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塔寺天然卧佛圣像与佛教涅槃宗起源发展的历史关系 ——与大佛寺卧佛塑像的对比分析 王 康 李妍容 摘 要 张掖金塔寺石窟近年来越来越受学界人士的重视，对其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而金塔寺石崖上天然卧佛圣像却鲜有人关注，也未曾有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涅槃宗起源和发展的脉络的梳理，结合张掖佛教文化的兴衰历史，对金塔寺石窟的开凿时间、开凿缘由进行了论述和探究，同时将金塔寺天然卧佛圣像和大佛寺卧佛塑像做了对比研究，希望能够为金塔寺石窟研究提供更多角度和思路，弥补却如，也为中国佛教史研究增添一点新的内容。 张掖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西汉建郡以来，一直是西北各民族文化汇总交流的中心。尤其是佛教东渐之后，张掖的佛教艺术更是蓬勃发展，名噪一时。金塔寺石窟是张掖马蹄寺石窟群的一部分，作为张掖佛教文化的代表之一，其“内容、题材之丰富、复杂，雕饰之多变化和保存的完整程度来看，是马蹄寺石窟群中最有研究价值的”[①]。 2015年秋，笔者陪同文物同行前往金塔寺考察，观察到金塔寺石窟所处的山崖，恰似一尊侧卧睡佛，且与张掖大佛寺内的大卧佛十分类似，这也引起了同行极大的兴趣。 无独有偶，张掖民间传说故事中也有相关内容。一说临松山中有座“大疙瘩”山，山腰处藏匿着一位“风婆婆”，掌管藏民四季的风。有一年风婆婆“嘴歪了”，大风四起，作物颗粒无收，藏民们无法生存，被迫迁徙。路遇卓玛（绿度母），受佛祖之意，带来了佛祖印象，拓化于整个深山崖壁。佛像呈卧姿，头枕二十四道弯，足登都麻河岸，东西横亘于整个红色崖壁上。后沮渠蒙逊倾心礼佛，花重金于此地修建金塔寺。另一说是很早以前，祁连山有守护山神，豢养三条恶龙，横行霸道，祸害乡里，致使山体滑坡，水草流失，林兽惊逃，民不聊生。百姓苦无办法之下，扣请佛祖搭救，佛祖听见悲号，决定以佛法救民脱离苦难，行至临松山下，打坐一日夜后附体化为一尊大佛卧于临松山侧，双目半寝半醒，长臂舒展，体态匀称。从此后恶龙被镇服，临松山化为水草丰美的乐土，人们为了感恩佛法，纷纷开凿石窟，并将卧佛崖山腹处的洞窟起名为“金塔寺”。 笔者认为金塔寺天然卧佛圣像同传说故事不谋而合，或亦是张掖大佛寺卧佛圣像的塑造动机之一，拟从搜集和整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张掖历史、张掖佛教文化和张掖大佛寺兴衰过程进行进一步梳理和研究，希望能够揭开金塔寺石窟更多的秘密，探究金塔寺与大佛寺的佛缘起承。 关于金塔寺石窟的建造时间断代问题，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始建于北凉时期，以杜斗成先生为代表，通过对早期河西石窟在形制、艺术风格和内容题材方面的对比，同时联系北凉时期译经造石塔等活动，认为马蹄寺石窟群开凿于北凉，由北凉王沮渠蒙逊主持建造[②]。 第二种观点以张宝玺先生和暨远志先生的研究为中心，将河西石窟群同云冈北魏太和年间第六窟作对比，再结合一佛两弟子造像的出现时间，将包括金塔寺石窟在内的同时期河西石窟建造年代定为5世纪末6世纪初；暨远志先生更是多方面、多角度地对比了金塔寺石窟和云冈二期石窟，认为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正如杜斗成先生提出的，史籍中对北魏在河西开凿石窟的事迹只字未提，是这一观点的硬伤[③]。 要辨析金塔寺石窟到底开凿于北凉还是北魏，需要从金塔寺内部入手。金塔寺凿于张掖肃南县马蹄区大都麻乡李家沟村南刺沟内的红砂岩崖壁上，距地面约60米。（图一）分东西二窟，窟内塑像均有后代重新妆彩痕迹，且水平较低劣。  图一 东窟前壁塌圮，高6.05米，宽9.7米，残深7.65米。为中央柱窟，塔柱分四面三层开龛造像，第一层每面正中开宝珠形圆楣龛，内塑如来坐像，龛外左右各塑一站立肋侍菩萨；第二层有若干千佛，四面均无开龛；最上一层塑若干袒露半身的站立菩萨及千佛；龛和像之间有若干飞天临空舞跃，精美非常。壁画有三、四层之多，只在中心柱相对的壁面中绘一小幅说法图。  西窟与东窟形制相同但规模较小，第二层每面中间分别塑一尊倚坐、交脚的佛像而不作龛形，左右上下两层共塑八身坐式的菩萨，上层在略如勾栏的台座上塑一排露半身的菩萨，似像天宫。 从龛形看，属于早期样式，较为粗糙简单，一个龛内只供奉一尊佛像；比丘塑像还保留有印度塑像艺术的影响，衣饰贴体，衣袖交错下垂，有规则菱形边线[④]；菩萨和飞天造型皆属于身宽体胖，面庞饱满的早期式样，佛像“身躯健壮，面向丰圆，细眉大眼，鼻梁高耸且直通额际[⑤]”。还未开始从“褒衣博带”向“秀骨清像”转化，可推测金塔寺石窟开凿时期要早于北魏。 要想彻底搞清金塔寺石窟开窟时间，还要了解一个关键人物：沮渠蒙逊。  沮渠蒙逊（366-433），张掖临松人，属匈奴一支，因其先祖官至左沮渠，故以官名为姓氏。沮渠蒙逊于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建立北凉，定都张掖，改元永安；他博览群书，通晓历史和天文，汉化程度相当高，《晋书》有云：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梁熙、吕光皆奇而惮之，故常游饮自晦[⑥]。 崇尚汉族文化的沮渠蒙逊以佞佛而著名，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久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⑦]。 可以看出，沮渠蒙逊十分崇敬佛法，深谋远虑，认为国城寺塔，皇帝宫室终究都会遭天灾人祸而毁灭，金玉珠宝也会被盗走，不如就在连绵群山间开凿石窟，塑造佛像，方能永存。故而于“州南百里”的山上凿窟设寺，又为母亲造了高达六丈的石像，获得世人惊叹。 那么，金塔寺是否也是沮渠蒙逊所开凿的石窟之一呢？吴正科先生曾言：“敦煌和姑臧成为中国两座著名的译经中心，而走廊中部的张掖在佛经翻译、佛理探研、僧侣培养、传法授戒、石窟开凿等方面综合发展，全面鼎盛[⑧]。”沮渠蒙逊更是将张掖的译经活动推向高潮，厚待高僧大儒，开设译场，辑经译经，若说此时再加力开凿石窟，可能性也十分大。 又《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⑨]。”这里所说的“凉州”，并非现今的“武威”，而是沿用魏晋时期的叫法，泛指河西地区，再结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的记载，沮渠蒙逊开凿石窟的山脉，应为河西一带的祁连山，而非部分学者所认为的武威天梯山石窟，天梯山是历史名山，若沮渠蒙逊在其上凿窟设寺，不会没有记载。何况金塔寺所处的山脉“在沮渠氏统治的前后期一直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以接受统治中心的文化影响”[⑩]，沮渠蒙逊在“州南百里”的山上开凿的石窟中有金塔寺，便很合理了。 王泷先生将这种观点更加细化，认为道宣所说的凉州石窟并不是多个石窟群，而就是特指金塔寺石窟。首先是开窟时间于沮渠蒙逊在张掖的活动时间相吻合，即公元412年以前；其次金塔寺石窟规模宏大，塑造宏丽精巧，非一般百姓私开窟所能比，应为皇室出人力物力建造无疑[11]。王泷先生还提供了确凿史料。即《释迦方志》中记载：凉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逊所造，碑寿见存，有素圣僧常自行，道人来便止，人去寻行，故其傍侧足迹衲衲，尔斯徒众矣，不可具云。余闻入大乘论者，宾头卢罗睺罗等，十六大阿罗汉住世通法，又有九亿无学，亦此洲中未入涅槃，准此而详。今诸山多闻磐声，或寻遇寺，岂非诸圣之所处乎[12]？ 从记载中看，凉州南的石窟特指“洪崖窟”，为沮渠蒙逊所造，上文已经说过此“凉州”非武威，包含河西更多地区，再加之当时沮渠氏活动中心在张掖，故推测为张掖南。金塔寺所在山谷地质环境十分特殊，近百米高山都是粗红砂岩质，远远望去，朱红色山壁十分醒目，故文献中的“洪崖窟”也许就是“红崖窟”的讹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金塔寺石窟开凿于北凉时期，由沮渠蒙逊主持建造，时间约在公元397至412年。 涅槃，又译为般涅槃、波利昵缚男、泥洹、涅槃那，意译为圆寂、灭度、寂灭、无为、解脱、自在、安乐、不生不灭等，是佛教重要的思想理论。中国涅槃信仰的兴起，起源于昙无谶。据《高僧传》记载： 昙无谶，或云昙摩懺，或云昙无懺，盖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见沙门达摩耶舍······故以谶为其弟子······初学小乘，兼览五明诸论，讲说精辩，莫能詶抗。后遇白头禅师······禅师即授以树皮涅盘经本。谶寻读惊悟，方自惭恨，以为坎井之识，久迷大方。于是集众悔过，遂专大乘。至年二十，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河西王沮渠蒙逊僣据凉土，自称为王。闻谶名，呼与相见，接待甚厚。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请出经本，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十卷[13]。 昙无谶（385-433）本是中天竺人，随达摩耶舍学习小乘佛法，后遇白头禅师授树皮涅槃经，改修大乘。约公元411年前后，昙无谶携《大涅槃经》等经书从西域行至河西走廊，正值崇尚佛法的沮渠蒙逊统治河西，对他十分礼敬，提供条件，让他得以译出《大涅槃经》，“宣说释迦牟尼在拘尸那国阿利罗跋提河边的婆罗双树间临涅槃时向大众所说佛法，阐述佛身常驻不灭，及常乐我净之义、众生悉有佛性乃至阐提成佛等旨，被列为大乘五大部经之一”[14]。这次译经引发了当时中国佛教的大地震，解决了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佛性问题”，涅槃宗由此形成。 昙无谶的到来使得张掖成为涅槃宗的发源地，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理论受到广大信众的认可，涅槃信仰迅速席卷全国，尤其在张掖，上至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更是对涅槃佛法推崇备至。  图二 前文已论证金塔寺石窟为沮渠蒙逊所开凿，那么它究竟因何而开呢？如图一中所示，石窟所处的山崖形似侧卧睡佛（图二），金塔寺石窟虽属于马蹄寺石窟群，但距离马蹄寺石窟主群有相当一段距离，于连绵山脉中单选在此处开凿石窟，绝非没有原因；加之金塔寺推测开窟时间与昙无谶在张掖活动时间有交集，沮渠蒙逊又相当推崇昙无谶，那么因为形似涅槃卧佛的山崖而开窟造像，也就有了很大可能。 公元433年，北魏主拓跋焘听到昙无谶会种种秘术，派人到北凉接昙无谶，沮渠蒙逊既因魏国强大不敢拒绝，又怕昙无谶去魏国之后对他不利，暗下杀心；恰恰昙无谶当时有再去西域求《涅槃经》后分之意，沮渠蒙逊假意赞助他，却在路途中派刺客杀害了他，一代宗师就此殒命。 张掖大佛寺拥有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像，是集雕塑、建筑、绘画等艺术之大成的佛教殿堂，也是佛教文化在张掖蓬勃发展的历史印记。（图三）大佛寺的创建过程，与法名思能的出身皇族的西夏国师嵬咩紧密相关。据《敕赐宝觉寺碑记》记载：“李乾顺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师，法名思能。”他佛性深远，法力精通，故而“阖境之内，贵贱耆壮，敬信无间，号之为国师”。 嵬咩国师长期驻锡于张掖大佛寺（彼时还是迦叶如来寺），一日静思打坐时，忽然“感梵音”，眼前慧光环绕，瑞气冲天，隐约传来仙音佛曲，国师起身循乐声来至寺内一土台之侧，声音似从地下传来。于是嵬咩国师开始进行挖掘，挖一尺深时“得金甓翠瓦”，盖着一个密洞，再挖三尺，则现出一个铜砖垒成的佛龛，里面存着古代涅槃佛像[15]。 得证如此神迹的嵬咩国师感动异常，发大誓愿要修建一座气势恢宏的殿堂及前所未有的佛像，来礼敬掘出的古卧佛；他将其中3尊佛像献给当时的西夏皇帝，努力争取西夏皇室的支持，于西夏贞观三年（1103年），以替乾顺之母祈福为由，开始敕建卧佛寺，历时五年，这座雄伟壮观的皇家寺院正式竣工。 大佛寺卧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脚长4米多，如此庞大的佛像，要如何才能又好又快地建成呢？这个问题也难倒了当时的嵬咩国师，让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传说，就在嵬咩一筹莫展之际，一夜，他梦见有位周身光环的神工巧匠走进新建成的卧佛殿，一言不发，侧身而卧，面朝西边，头北脚南；神工静卧片刻后，身上的皮肉开始如泥皮一样一块块脱落，只余一副骨骼和一颗闪耀发光的心脏。受梦境启示，嵬咩国师恍然大悟，采用“木胎泥塑”之法，先用木头搭出卧佛主体骨骼框架，钉上木板，再裹上泥，不到半月便完成了这尊旷世巨佛，引起四方群众纷纷惊叹。  昙无谶作为中国涅槃信仰发源宗师，嵬咩国师挖掘出的佛像即是涅槃像，这期间是否有关联？首先要弄清佛像缘何会被深埋在地下。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数次灭佛运动，佛家称“法难”。北周武帝灭佛时，因武帝早年也曾信佛，相对宽容，未曾杀害僧尼，并保留了一部分寺院，故于惊慌中掩藏佛像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唐武宗会昌灭佛，甘州恰属吐蕃统治，势力不能及；唯有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法难，太武帝拓跋焘严令禁止拜佛造像，有“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16]”、“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17]”之语，但拓跋焘并非真心想赶尽杀绝，只是明确自己的立场与权威，加之当时的太子监国一力劝阻，故消息虽一早放出，诏令却迟迟不下，给了国中僧尼沙门喘息和逃走的时间，于是“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18]”。有一位自迦叶如来寺出逃的僧人，在逃至今巴达哈商一带时，刊刻了一副碑贻与后世： 甘泉有迦叶遗迹，当于来世释迦法中遇八地菩萨，显迦叶之真仪，益恢弘于慧业。自兹以往，如复有善信，能以一花一香致瞻礼之诚者，必证佛果，复生天界[19]。 后“燕丹国师自天竺归，称说昔记，始知佛像迦叶所化，而思能即八地菩萨，道俗响应，坛施山积。其刹即今大寺[20]。”即说燕丹国师云游在外，看到这块碑，回来告诉众人，嵬咩国师乃八地菩萨，他发现的涅槃像是佛祖化身，他建造的寺院就是今天的大佛寺。这正是当时张掖僧人掩埋宝像后出逃外地的明证。 北魏灭佛距昙无谶在张掖发扬涅槃佛学的时间并不久远，涅槃宗在张掖方兴未艾，可以推断嵬咩国师发现的卧佛像，塑造于公元421-444年之间，而昙无谶于433年死于西行的路上，这些涅槃像很可能是当时张掖信众为了纪念昙无谶大师所塑造的。比对中国其他地方出土佛宝塑像的记载，可以发现涅槃佛像之出土凤毛麟角，唯独在张掖大佛寺出土数尊涅槃像，甚至修建了庞大的涅槃卧佛像，不得不说，张掖是真正的涅槃宗发祥地，大佛寺是昙无谶大师涅槃思想的传承寺院。 通过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笔者不禁有所疑问：传说中嵬咩国师是在梦中受神迹启示而塑造出卧佛的，那么历史上张掖大佛寺卧佛的造型究竟是因何而成呢？ 迦叶如来寺旧址坐北面南，嵬咩国师却建造了坐东面西的卧佛寺，将当时的迦叶如来寺分割成两段，主殿内的大卧佛也是头南脚北面朝西的造型，如此大动干戈改变建筑群的朝向，历来罕见，一定有其特殊的原因。  之所以宁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改建原寺建筑、改变山门朝向，也要塑造头南脚北面西的卧佛像，是由于这种朝向的卧佛已有定例。据《涅槃经》中描绘，佛祖灭度时，告知弟子们将入涅槃，命阿难在两棵娑罗树中间铺下绳床，头部向北躺下，向右侧偃卧，左足置右足上，弟子们都守候在身边，聆听他的最後教诲。可见头北脚南面朝西是塑涅槃像的必须规格。但书中描述毕竟只是文字，没有人能亲眼看到卧佛究竟是何姿态，联系前文论述的沮渠蒙逊特意在金塔寺红砂崖壁上开凿石窟的原因，不妨大胆设想，沮渠蒙逊是因为目睹了神似书中所描述的卧佛的山崖，以为佛缘，故虔诚开窟造像；后人得见此崖，亦如亲眼印证了佛祖涅槃情形，加之信徒造像“所见即所得”的原则，不由在塑造其他涅槃佛像时参照了该山崖的造型，包括为了纪念昙无谶而塑的被掩藏底下的4尊卧佛。 嵬咩国师挖掘出的卧佛像，既然是以金塔寺山崖卧佛形象为参照物，他塑造的大卧佛自然也以金塔寺山崖卧佛为原型。如图二中所示，无论是佛头、身、脚、手臂等部位，大佛寺卧佛都与金塔寺佛形山崖颇为吻合，连尺寸上也尽力体现出山崖卧佛所体现出的宏大磅礴的气势。 中国佛学文化源远流长，涅槃信仰更是内涵深远，意义非常。张掖在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发扬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中国佛教史上不可忽视的特殊地区。 目前学术界对金塔寺石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窟内塑像与壁画上，有关金塔寺石窟本身的历史渊源和其与佛教派系的关系研究并不充足，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金塔寺石崖圣像存续千百年，不知隐藏了多少秘密，与涅槃宗的渊源定然不止文中所论述的这些，与张掖大佛寺的故事也定然还有更多，笔者因时间和能力所限，只能浅谈浅析，希望本文能为金塔寺石崖圣像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界人士来讨论研究。 [1] 【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 [2] 【梁】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版。 [3] 【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 [4] 【唐】道宣《释迦方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 [5]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 [6] 【清】杨茂春《重刊甘镇志·祠祀》之“宝觉寺”条宣德二年御制碑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 [1] 吴正科《大佛寺史探》，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 董玉祥、岳邦湖《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 杜斗成、董玉祥《北凉佛教与河西诸石窟的关系》，《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 [3] 张善庆《张掖马蹄寺石窟群研究回顾与述评》，《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 [4] 王泷《甘肃早期石窟的两个问题》，《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 [5] 王康《佛教东渐对张掖佛教及大佛寺创建发展的历史影响》。 [6] 吴正科《故迦叶如来寺探秘》。 嘉庆十三年（1808年）重修金塔寺石窟题记 金塔圣境古刹梵宇，因属祁连有灵之神，不知创建何代，而始基何人，并无实录可考。第历年久远而损坏者颇多，不意有白庙堡玄门弟子王寅触目惊心不忍倾頺，舍其手义思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能成，爰是令其徒黄大成、秦有功、王永年、花生茂、唐增爵、郑相邀仰白庙堡张满寨会首（会首十人名约）等远募近化喜舍资财，而两寺之塑像一一重新。虽曰人力所为而实神功之默佑，今于大功告竣之日，而十方所出之资，与前后之使费开列于后，以昭其人为善之公心也（以下所列拾资人名约）。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又五月初八。 [①]董玉祥、岳邦湖《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07页。 [②]杜斗成、董玉祥《北凉佛教与河西诸石窟的关系》，《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23-138页。 [③]杜斗成《关于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50页。 [④]王泷《甘肃早期石窟的两个问题》，《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82页。 [⑤]秦春梅《马蹄寺石窟群塑像壁画艺术风格》，《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528页。 [⑥]【唐】房玄龄《晋书》卷129，《沮渠蒙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第3189页。 [⑦]【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417-418页。 [⑧]吴正科《故迦叶如来寺探秘》。 [⑨]【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第3032页。 [⑩]张善庆《张掖马蹄寺石窟群研究回顾与述评》，《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71页。 [11]王泷《甘肃早期石窟的两个问题》，《张掖石窟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84-185页。 [12]【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下《通局篇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111页。 [13]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二《晋河西昙无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版，第76-77页。 [14]王康《佛教东渐对张掖佛教及大佛寺创建发展的历史影响》 [15]据吴正科先生考证，一共挖掘出4尊涅槃佛像。吴正科《大佛寺史探》，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3页。 [16]【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第3034页。 [17]同上，第3035页。 [18]同上。 [19]【清】杨茂春《重刊甘镇志·祠祀》之“宝觉寺”条宣德二年御制碑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93-196页。 [20]【清】钟赓起《甘州府志》卷11《仙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439页。 图文：王 康 李妍容 编辑：办公室 审核：刘红燕 转载自：张掖大佛寺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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