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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曾是中国贸易中心,因一场大火而消失

2021-03-03  茂林之家

丨市井财经专栏作家  叶克飞

数年前,我去广州探访十三行批发市场时,意外碰上了商户聚集。

十三行批发市场历史悠久,是广州乃至全国全国最大、最集中的服装批发基地。它以十三行路为中心,涵盖故衣街和十三行豆栏上街等,形成物流商业圈。那天,商户们正在抗议租金太贵导致生意惨淡。据说,当时十三行批发市场的商铺租金已经贵到吓人,两平方米的铺位月租达到十几万元,每平方米均价甚至高于纽约五大道。

商户们之所以难以为继,一方面是因为租金高,另一方面也因为电商的发展,那些尚未转型的传统实体店商户无法抵挡电商的崛起。

几年后,电商覆盖更广,不知当年那些商户如今境况如何?

记得那天站在喧嚣吵杂的十三行路上,早已见不到让此街得名的广州十三行旧迹,但我突然想起,这条街上的风云变幻,似乎总与大时代有关。就像曾经日进斗金的传统实体店被电商打得风雨飘摇一样,当年的十三行,在“一口通商”的庇护下鼎盛一时,却也在国门被强行打开后遭到终结。

十三行堪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

在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名单中,早已不存旧迹的十三行自然未被列入其中。但在广州这个历史悠久的大港,十三行堪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

十三行的“行”,指对外贸易的“牙行”,又叫“洋行”或“洋货行”。所谓“牙行”,即古代商贸交易中负责“评物价”、“通商贾”的机构。

宋代有了官牙、私牙之分,明代经营“牙行”者则有资产门槛,达到门槛后由官府批准并发放执业凭证和账簿,绝大部分商品批发交易都必须通过“牙行”。清朝开关初期,政府对外贸易十分混乱,广州大量牙行应运而生,成为贸易纽带。

有说法认为十三行源于明代,其实大谬。十三行始于康熙年间,《广东十三行考》记载“粤海设关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即1685年)可确定已有十三行”,吴晗认同这一说法,并进而根据《啸亭杂录》的记载,认为这是吴兴祚始任两广总督到粤海设关之年任内时期的事,因而断定“则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间事。”

当时,广东官府招募了一批牙行,指定他们与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当时有总商六家,副商七家,所以叫“十三行”。此后,洋行数目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则成了约定俗成的称谓。

1720年,广州公行众商盟誓,商定建立“公行”,议定收购与出售货物的价格以及行商之间承担生意的份额,行规共十三条。不过,这一组织十分松散,也没有呈请朝廷批准,加上外商反对,运作并不正常,次年被官方废止。1745年,清廷实施“保商”制度,行行互保,同行歇业,公行有义务分摊债务。外商如果出了问题,保商负连带责任。

1757年底,清廷宣布限定粤海关“一口通商”,大大限制了海上贸易,却成就了广州。

1760年,九家行商再次呈请设立“公行”,垄断对外贸易。因为要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贸易事务,具有半官方性质,因而西方人称这些行商为“皇商”。但到了1770 年,公行再度裁撤。

公行之所以两度被裁撤,是因为公行所制定的行规,固然可以约束不法,但也形成垄断。外商为打破垄断,难免会采用收买个别行商或贿赂官府等手段,使之难以维系。此外,行商之间也会为利益而互相倾轧,外商趁虚而入,使得公行出现亏损和债务,行商因对债务负有连带责任,所以不断倒闭,也是公行难以持久的原因。

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真正确立。为了避免此前的倒闭潮,公行还利用行佣积累起来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偿行商的拖欠、罚款等,以维护稳定。至此,粤海关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实务则全归十三行主持,成为了清朝海上贸易核心,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贸易中心。


十三行的繁华与衰落

当年十三行所在地,除现十三行路之外,还有广州文化公园一带。覆盖范围包括如今东至仁济路、西至杉木栏路、南至珠江岸边、北至十三行路的地界。外商在此区域设立商馆,也称为“十三行夷馆”,用于外商住宿、办事和仓储之用。多为三层洋楼,是广州最早的西式建筑之一。

此前有个展览提供了多幅十三行历史图片。当时西方画家画了不少十三行全景图和广州珠江江面图等,多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铜版制图。由这些画作可见十三行乃至广州的繁华,著名的怡和行、广利行、东兴行、天宝行、兴泰行、中和行、顺泰行和仁和行等都十分兴旺,盐商、铁商、米商、糖商、丝绸商、陶瓷商、烟草商、典当商、布商和药商等聚集此处。

持续83年的“一口通商”,使得广州进出口贸易大增。1792年,广州贸易收入为白银1300多万两,1837年则为5500多万两,1754年,到港西方商船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西方商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西方商船达每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十三行陷入衰落。战争期间,英军兵临广州城下,守城将军奕山无力抵抗,令行商前往调停。行商伍绍荣与英军达成退兵协议,代价是广州方面要于一周内交出600万两白银。奕山逼迫十三行商人出资300万两,向清廷报告时又隐瞒了此事。《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又决定让十三行商人就地筹款,承担部分赔款。不少行商经不起连续折腾,纷纷破产。同时,《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一口通商”被取消。起初,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对“五口通商”政策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垄断地位,但大势已去。

此时的十三行,消亡只是时间问题,但真正让它消失的是一场大火。如今走在十三行路,防火警示随处可见。作为货储和物流区,加上服装材质本身就易引火,防火自是关键。历史上的十三行,就曾多次发生大火。

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饼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烧了两日,多间洋行和夷馆被烧毁,外商货物悉数不存,牵连附近房屋店铺千余家。在相关记载中,十三行的富庶也得到了惊人体现,据说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一二里地,整场火灾烧毁财物的价值达到4000万两白银。

第二次大火发生在鸦片战争后,因英军士兵与中国民众冲突,中国民众半夜火烧英国商馆,,蔓延十三行。清廷派官兵前往救火,被民众阻拦,使大火一直烧到次日。

第三次大火则是摧毁性的,它发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时,广州民众因愤恨清军,点火偷袭,火势蔓延到十三行外国商馆区,将整个十三行地区烧成一片灰烬。时任南海知县华延杰在《触藩始末》一书中写道:“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十三行商馆区从此不存。
 

“走鬼”一词的由来

此后的十三行地区,功用几经变化,但仍保留了同文路、怡和大街、宝顺大街、普源大街、仁安街等街道,其命名均来自当年洋行。

走出十三行路,路口有流动小贩在兜售商品。广东人习惯将流动小贩称为“走鬼”,其实也与当年的十三行有关。

美国商人亨特曾经记载,当年十三行兴旺时,有不少小贩聚集在沿街做生意。他们卖橄榄卖糕点卖茶水,还有粥粉面,修伞修鞋补衣服。当年并无城管,但十三行商馆区守卫所有十几名士兵,严防“民夷冲突”。他们并不会定时巡逻,但执法时也无规矩可言。每当小贩堵塞交通,洋人不满投诉时,这些士兵就出动驱赶小贩。当时,广东人习惯称洋人为“番鬼”,因此每逢此时,就将躲避洋人举报引发的差役驱赶称为“走鬼”,后来则演化为小贩的代名词。

这个岭南文化的商业记忆、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似乎只留下了一群路名,还有“走鬼”这样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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