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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年代剧火了，我们“熟悉又陌生”的课本上的人物都变得鲜活了起来。 你印象中的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是不是这样的？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一边是大义凛然的革命党，一边则是显得有些平面和“呆板”……   陈独秀 但《觉醒年代》告诉我们，男人不止一面，其实陈独秀可以是邋里邋遢的……  《觉醒年代》中于和伟饰陈独秀 也可以是为筹办杂志资金卖字时候的“机智邪魅”……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目前豆瓣评分达到了8.9分。  不少人看了该片，直呼这简直是北大最佳的招生宣传片，除了刚才提及的陈独秀，还有许多一时英杰齐聚北大，这个名单可以说令人叹为观止，包括时任北大校招蔡元培、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英文系主任胡适、北大讲师鲁迅、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    而把这群人聚集起来的，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新青年》的编辑和出版，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新青年》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聚集众人，这些大牛如何抛开个人分歧共同努力，他们的文字又如何吸引大众的兴趣以达到其目的！这些问题远比教科书里的那些文字来得丰富和有趣。 01 同人杂志：前有《甲寅》旧友，后有北大同事 清末民初报刊迅速崛起，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数量极多的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 好处是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有一致命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虽然背靠群益书社，有一定的财政支持 ，但走的是同人杂志的路子，主要以文化理想而非丰厚稿酬来聚集作者。 前三卷的《投稿简章》规定，稿酬每千字2—5元，这在约略同期的书刊中，属于中等水平；第四卷开始，取消所有稿酬，改由同人自撰。第四卷第三号的《新青年》上，赫然印着《本志编辑部启事》： 启 事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这固然表明杂志对于自家能力的极端自信，更凸显同人做事谋义不谋利的情怀。  晚清以降，不乏具有如此高尚情怀的读书人，只是同人之间，难得有持之以恒的精诚合作。《新青年》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大批第一流知识者的积极参与。 在吸纳人才方面，主编陈独秀有其独得之秘。前期的利用《甲寅》旧友，后期的依赖北大同事，都是显而易见的高招。 1915年9月15日创办的《青年杂志》，草创之初，带有明显的《甲寅》印记，自家面目并不突出。经过短暂休刊，调整了编辑方针并改名为《新青年》，方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卷第一号的《新青年》上，有两则通告，第一则是： 通 告 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聪明绝顶的陈独秀，将因刊名雷同而不得不重起炉灶这一不利因素，说成是因应读者要求而改名，且由此引申出新旧青年如何具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刻意制造杂志的“全新”面貌。此举不但博得当年读者的极大好感，也让后世的史家马失前蹄。 当时胡适还是在美国未毕业的博士，陈独秀已经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仍旧力邀后辈在《新青年》撰稿。在《觉醒年代》中陈独秀读到胡适的来信，激动不已，大呼“奇才呀”“知音呀”“伯牙子期呀”“一定得抓住啊”，使得引荐胡适的汪孟邹连连发笑。  旁边的易白沙说道，“能入你法眼的人可不多，可人家是美国的博士留学生，还是杜威教授的门徒，那是你说抓住就能抓住的！人家身在美国，能不能回来都成问题！” 汪孟邹说道，“这个我能打保票，他学成之后一定回国!这个胡适啊，是个孝子，他在出国留学之前，他母亲就给他定了一门娃娃亲，现在他母亲抱孙子心切啊，就三天两头的给胡适写信，说学成以后先回来完婚。他不敢违抗母命的。”  胡适 二卷将方才加盟的胡适打头，可见是陈独秀的重视和胡适的声望之高，将创始人陈独秀夹在中间，则是因为陈氏正服刑狱中，不好过分宣扬。 至于后人记忆中英才辈出的《新青年》作者群，尚未出场的，基本上是北大教授。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前七卷，其《重印〈新青年〉杂志通启》，开列了一大串值得夸耀的作者： 如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鲁迅、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苏曼殊、蔡元培、沈尹默、任鸿隽、唐俟、马君武、陈大齐、顾孟余、陶孟和、马寅初等。一个杂志，能开列如此壮观的作者队伍，还是令后人歆羡不已的。此中关键，在陈独秀应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这里还可以引出一段“蔡元培三请陈独秀”的文人往事。 在《觉醒年代》中蔡元培第一次拜访陈独秀时，陈独秀到外面吃饭不在，蔡元培在风雪中等候。陈独秀回来时，蔡元培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了，两个老相识见面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随后，蔡元培说自己任北大校长一事，诚恳又恭敬地表达自己想聘请对方任文科学长的想法，陈独秀有些犹豫，推辞说：“我没有学术头衔，也从未在大学教过书，能否胜任，不得而知。” 蔡元培第二次拜访时，陈独秀因前一天与钱玄同、刘半农喝了不少酒，很晚才回到旅馆，第二天迟迟不起床。蔡元培前来拜访时，问了旅馆的伙计，才知道陈独秀昨晚回来得晚，还喝了酒，今早并没有出门，便断定他在里屋睡觉。 蔡元培一不转身离去，二不敲门，就坐在陈独秀房门外等候。当时天上正飘着大雪，片片雪花时不时会飘落在坐在走廊上的蔡元培身上，那寒冷可想而知，但他没有任何抱怨，就静静地坐着等。 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 蔡元培跟上次一样，再次恳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提议陈独秀把《新青年》阵地搬到北大，一边任文科学长，一边编辑《新青年》，把北京大学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平台。但陈独秀内心还是有所顾虑，担心北京官僚作派重，人生地不熟，不利于《新青年》的发展壮大，因此再此婉拒。 当蔡元培三访陈独秀时，不再是房门紧闭，而是大门敞开，仿佛在迎接这位访客的到来。走到门口，看着陈独秀正坐房内，蔡元培就知道这次成了。先以三个月为试用期，如果干得好就继续干，干不好就请辞。蔡元培同意了陈独秀提议，就这样陈独秀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作为同人杂志，《新青年》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至于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 第六卷的《新青年》，甚至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组成的编委会，实行轮流主编。 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了丰厚的学术资源。 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 以上三点承诺，在其与北大文科携手后，变得轻而易举。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教育人才之道”“传播文明”之“利器”，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无法珠联璧合。 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02 不得不发表的主张和广泛的文学尝试 1920年初，陈独秀表述自家办刊体会： 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着要办的事。 《新青年》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目光，关键在于其“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故态度决绝，旗帜鲜明。那么，到底什么是《新青年》同人“不得不发表”的“主张”呢？ 新青年同人会议 这牵涉到《新青年》的另一特色：有大致的路向，而无具体的目标。可以这么说，作为民初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的发展路径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运动中逐渐成型。 要说办刊理想，陈独秀撰写的杂志“头条”《敬告青年》，倒有几分相似。对于新时代“青年”应有的六点陈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最有新意的，当属首尾二者。 首倡“人权平等之说”，希望借此“脱离夫奴隶之羁绊”；尾称“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二者合起来，便是日后家喻户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雏形：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比起第二年为杂志改名而作的《新青年》一文来，这篇《敬告青年》更值得注意。前者虽常被作为“准发刊词”解读，但其激情澎湃，声调铿锵，属于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宣传鼓动文字；不若后者之体大思精，日后大有发展余地。 1919年1月，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为对抗社会上日益增加的讥骂与嘲讽，陈独秀撰《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坦然承认世人对于《新青年》“破坏礼教”等罪名的指责。接下来的辩解，正是刊物所“不得不发表”的“主张”： 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力气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认定只有德、赛二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代表杂志同人宣誓：“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其实，除“德赛两先生”之外，《新青年》同人再也找不到“共同的旗帜”。 北大著名雕塑:德先生与赛先生 以思想文化革新为主旨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着意经营文学作品。第一卷只有屠格涅夫小说《春潮》《初恋》以及王尔德“爱情喜剧”《意中人》的中译本，另加若干谢无量的旧体诗，实在是乏善可陈。第二卷虽有苏曼殊的小说、刘半农的笔记加盟，也都没有根本性变化。 第三卷起，《新青年》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方才令人刮目相看。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竞相“尝试”新诗，陈衡哲、胡适、陈绵等“练习”话剧写作，最令人兴奋的，当属鲁迅的出场——其刊于《新青年》上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至今仍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 与其他新文学家有开创之功，但艺术技巧幼稚不同，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一出手便博得满堂彩。至于将正襟危坐的“政论”，改造成寸铁杀人的“随感”，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杂文时代”，更是《新青年》的一大功绩。但有一点不该忘记，《新青年》上刊发的文学作品，是在“文学革命”大旗下展开的——即便特立独行的鲁迅，其小说创作也有“听将令”的成分。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的生活原型是鲁迅的姨表弟阮久荪。他原是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后来到山西一带游幕。他置身于封建官场中，看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痛感自己的抱负得不到施展。由于长期抑郁寡欢，阮久荪得了一种“迫害狂”的病症。 为了掀翻封建统治阶级摆设的人肉宴席，鲁迅运用“杂取种种人，合称一个”的典型化手法，塑造了一个既有狂人病理特征又有反封建战士精神的独特形象。《狂人日记》的主题就是把魔鬼吃人与封建礼教杀人联系起来。“吃人”是比喻，它极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对人们肉体上的屠杀和精神上的摧残。 03 用白话文论争来制造和引爆话题 《新青年》的编者其实非常注意“寻觅”乃至“制造”新的话题，但那么多次尝试，最成功的，还属白话文的讨论——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可操作性，将理想与现实如此巧妙地缝合在一起，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白话文问题，远不只是“文学形式”或“表达工具”，而是牵涉到整个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的是非，这才可能吸引那么多论者参与辩难。 比起“以平易语言表达深刻学理”这样的老生常谈，胡适们弄出个文（言）白（话）、死（文学）活（文学）二元对立模式，既简单明了，又切实可行。 《觉醒年代》中蔡元培对辜鸿铭的评价 除了撰写《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陈独秀还用通信、论文、读者论坛等形式，不断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热情。随着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学者的加盟，讨论日趋深入。但《新青年》同人还是略感寂寞，于是上演了影响极为深远的“双簧戏”。 文学史著名的“双簧戏”事件 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并列刊出了两封信件。一封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全信以文言写成，共4000余字，故意以一个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卫道士的口吻说话，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 而另一篇《复王敬轩书》署名“本社记者半农”由刘半农执笔，通篇所举观点都与前文针锋相对。全文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钱玄同很有旧学的底子，模仿旧文人的口吻惟妙惟肖。他在化名王敬轩的信中通篇攻击新文化人，谩骂他们的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攻击他们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 文中还特意大大赞扬了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家，也曾任教北京大学的林纾：“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 而针对“王敬轩”的言论，刘半农采用嬉笑怒骂的方式逐一予以了批驳，并批评王氏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 尤其以林纾当射击的靶子，刘半农讥笑林氏翻译的外国名著虽然数量很多，却没有什么价值。他轻蔑地说：“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那就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 对于“激进”“求异”的新文化运动，老成持重的林纾本来一直保持着沉默静观的态度。但在“双簧信”的明显挑衅之下，他终于按捺不住，跃身上阵了。林纾不仅直接写信给蔡元培要求校长主持风化，还通过撰写小说来指名道姓地痛骂新文化人。 林纾：“那就烦请你通知蔡元培，我要去北大听讲座。”（插播广告一则：各大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北大博雅讲坛”，不用亲临北大即可听讲座） 林纾：“我要反击。” 林纾没有预料到，他对新文化人、对《新青年》的一番批判、攻击会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并且发展成为公共话题，无形中又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 同人间相互支持，并肩作战，撰文时你征我引，开口处我赞你叹，有效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即便在局外人看来，新文化人的口气未免过于霸道。 但在守旧势力依旧十分强大的1910年代，力主革新的弱势群体，不得不更多地“意气用事”。正是这王道、霸道并用，庄言、寓言杂出，招来林纾、梅光迪等论敌，使得整个讨论上升到思想史的层面。 切入口是文学形式，着眼点则是整个思想文化革命。将学者的书斋著述，转化为大众的公共话题，借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进而推动讨论的深入展开，这种“从问题入手”的编辑方针，有效地聚集了人才与文化资源，将文学论争转化为思想革命。更重要的是，从第二卷开始发动的关于孔教问题和文学革命的两大论争，至此获得了某种内在联系。 今日活动 你看了《觉醒年代》了吗？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小北将选取2位幸运读者赠出今天的主题图书《<新青年>文选》。 一本书读懂一个风云激荡的觉醒时代。 -End- 编辑：易辰 黄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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