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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默默无闻,到御用活佛,二世章嘉在清代棋盘上的政治地位

2021-03-04  白发布衣c...

原创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2021-03-04 08:01:00

看文字感觉费劲儿,可以去第一条听老布的大碴子味儿讲座!

《二世章嘉活佛,在清朝政治棋盘中的地位》.mp3

二世章嘉造像

世上没有一个孤立的人,也没有一件孤立的事!

作为清朝一手扶起来的世系,章嘉能成为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之一,必须要放在历史环境中审视!


蒙藏两族的精神合流,历史上共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是以萨迦班智达阔端八思巴忽必烈为代表的双向互动,促成了萨迦派七八十年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是以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俺答汗(蒙古土默特部)为代表的再度铆接,奠定了格鲁派的政教地位。

等到清朝定鼎中原,格鲁派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西藏本土,在新疆、青海、甘肃、川西、滇北、内蒙、外蒙,都拥有庞大的信众资源。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看一下,这片由牧场连接起来的区域,对中原形成了一个横亘西北的半包围结构。

而对于清朝来说,最具威胁的势力还不是沙俄和英国,至少康雍乾三朝,这两货还在打野,暂时威胁不到清朝的水晶。

当时让清朝皇帝脑袋嗡嗡滴存在,是蒙古部落,尤其是西部蒙古部落

蒙古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是部落,所有人第一顺位效忠的对象,都是自己生活的部落。

几乎没有人能将这些桀骜不驯的烈马拢在一起,除了成吉思汗。

甚至在元朝尚未建立时,幅员辽阔的蒙古势力便分成了“左右两翼”,东边和西边的蒙古兄弟,互相瞅着都有点别扭。

东部蒙古又细分为“漠北蒙古”(外蒙)和“漠南蒙古”(内蒙)两大块,于此相对生活在新疆的蒙古部落,被称为“漠西蒙古”(西部蒙古)

在明史里,将东部蒙古统称为“鞑靼”,西部蒙古称为“瓦剌”

在清史里,西部蒙古的统称是“卫拉特四部”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大家熟悉的“准噶尔”

其实,你不用记这么复杂的变化,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

蒙古各部之间的状态,就像一锅红豆粥,不管你怎么煮,都能看出豆子的形状。

豆子还是豆子,虽然变软了,但不会变成豆浆。

所以,不管哪个地方的势力,基本单元都是豆子(部落),煮在小锅里红豆粥,就是漠北、漠南、漠西,倒到大锅里,就是蒙古。

关键是这锅红豆粥不太好消化,至少在清前期是让皇帝胃疼的存在。

不过清朝皇帝也发现了,格鲁派在哪锅粥里都好使,可作为健脾消食的良方。

由此,“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才会成为清朝的基本国策。

从这句就能看出来,清朝皇帝对这锅红豆粥的认识也很清晰,才会用到“众蒙古”一词。

但问题在于,“蒙古各部尊之如佛”的那个人,恰恰不是皇帝,而是格鲁派的实际控制者——达赖喇嘛。

这就形成了一个政治悖论,清朝既需要用“钝刀”绊住烈马,但又不能让达赖的影响力过大。

于是,秉持制衡之术的“爱新觉罗·泥瓦匠”登场,开始了持续不断地“掺沙子”。

第一把沙子,就是划分管辖区域,设立“分公司”。

达赖喇嘛主管前藏;

班禅额尔德尼主管后藏;

章嘉呼图克图主管内蒙、青海;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管外蒙。

从四大活佛系统地位奠定的年代上,便可一窥清朝皇帝的小心思。

康熙二十七年(1688),西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挥师东侵,漠北蒙古难以抗衡,一世哲布尊丹巴率部投奔清朝,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民族大分裂。

因关键时刻表现良好,康熙三十二年(1693),册封其为“大喇嘛”,总领外蒙(漠北蒙古)藏传佛教。

就在册封哲布尊丹巴的同年,康熙召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进京,驻锡北京法源寺,授予“扎萨克大喇嘛”称号。

扎萨克大喇嘛是驻京喇嘛中最高的职衔,二世章嘉由此获得了主管内蒙、青海、承德、五台山等地的权利。

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呼图克图”。

康熙五十二年(1713),再封为“班禅额尔德尼”,颁赐金册金印,确立了管理后藏的地位。

从以上时间排序可知,康熙制衡达赖喇嘛的手段,有个由远及近,逐次递进的过程。

一把沙子撒了整整25年,可见耐心是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

但这才是个开始,四大分公司之间,还得分个亲疏厚薄,发红包也不能一样厚呀!

按道理说,达赖喇嘛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红包必须最厚。

但清朝与达赖间的关系,始终都是又拉又打,还需要一个心腹小弟,在四大世系之间,不动声色地斡旋。

这个人便是章嘉活佛,也只能是章嘉活佛!

从清朝内部的地缘结构上看,西藏和外蒙处于力量薄弱区。

外蒙受西部蒙古(准噶尔)、沙俄的影响,西藏则受西部蒙古和英属印度的影响。

只有章嘉主管的青海内蒙,既便于实施强有力的管理,又能对藏、(外)蒙、疆施加影响,可看做是清朝在西北咽喉上的一个钉子。

正是基于地缘结构的重要性,章嘉世系备受清朝皇帝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皇室的御用代言人

在历代章嘉活佛中,二世(阿旺罗桑却丹)、三世(若必多吉)最为出彩,具备窥探清代治藏策略的窗口价值。

我们将用两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二世、三世章嘉活佛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地位的重要性。

《蒙藏佛教史》里的章嘉世系

章嘉呼图克图的世系,存在两种计算方式:

《蒙藏佛教史》等书认为,章嘉活佛系统共有十九世。清朝册封前,已传续了十三世,册封之后,又传续六世。

不过前十二世章嘉的法系传承,存在很多虚构成分,诸多内容无法确证。学界一般将第十三世章嘉,认定为一世,法统从明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共传七世。

第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是明万历年间的人,生于青海省互助县张家村。他曾就读于拉萨哲蚌寺,获得格西学位,返回本寺后,担任郭隆寺(佑宁寺)第六任法台。[1]

虽然他凭借学术造诣名震青海地区,但还没到上达天听的程度,真正被中央政府重视,还要到二世章嘉时期。

崇祯十四年(1641),扎巴鄂色圆寂,郭隆寺寻找灵童建立转世系统,最初以“张家”为号,康熙认为不雅,改为“章嘉”,音同而字异。

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出生在煌水之滨的一个山西商人之家,本名更栋嘉布。父亲张益华,母亲塔姆措,从父母名字上看,他可能是汉藏混血。

5岁时,阿旺罗桑却丹由五世班禅指认为转世灵童。顺治九年(1652年),由五世达赖喇嘛途经青海时赐予法名。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赴拉萨哲蚌寺先后拜在敏珠尔活佛、第44任甘丹赤巴(罗追嘉措)门下学习,27岁便获得了格西学位,28岁便在拉萨开坛讲经,僧人争相拜其为师。[2]

在西藏期间,他与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等佛教上层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其后来联络西藏、内蒙宗教势力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外蒙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纠纷激化,噶尔部的噶尔丹,也在其中上下其手。

清政府要求达赖喇嘛派人协调,此时五世达赖喇嘛已于去岁圆寂,但大权在握的第巴(桑结嘉措)匿丧不报,仍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处理各项事务。

面对康熙皇帝的要求,桑结嘉措派第44任甘丹赤巴(罗追嘉措)出面调停,罗追嘉措本就是二世章嘉的老师,他在路过安多时,将章嘉活佛一起带往漠北。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八月,在库伦举行了漠北蒙古各部参加的会盟。

会盟中,噶尔丹的代表就一世哲布尊丹巴与达赖代表座次相等、及清朝理藩院大臣是否有权主持会议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所幸,在罗追嘉措、哲布尊丹巴、章嘉的共同努力下,外蒙喀尔喀各部顶住了噶尔丹代表的挑唆,达成了一个短暂的谅解协议,这便是著名的“库伦会盟”。[3]

这是章嘉活佛首次参与重大政治活动,既标志着二世章嘉走上了政治舞台,也意味着章嘉活佛系统进入了清朝皇帝的视野。

稳定住了外蒙的局面,让康熙非常欣慰,他将罗追嘉措、二世章嘉召至北京,详细询问了库伦会盟的情况。随后,又安排他们与在京的喇嘛辩经,二世章嘉的辩才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世章嘉返回青海,此行是否含有政治使命,受限于史料的短缺,目前尚不清楚。

但考虑到当时新疆、外蒙、青海的复杂局面,康熙未尝没有借助二世章嘉及佑宁寺的影响力,稳定青海蒙古部落的想法。[4]

当时,库伦会盟达成的短暂和睦已经破裂,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噶尔丹则以库伦会盟中,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座次是对达赖喇嘛的侮辱为由,集西部蒙古3万铁骑,奔袭喀尔喀部游牧地区。

双方随即在鄂罗会淖尔湖畔展开会战,激战三昼夜后,喀尔喀军溃败,大片牧场被夺。

得意洋洋的噶尔丹致书康熙道:“倘哲布尊丹巴往投皇上,或拒而不纳,或擒而畀(给)我”。

困局之中的喀尔喀部,面临北上投俄,还是南下投清的抉择。

哲布尊丹巴一锤定音道:“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

随后,喀尔喀蒙古举部内迁,“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5]

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再犯漠北,清军在乌兰布通将其击败,并驻军青海,截断了噶尔丹通往西藏的退路。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四十岁的康熙打出了一套迷踪组合拳。

他首先以“率七族喀尔喀来归,最有功”为由,封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执掌外蒙宗教事务,以分达赖其势。

然后又诏谕章嘉入京,驻锡北京法渊寺,任命为扎萨克大喇嘛

二世章嘉被任命为驻京喇嘛的首座,是其担任朝廷职务的开端,也是其成为漠南蒙古(内蒙)宗教领袖的前奏。[6]

康熙为何在众多高僧活佛中,选择了二世章嘉呢?

我在前面说过,青海的地缘位置非常重要,它北联河西、西接新疆、东临甘陕、南通西藏,是整个西部地区的十字路口。

当年吐蕃王朝走下高原与唐朝争霸,正是因为首先占据了青海的牧场,熟稔古代历史的康熙,不可能不知道。

他一定要在藏、蒙、疆之间铆进一个楔子,而这个必须听话的楔子,就是章嘉活佛世系。

最终选定章嘉的原因,大概有下面几点:

1、章嘉世系产生于青海,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2、章嘉的母寺(佑宁寺),在宗教界享有很高声誉。

佑宁寺创建于1604年,原名郭隆寺,固始汗等蒙古领袖的支持下,到清朝初期已发展成僧侣7千余人,属寺遍布青海、甘肃、新疆三地的庞大系统,号称“湟水北岸诸寺之母”。[7]

其寺院的僧侣人数,不但超过了塔尔寺,就连圣地西藏的甘丹寺和扎什伦布寺,也不能与之相衡。

3、佑宁寺自身的特点便于控制。

佑宁寺虽影响力强横,但却没有形成严格的政教合一体系。其寺主之位,没有一个固定的活佛系统来担任。

章嘉世系虽然在清朝备受恩宠,但也仅是寺中五大活佛系统之一(章嘉、土观、松巴、却藏、王佛),影响力仅限于宗教领域。不用担心扶持过甚,导致干涉行政权威,这点与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有明显区别。

4、康熙对二世章嘉的信任。

二人此前有过密切接触,康熙对二世章嘉比较放心。

从之后章嘉的表现上看,他是个行事谨慎,又没多少政治敏感度的人,所以也就没什么世俗野心。

章嘉作为清朝一手扶持起来的活佛系统,为使其拥有足够的权重,投入了大量的政治筹码。

在驻京喇嘛中担任首座,不过是个开始,很快章嘉便成了外派蒙藏等地的特使,隐隐为清朝皇帝的代言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二世章嘉获封为 “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八十八两八钱八分的金印。

雍正皇帝在册封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的谕旨中,特别强调哲布尊丹巴是与达赖、班禅“平等之大喇嘛”,同时又说章嘉“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上”。

乾隆十二年( 1747年)后,“大国师”封号不准继续承袭,但章嘉活佛的封号成了唯一准予沿袭的特例。

同时,章嘉活佛还被允许使用九龙黄伞和金顶黄轿,所乘车驾可破例

驶入东华门。

另外,章嘉受命掌管京师、承德、内蒙古、青海、五台山等地寺院的印务,节制内蒙古等地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诺门汗及寺院主持,有权直接向皇帝拟折奏事。[8]

正因为上述荣宠,六世班禅曾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人员说:“比起章嘉呼图克图,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他一直在皇帝身边,对皇帝有很大的影响。皇帝赐给我和达赖喇嘛的恩典,大部分是由于章嘉喇嘛在朝廷里帮了忙。”[9]

六世班禅是个非常谦逊的人,但这段话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章嘉活佛在西藏高层心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对触动逆鳞的章嘉,清朝皇帝也从不吝惜重手打击。

康熙三十四年(1695),身在拉萨的第巴(桑结嘉措)曾假借五世达赖之名,请求保留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的汗号,并撤回驻扎青海军队。

但这种改变政治格局的抉择,由第巴伸手实在有点不知进退,即便他假借了达赖喇嘛的名号。

其实,就在当年8月,康熙已借科尔沁蒙古的渠道,联系上了噶尔丹。可盘踞于巴彦乌兰(今蒙古温都尔汗西)附近的噶尔丹,扬言“借了俄罗斯六万鸟枪兵”,要价太高,谈判破裂。

这让康熙下定了彻底剿灭的决心,对“五世达赖”的要求,也婉言拒绝。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路清军挥师北上,在康熙的亲自指挥下,于次年彻底歼灭了噶尔丹。

战后在整理获取的信札时,康熙才得知五世达赖已圆寂了十六年,期间所有奏对皆假第巴之手。

盛怒之下,康熙命理藩院主事亲至西藏宣旨斥,第巴只能上疏请罪,并请准许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举行坐床典礼,恳请“赐以温谕”。

这种事情要是放在中原,死个十次八次都够了。但冷静下来的康熙,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宽肴其罪,允其所请”。

康熙咽下这口恶气,倒不是因为第巴有多重要,也不是看仓央嘉措的面子,而是对新疆蒙古部落投鼠忌器。

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为漠西蒙古的首领。

他与第巴之间积怨甚深,极想用“隐匿丧事”为理由,借清廷之手干掉第巴。但贸然干掉第巴,就意味着西藏群龙无首,乱局中会让西部蒙古染指西藏的图谋得逞。

康熙看穿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图谋,用隐忍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命二世章嘉等代表朝廷,持送赐给六世达赖的金册、金印,以及给五世班禅的礼物入藏,主持六世达赖的坐床典礼。

二世章嘉在途经青海时,特意召集蒙古和硕特部八台吉首领,向他们宣谕清廷的政策,暗示应进京朝见归附,为之后康熙收复青海,创造了条件。[10]

但在主持了仓央嘉措的坐床仪式后,二世章嘉却犯了个严重的路线错误——拜见了第巴。

二人见面的过程已无史料记载,但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举动,顿时招致理藩院官员的弹劾,称其“违旨叩见”

可能在章嘉的认知中,第巴有错不假,但既然康熙已降旨“宽肴”,事情就算过去了。

但他没想到,皇帝嘴上说的,未必就是心里想的。

身为一个在青海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与明显心有异动的西藏领袖密谈,简直就是在剪康熙的龙须。

理藩院迅速议定了裁决,“张嘉胡土克图、纳木扎尔格隆等,违旨叩见第巴,俱应拟绞。”

康熙念在章嘉过往的功劳,以及在青海地区的影响力,朱批定为“张嘉胡土克图,著从宽免绞,革其胡土克图之号。纳木札尔格隆,亦从宽免绞,充发盛京。”[11]

也就是说,恩免二世章嘉的绞刑,但褫夺了“呼图克图”的封号,并“在天安门前万人之中罚跪数时”。

甚至二世章嘉的路线错误,一度让康熙产生了换个棋子的想法。

就在同年,康熙“封默尔根绰尔济为灌顶普惠弘善大国师,给以浩敕印”。不过,随着二世章嘉知错能改,康熙于四十四年封其为“大国师”,换人计划有始无终。[12]

二世章嘉是怎么把局面扳回来的呢?

1691年(康熙三十年)四月,康熙亲自召集喀尔喀部各汗、济农、台吉,及漠南蒙古四十九旗札萨克,在多伦诺尔举行会盟。

多伦会盟中,康熙按照内蒙地区已经推行的盟旗制,将喀尔喀三部划为三十四旗,各设札萨克统领,划分了牧场范围。

基于在噶尔丹进攻中表现良好,一世哲布尊丹巴被钦定为外喀尔喀地区的最高政教首领。

但随着哲布尊丹巴的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不断向内蒙地区渗透,逐渐引起了康熙的警觉。

康熙决定在多伦地区施加影响,施加影响的方式是修建汇宗寺,派信得过的高僧住持。

六旬高龄的二世章嘉,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亲自参与到汇宗寺的规划和建设之中。寺院建立后,成为了内外两个蒙古地区的宗教中心,一世哲布尊丹巴曾长期住在寺院里。

但就在他返回漠北期间,康熙重新任命二世章嘉为总管多伦事务的扎萨克喇嘛,每年冬春居住北京,夏天则到多伦避暑传教.

章嘉在多伦大展拳脚,通过蒙古各旗需派喇嘛来寺的定制,将寺院影响力反过来辐射到了漠北蒙古。

等到雍正时期,又在汇宗寺附近建了善因寺作为属寺,住寺僧人高达5000多人。汇宗寺还在蒙古各旗内,又建了100多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实质上就是蒙古各旗与清廷联系的纽带,而二者之间的节点,便是章嘉活佛。[13]

由此,章嘉世系以驻京喇嘛首座、大国师、格鲁派四大活佛的身份,主管京师、承德、内蒙、青海、五台山等地,同时还以皇帝特使的身份,奔走于西藏、蒙古各地,成了清朝北防哲布尊丹巴,南挡达赖喇嘛的重要棋子。

二世章嘉在康熙时期的起起落落,给后世章嘉活佛一个鲜明的案例。之后的三世章嘉,即便受乾隆的尊宠超越众多王公大臣,但一生都处事谨慎,时刻将“王权至上”奉为圭臬。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二世章嘉奠定的基础,可能就没有三世章嘉的辉煌成就。

康熙五十四年(1715)五月,七十三岁的二世章嘉在多伦圆寂。康熙五十八年,若必多吉被认定为三世章嘉,并在佑宁寺坐床。

但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佑宁寺很多僧人都涉及这场叛乱,身在寺中的三世章嘉也遭到波及。

他的人生经历将会怎样展开,我们下一篇接着讲!


参考书目:

[1] [9][13]、《二世、三世章嘉的政治成就与文化贡献——兼论清前期的藏传佛教政策》_邓建新;

[2]、《历世章嘉活佛传略》_辛补堂;

[3] [5]、《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研究》_刘大伟;

[4] [6] [10]、《二世章嘉活佛及其政治活动述略》_秦永章;

[7]、《清代佑宁寺在满蒙藏多边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探微》_秦才郎加、曹生龙;

[8][12]、《清王朝对章嘉呼图克图的管理》_邓建新;

[11]、《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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