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初期的中国画坛上，有这样四个画家，他们主张作画仿古，把宋元名家的笔法视为最高标准，这种思想在当时成为画坛“正宗”，并且影响到了之后的画坛中心。直到清末至民国，北京画坛仍然深受以这四人为主的画风影响，继续视他们为正宗。这四人就是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因为都姓王，所以也被叫做“（清）四王”。 四人虽然都姓王，但可不都是亲戚关系，不过确实他们关系也都很密切。其中王时敏年纪最大，是“四王”之首，同时也是王原祁的爷爷，这爷孙两人又都是山水画派“娄东派”的代表人物。 王鉴是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的曾孙，出身官宦门第；王翚（huī）曾经跟王时敏和王鉴学习过，他和王鉴是与“娄东派”相对的“虞山派”的代表人物，同时王翚身上还有个“清初画圣”的称号。 总之，这四人同属一个时代，成就也被联系起来了，彼此间的渊源都很深。虽然看着他们好像分裂成了两个画派，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四人的画风还是很相似的，因为都致力于摹古，他们模仿的对象，就是在此之前的那些名人画家，比如黄公望、董其昌、巨然、王蒙等宋元名家。 来看看“四王”的画风各自是什么样的。 王时敏画画，是极力主张恢复古法，而反对自出新意的，他甚至曾批评说：“迩来画道衰谮，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邪诡不可救挽。” 王时敏曾经得到过董其昌的亲自指导，小的时候就开始摹古了，他深究传统画法，尤其对黄公望的山水心醉，刻意追摹。其笔墨含蓄，画法精绝超逸，而构图较少变化，无论巨幅山水，还是扇页小品，王时敏都要做到“略不失古人面目”。 王时敏秉持着“摹古是绘画的最高原则”，作画无一不得古人精髓，但这样的结果有优有劣，好的是他的画严谨、苍润，功力深厚，在运笔、线条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艺术造诣也极高。不好的一点是缺少新意，相对来说显得刻板了一些。 王时敏的作品还是很多的，比如74岁时画的《杜甫诗意图》册，图册共12开，全部依据杜甫诗意绘制，每一幅画上，都题有杜甫的诗句。 显而易见，这也是一件临古之作，是他结众家之长而成，但笔法又不尽相同，也颇有变化，画得很有味道。总的来说，这是王时敏晚年的成熟笔法之作，也是一套精品。 王原祁是“四王”中年龄最小的，作为王时敏的孙子，他也是继承了家法，王时敏曾对他说：“汝幸成进士，宜专心画理，以继我学”。王原祁同样刻苦于临摹古人之作，学元四家，学黄公望，晚清秦祖永说他的风格是“中年秀润，晚年苍浑”。 王原祁孜孜一生，痴心于黄公望笔法，摹了很多作品，如各种“仿大痴山水”（黄公望号大痴道人）。作于康熙三十三年的《仿大痴山水图》是他53岁的作品，此幅全以笔力取胜，可见王原祁早就对黄公望的作品心摹手追了。 他还摹过《富春山图》，画面云山秀水，用笔秀雅脱俗。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中用笔松动老辣，王原祁对黄公望的画风也是了如指掌，他在这幅仿作中皴擦点染运用自如，技法和笔墨运用方面都相当高超。 曾有人评王原祁的画“笔端金刚杵”，说他笔法老练，风格沉稳，这其实也正是他长期以来追摹临仿的成果。 王鉴早年得董其昌亲自传授，也是从小被授予了“学画唯多仿古人”的观念，对宋元名家的临摹也是手到擒来。他取法得力于王蒙较多，当然也不止这一家，路数还是挺宽泛的，当时与王时敏齐名。 他的《仿米氏春山图》绘写穷尽山川之千奇万状，很有江山万里、起伏磅礴之势《仿江贯道山水图》画峭立绝壁，葱郁林木。 王鉴虽然是“仿”古人的，但并非全部照搬，而是也有自己的技法融合和趣味审美。像《仿江贯道山水图》就打破了传统的纵向布局，而以平行并列构图，水草两行、山树三行、绝壁数排，随心所欲地描绘它们的生长姿态，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的大胆画风。 王时敏称王翚“集古人之长，尽趋笔端”。王翚曾跟王时敏、王鉴学过，不过也是集百家之长的。他主张“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学习的前辈里，还是那些熟悉的人物，黄公望、王蒙、巨然、范宽等等。 王翚的山水虽然以摹古为主，但却不拘于一家一格，他的功力深厚，能将多家优势集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气势勃发的山水画风格，从而有“集大成”之誉。 纵观清初四王的山水，可以它是承接明代及更前代的山水画发展而来的，四王的影响固然深远，引领了画坛300多年，但因为缺少创新，也被视为保守派。其实与“四王”共存的还有个性解放的革新派“四僧”，不过“四王”的山水却是当时的主流。 “四王”师古人笔法，遵循的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审美意识，追求的是严谨笔墨和宽宏气度，而对那些有创造力的山水画不为所动，觉得他们张狂、浮躁。所以客观来讲，“四王”画风的缺点就是缺乏性灵生机，因为太过重视古人之法，反而拘束了画家的个人创造力。 最开始我讲到，直到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画坛都还在遵循这种摹古风潮，齐白石就曾吃过这个亏，他的山水画简略粗放，完全和当时的传统相背，所以一度被嫌弃，被归入粗鄙一类。 到后来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提出了中国画改良，而“四王”的画首当其冲，从统领画坛数百年的第一画派一下子被视为了反面教材。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写文说：“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康有为和陈独秀等人把矛头直指王画，包括后来的徐悲鸿等一批名家也都加入到了这样的一场“美术革命”中。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将“四王”的摹古列为罪名，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掉“四王”的积极意义和成就。 他们的山水能得到几百年的推崇，也是代表了古代文人的审美意趣，并且还延续和发展了文人画的优秀传统，所以论起他们，也不能单单就以临摹、复制来看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