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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修成国 关注军旅警营公众号 那是1969年11月的一天， 我从丹东市岫岩县（岫岩县早已经划归鞍山市管辖）回到旅大市（那时候大连市还称为旅大市）内，刚刚走进位于西岗区的旅大警备区一二九街招待所（即现在的36中学）院内的礼堂，就听到一位穿着军装的部队首长在大会的主席台上讲话，也许是会场上非常肃静的原因，那声音显得格外高亢而洪亮。我虽然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但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此刻，那位部队的首长不是在讲训练，也不是在讲战备，也不是在讲当时社会上“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在讲水稻的种植栽培技术，讲如何才能获得水稻高产。他说： “水稻喜高温、多湿、短日照，对土壤要求不严，但是水稻土最好。幼苗发芽最低温度10～12℃，最适28～32℃。” “分蘖期日均需要20℃以上，开花最适温30℃左右，低于20℃或高于40℃，授粉受严重影响。稻穗分化适温30℃左右；抽穗适温25～35℃。相对湿度50～90%为宜。穗分化至灌浆盛期是结实关键期；营养状况平衡和高光效，对提高结实率和粒重意义重大。” “插秧的密度，即水稻插秧每平方米基本苗数，一般在120 株左右比较合适。一般一亩地可以播种40至50斤种子。一平米300穗，每亩约20万穗，每个穗70左右个粒，每两千粒重约一两，正常情况下，每亩中产田可以达到500至700斤左右，高产田一般在700至900斤。”（这个产量在当时应该说是很高的了。因为当时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亩产要努力达到过“黄河”即500斤，跨“长江”即800斤。） “另外，还要记住，在我们辽南，一定要做到不育五月苗，不插六月秧。千万不能误了农时。人误地一天，地误人一年。” ……  虽然他讲得很清楚，可我还是听不明白，因为我的家乡没有水田。我从小也很少吃过大米饭，更不知水稻为何物。此刻，让我感到非常诧异的是，如若是我来到了一个关于农业生产的专门会议上，如若讲这样一番话的是一个水稻专家或者农业技术员，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的，可这偏偏是一位部队的老首长，在讲解种植水稻技术，而且还讲得头头是道。 于是，我便小声询问坐在我身边的一位部队干部模样的人：“请问，台上那位讲话的首长是什么人？” 那位干部瞅瞅我，又打量了我一番，有些惊讶而不解地说：“你问的是台上讲话的那个人？那不是咱们旅大警备区的刘德才司令员吗？怎么，你不认识他？” 我诚实地点点头，说：“我是海岛部队的，在海洋守备区，是今年一月份入伍的新兵。” 那个干部接着又有些自豪感地小声对我说：“刘德才司令员还兼任旅大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呢。他这是在介绍他在庄河县花园公社金山大队抓典型种植水稻增产的经验呢。” 我听后又信服地点点头。其实，刘德才司令员是旅大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我早就知道。因为我入伍一个月就调到海洋守备区政治部宣传科报道组做报道员了，整天盯着《解放军报》《前进报》《辽宁日报》《旅大日报》那几份报纸，尤其是《旅大日报》经常报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德才的各种活动，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不过是只知其名，未见其人，未闻其声。  接着，我又产生了一种惊惶。就是刚才听了刘德才司令员的讲话后，我觉得我们写的那份要在这个会议上介绍的典型材料是不是要出问题呀？要说那份典型材料就得从一个月前我们去岫岩县说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奉命担负着“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的任务。 我们海洋守备区有一部分部队，在旅大市内政府机关和旅大市所辖新津县（即后来的普兰店市），以及丹东市所辖的岫岩县等地执行支左和支农任务。1969年10月17日上午，我们海洋守备区政治部主任范景龙把我和另一个报道员周殿忱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旅大警备区下个月要召开支农工作经验交流会。你们宣传科报道组的二位同志准备一下，明天到我们守备区在岫岩县的支农点上去帮助总结一下支农工作的经验。 你们宣传科的侯传海干事现在正在岫岩县，具体怎么做你们听他的安排就可以了。”经过简单的准备，第二天，我便和周殿忱乘船下岛了。我们部队负责岫岩县的雅河、前营、向荣、新甸四个公社的支农任务。我们赶去时正是稻谷金黄水果飘香的时节。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产主义尾巴”“养两只鸡是社会主义，养三只鸡是资本主义”等极左路线，这样一个有山有水有林有木有兽有禽有果有稻的地方，乡亲们的生活却相当艰苦。 社员们劳动一天，晚饭只是喝稀稀的苞米碴子粥就咸菜，而且还吃不饱。我们在社员家吃派饭，也只能跟着喝包米馇子稀粥，饿的没办法，我们就晚上自己去缫丝厂买茧蛹煮了以充饥。而我们去要总结的支农工作经验，就是雅河公社河北大队革委会是如何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厉制止和打击农民开小片荒种粮，如何严厉制止和批判农民群众卖地瓜芽子等所谓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是当时各级领导的头等大事，自然也是执行“三支两军”部队的头等大事。我们在那个大队调查了几天，然后回到岫岩县革委会招待所，我、周殿忱和当时在那里支左的炮三连班长周广津，每人写一部分，侯传海干事负责改稿定稿。之后就由周广津到旅大警备区在旅大市内召开的“三支两军”工作经验交流大会上做介绍。（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我们总结的那份经验，是多么的荒唐，多么的可笑。） 此刻，我置身会场，听了刘德才司令员在讲农业学大寨，要远学大寨，近学金山，要科学种田……听了那么半天，也没有听到他讲关于“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话，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写的那份材料和刘司令员的讲话有些不对路子了，是不是要被否定掉？或者是不是要挨批？其实，我那时候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那时候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气候，而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或者一个领导干部，你可以讲也可以不讲，你可以多讲也可以少讲，但是你绝不可以反对别人去讲，更不可以跟讲的人唱反调对着干。后来我才理解到，刘德才司令员在大会上是你讲你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我讲我的金山大队种植水稻的经验。这应该说是一个老革命老将军老领导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策略和智慧。 说起刘德才司令员在庄河县花园公社金山大队抓典型，指导种植水稻增产的经验，这里还是要多说几句。刘德才司令员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金尧村，作为农民的后代，他始终不忘农村和农民，更是对农业生产情有独钟。他在任64军军长时，就在本溪市抓了一个农业学大寨典型碱厂堡，抓得很有成效，中央新闻媒体曾经播发了长篇通讯《红太阳照亮了碱厂堡》。有人称之为“农民军长”“稻子军长”，他不仅不反对，还欣然接受，乐呵呵地说：“你们说我是'农民军长’'稻子军长’，我就是'农民军长’'稻子军长’。”连64军马瑛政委都说：“刘司令抓生产生活有一套。  上图为刘德才司令 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兼旅大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他又抓了庄河县花园公社金山大队的典型。我后来听庄河的朋友说，刘德才司令员非常关心庄河的城市建设和群众的文化生活，庄河县城的黄海大街和影剧院，都是在他的指示和关照下，于文革期间建设起来的。他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抓了庄河县花园公社金山大队的典型，每年都要到金山大队去几次，与县、公社和大队领导一起研究如何科学种田，增产增收。 他每到庄河，还会抽出点时间，与庄河一中的学生篮球队举行一场篮球赛，那边是学生篮球队，这边的球队由他和他带去的机关干部、司机、警卫员组成，人员再不够，他就叫县里领导上场。因为年龄的缘故，他常常打不了全场，但他一定要上场。他说：“这样很好，既锻炼了身体，又与大家同乐。”由于他这位司令员经常深入县、乡、村抓生产生活，经常与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与大家一起同吃住同娱乐……庄河的干部群众都觉得刘德才司令员就像自家人一样。多少年来，那里的人们提起刘德才司令员，仍然感到是那么的熟悉，是那么的亲切。 刘德才司令员是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的，如果不是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按他后来的职务，是完全可以晋升为中将抑或是上将军衔的。将军，顾名思义，是带领队伍的，是指挥作战的，他的平台应该是风云激荡的战场。然而，刘德才司令员，不仅能够在战场上叱诧风云，战功赫赫。还照样可以领导社会管理，指导经济建设。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他的虚心好学，聪明智慧，更重要的应该说是他始终牢记本旨，不忘初心，践行使命，从他的身上，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如今，50多年过去了，那个一二九街招待所，之前是大连市36中学，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时候做了部队的招待所，之后又恢复36中学校园。我在部队入党提干后，又从海岛部队调到大连市内部队工作，家就住在离36中校门直径只有100米的地方，虽然后来我再也没进过那个学校，但只是那一次，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刘德才司令员这位老首长，我也只是在50年前的那次会议上远远地见过那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但刘德才司令员的高大形象却永远耸立在了我的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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