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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国际性词典:认同

 无意识研究 2021-03-04

认同 

《国际精神分析辞典》p.787

译者:张弢

 拉康派精神分析研习与实践者

认同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人使自己的一部分人格与另一个人的人格相一致,而另一个人就像一个榜样。弗洛伊德在精神病理学的背景下粗略地描述了认同的机制,它指的是一种与他人相关的主要模式,并且已经整合到构成心智的过程中。认同应区别于模仿,模仿是一种自愿的、有意识的行为。

认同的概念,尽管在当时的科学或心理学词汇中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但它首次出现于1896年12月17日弗洛伊德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它一直保留着当时被他所赋予的意思:“我已经确认,比如,长期以来对女性广场恐惧症机制的怀疑。如果你想到了妓女,那么你就会猜到它。它压抑了第一个上街的人对妓女的嫉妒和认同的冲动”(1985c,p.182)。

弗洛伊德在后来的著作中经常把认同和癔症症状联系在一起,但他在《释梦》(1900a)中赋予了这个概念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高尚的屠夫”这个梦之后的注释中,正如雅克·拉康所提到的晚宴之梦,弗洛伊德指的是屠夫妻子对朋友和假定的对手的认同(第四章)。弗洛伊德说,病人可以“像面对一大群人一样忍受痛苦,在一出戏中扮演所有的角色,仅仅出于他们个人的资源。”经典的定义是:“认同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基于类似的病因学假设的同化作用;它表达了一种相似性,而且源自于一种仍然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共同元素”(1900a,p.150)。

弗洛伊德毫不怀疑这种“病因学主张”和“某些共同因素”在本质上是性的。弗洛伊德在另一种人格或复合构造的掩护下,演示了认同之动力学的使用,从而完成了他的说明,通过凝缩和使用一个共同特征(雅克·拉康翻译为“单一特征”)的过程,克服了审查制度,在梦中实现了被禁止的婴儿期愿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变化,在朵拉的个案中,它被用来说明癔症现象的复杂性。

但是在1909年,当桑多·费伦茨提出类似的“内摄”(introjection)概念时,他把兴趣集中在了认同的概念上。对于费伦茨来说,自我“总是在寻找与之认同的对象,移情对象”,并内摄它们以便成长。对象爱只不过是内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对达芬奇(1910c)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探索了这条新的途径,他写道,即将成为同性恋的年轻人“压抑了对母亲的爱;他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将自己认同于她,他把自己这个人当作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的类似者中,他选择新的爱的对象”(p.100)。同样地,“小汉斯”认同引发恐惧症的动物(the phobogenic animal),因而认同他的父亲(1909b),鼠人认同他的父亲或母亲(1909d),小阿尔帕德认同公鸡(费伦茨,1913),或是狼人认同在原初场景中的父母(1918b[1914])——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a)中发现的模式,即在图腾大餐中对死去的父亲的认同。1915年在《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d)中添加的一个注释清楚地指出了口腔食人的心理认同机制的前身,即“吞并”(incorporation)。

1915年,认同的概念被大幅度修改,它成为一个过程,整合于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交织的力比多纽带的历史中,甚至在主体内部。失去一个自恋投资的对象导致了一种现象,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1916-1917g[1915])中描述为“自我与被抛弃对象的认同”(p.249)。重要的是要明白这种认同,在这里被称为“忧郁的”,不再像癔症型认同那样是部分的和由一个共同特征所决定的,而是完全的且由力比多的撤回而带来的——力比多从丧失的对象回到自我。这在不久之后被称为“自恋型认同”,并被认为比普通认同更加原始。

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c)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三种形式的认同:“第一,认同是与一个对象情感联系的原始形式;第二,在一种退行的方式中,它成为力比多对象联系的替代物,因为它凭借将对象内摄于自我;第三,它可能会产生具有普遍性质的任何新的感知,这种普遍性与其他一些不是性冲动对象的人所共有”(p.107-108)。

第一种形式为弗洛伊德提供了一个表达‘存在’与‘拥有’的辩证法的机会,他后来多次使用这种辩证法。“一个小男孩会对他的父亲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希望像他一样成长,希望像他,并在任何地方都能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把他的父亲作为自己的理想”(p.105)。但最初的矛盾心理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压力下演变而来的,要么是与父亲的竞争,要么是通过与母亲的认同而朝向同性投注(homosexual cathexis)。“在公式中很容易说明对父亲的认同与选择父亲作为对象之间的区别。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父亲就是他想成为的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父亲就是他想拥有的人”(p.106)。十七年后的1938年7月12日,这种对立继续困扰着弗洛伊德,他在著作中留下了一个简短的痕迹:“‘拥有’和‘存在’在儿童中。孩子们喜欢用‘我就是对象’这一认同来表达对象关系。‘拥有’是两者中的后者;在失去对象后,它故态复萌为‘存在’。例如:乳房。‘乳房是我的一部分,我就是乳房。’只是后来(成为了):‘我拥有它’——也就是说,‘我不是它’”(1941f[1938],p.299)。

第二种形式表明,通过认同和退行,与俄狄浦斯情结相关的情欲依恋被替换。小女孩咳嗽得像她妈妈。“你像她一样,但用经历痛苦的方式。”朵拉咳嗽得像爱的对象——她的父亲。在这两种情况中,认同只是部分的、完全有限的,自我限制自己只借用对象的一个特征。

第三种形式是新颖的。它引入了自我理想的新概念,并将其体现在“领导者”的身上。这种理想的投射促进了主体的社会生活,这些主体将能够通过这种共同的纽带相互认同,而不是将彼此视为被摧毁的对手。迷恋同一个歌手的年轻女孩们不会互相嫉妒;一个领袖的忠诚支持者们会忘记他们的争吵和分歧。然而,需要记住的一点是:这里的认同不是由癔症型认同共同体的性纽带所决定的,癔症型认同共同体在社会学研究中引入了群体和“民众”的用法。

随着生死冲动的“神话”的引入,以及对第二地形学子系统的描述,认同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并将继续丰富它。给予俄狄浦斯情结结点的形势导致了对每一个双亲的互通性认同描述的复杂性,这些认同是根据改变的可能性的数量和关于双性恋体质的数据而做出和撤回的。

伴随着这些“癔症”的认同形式,自恋型认同在主体的形成中显得尤为重要。“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明白,这种替代在决定自我所采取的形式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它对建立所谓的‘性格’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1923b,p.28)。一些后弗洛伊德时期的作家,比如西奥多·雷克,甚至认为这是自我本身形成的过程。这一洞察有助于将弗洛伊德对有必要从力比多对象中撤回投注的评论加以语境化,是进化的改变迫使本我放弃:“认同,可能是本我可以放弃其对象的唯一条件……当自我假定对象的特征时,可以说,它在强迫自己把本我当作一个爱的对象,并试图通过说‘看,你也可以爱我——我如此像那个对象’来补偿本我的丧失”p.29-30)。

随后,弗洛伊德定义了他所说的“原初认同”(primare Identifizierung),这是人类心智发展的一个基本过程,代表了一个神话般的时刻,类似于原初自恋、原初压抑,甚至原始部落的弑父。这个术语导致了许多矛盾和误解,因为“原初认同”一词被用来指婴儿对其母亲的初期认同,这不是弗洛伊德的意图。作为成为人类的一个标志,弗洛伊德将它理解为意味着在任何形式的对象选择之前与“他自己的个人史前史中的父亲”(1923b,p.31)的认同。它将本我从自我理想中分离出来,第一次分离表明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超我形成理论随后对此进行了完善。与认同相关的禁令“你应该像这样(像你父亲一样)”,与后来的警告“你不能像这样(像你父亲)”(p.34)相矛盾。作为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进化和对阉割恐惧的回应,超我通过后来重获原初认同把自己强加为对父亲控制能力的内摄。“因此,我们反复说过,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认同形成的,认同取代了本我所抛弃的投注;这些认同中的第一个总是作为自我中的一个特殊机构,以超我的形式与自我分开,而后来,随着它变得更强,自我可能会变得更能抵抗这种认同的影响。超我在自我中或与自我的关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是由一个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超我是第一个认同,是在自我还很虚弱的时候发生的;另一方面,它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此将最重要的对象引入了自我”(1923b,p.48)。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中,弗洛伊德回到了他的描述,同时强调了阉割恐惧的作用。正因如此,“对象投注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认同。父亲或父母的权威内摄于自我,在那里它形成了超我的核心,超我接管了父亲的严厉,并使他对乱伦的禁止永久化,从而使自我从力比多对象投注的回归中得到保护。属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倾向一部分是去性化的和升华的(这可能是每一次转化为认同时都会发生的事),另一部分是在其目的上受到抑制,并转变为情感的冲动”(p.176-77)。在这里,弗洛伊德使用内摄的概念作为一种同化形式的标记,这种同化形式比认同更稳定、不易变,且与幻想密切相关。这是对桑多·费伦茨早期定义的概念的修正,也是阻碍认同概念发展的术语误解的另一个例子。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1924c)一书中写道,无论如何,“超我保留了被内摄者的基本特征——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严厉,他们的监督和惩罚的倾向”(p.167)。

弗洛伊德关于认同的最终思想揭示了他在认同概念复杂性面前的困惑。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1章,题为“精神人格的分解”,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澄清他指定为认同的一部分的各种过程,并得出结论,“我对这些关于认同的发展绝不满意。”不过,他补充说,这将为研究代际传递现象开辟一条道路:

作为一项规则,父母和权威类似于在教育孩子时所遵循的他们自己的超我戒律。无论他们的自我对超我的理解如何,他们在教育孩子时都是严厉而苛刻的。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童年的困难,而且很高兴现在能够完全认同自己的父母——后者在过去对他们施加了如此严厉的限制。因此,一个孩子的超我实际上不是建立在父母的模型上,而是建立在父母的超我的模型上;超我所填充的内容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的载体,成为经久不衰的稳定的价值判断的载体,这些价值判断以这种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播着。人类从不完全活在当下。过去,即种族和人民的传统,生活在超我的意识形态中,只会慢慢地屈服于现在和新变化的影响;只要它通过超我运作,它就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独立于经济条件(1933a,p.67)。

这个“残酷的”父亲自己也有一个父亲,他将其视为榜样,还有一个母亲,他们也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每一位父母都会在他的孩子身上重演他自己童年的世界,因为它一直铭刻在他的无意识和前意识幻想中,远离他与其他人交流的版本,或隐藏在他的意识记忆中。这正是宇宙的起源,每个孩子喜好侦查的动力探索发现其出生和身份的秘密。因为它的个性是由这种合成图像的材料形成的,有一天它可能会以“自我的访客”的形式回归(米约拉)。

后弗洛伊德时期的作者强调了围绕认同概念的精神分析情境,而弗洛伊德并没有从认同的角度来检验。他们坚持从病人到精神分析师的转移性认同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强调精神分析师必须拥有一定的移情(Einfuhlung),即“理解在其他人那里对我们的自我是陌生的”(弗洛伊德,1921c),甚至去理解和解释分析者的无意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的认同,虽然在他的同时代人和直接继承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分歧,但仍然是精神分析学家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认同的幻想,与弗洛伊德或与分析家的“精神分析谱系学”中的个体,可以导致对精神分析历史上某些理论命题和事件的理解。

安娜·弗洛伊德和梅莱妮·克莱因都通过对入侵者的认同,以及对投射性认同的研究,帮助阐明了各种认同模式,这些模式证实了这个回避概念的启发式好处。对与母亲关系的兴趣导致了对原初认同的误读,弗洛伊德认为认同具有父亲阳具的性质。继伊迪丝·雅各布森之后,其他作者将其描述为一种前对象(pre-object)的古老的母子关系,处于自体与非自体的融合/混淆状态(桑德勒),并将其与借用于心理学模型的“模仿”概念区分开来。

“内化”包括吞并、模仿和内摄,与身份的建构有关(哈特曼、克里斯和洛文斯坦),而“外化”作为内部对象和外部对象之间的区别,将认同置于这些不同系统的十字路口。它的自恋极也在所谓的母子“镜像”关系中得到了阐释,这与雅克·拉康(1949)描述的在镜像阶段儿童的镜像认同有所区别。“次级认同”被分离出来,用来描述与对象关系、前俄狄浦斯关系、俄狄浦斯关系和后俄狄浦斯关系等的出现和发展相关的认同过程。

精神分析学对更严肃的病理学的兴趣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身份同一性挑战的关注,无论这些挑战涉及青春期的行为障碍还是在边缘或精神病患者中观察到的人格解体。早在弗洛伊德在《史瑞伯大法官》(1912a)一文中谈到这些问题之前,他就在写给威廉·弗利斯(1899年12月9日)的一封信中指出,“妄想狂再次分解了认同;它重新建立了在童年时期所有被抛弃的爱的人物……它把自我本身分解为来自体外的形象”(1950a,p.280)。

最近,关于认同概念的研究已经分化出了几个方向:“反认同”、“认同性投射”(皮耶拉·奥拉尼耶)、“古老的认同”、“英雄性认同”(迪迪耶·安其厄)和“无意识认同的诸种幻想”(米约拉)。为解释这个概念的丰富性所作的陈述似乎无穷无尽,精神分析学家仍在试图确定它的性质和形成。

阿兰·德·米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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