喜欢我的作品是《雌性的草地》和《第九个寡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