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假借 《说文解字·敘》:“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解释】:假借是对语言中还没有文字记录的词,不另造新字,而是根据发音,从已有文字中选取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用以寄托所要表达的意义,如:令、长。 令,甲骨文()从亼(ㄐㄧˊ jí,器盖,屋顶。表聚合,汇集)、卪(jiéㄐㄧㄝˊ,跽坐形。作部首时后或简作“卩”),表示集合属从发号使遵循、执行之意,即发布命令。假借为发号之人,如县令。 長(zhǎng ㄓㄤˇ),甲骨文( )象长发束起的老人拄杖形,表示年高岁久的意思,即年长;後或省手杖,其意稍晦。假借为距离大、时间久(音cháng ㄔㄤˊ)。 实际上,许慎所例举的“令”、“长”并不是典型的假借字。比较典型的假借如“乞”(本借“气”表示)、“夕”(本借“月”表示)、“韦(环围,包围)”(借用作表示熟皮革),以及“其('箕’本字)”等。 因为有些词(主要是虚词)或意义(特别抽象),无法或没有必要以形象的方式(字形)恰当地表示,所以就变通地借用已有文字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或引申其义)来表示,这就是“假借”的实质。 假借是纯表音的造字法,它本身不产生新字形,所借字的形体与所要表达的意义不必有联系。 不产生新字形不意味着不是“造字之本”。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所谓“造字”,无非是给语言中的词制定一个记录符号,一个词原来没有记录符号,现在有了,只不过是“克隆”的而已。 六、转注 《说文解字·敘》:“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解释】:对于转注的理解,历来意见不一,争论很大。原因是许慎的理解有误,结果造成后人都在许慎设下的窠臼中打转转,终不得其解。 其实,“转注”的正确表述应该是: 转注者,形隐义迁,附丽性名,西→栖(棲)、其→箕是也。 意思是说:一个字(主要是象形字)的形体发生讹变,已不能因形示义,或主要借用作表示你义(一般是抽象的副词义),其本义遂又另加形符或声符构成一个新字表示。 而许慎所例举的“考”、“老”,根本就不是转注字,在甲骨文中,“考(,長壽,壽命)”是“老(,年长,高夀)”的假借。 再比如,后人所例举的转注字:颠-顶、走-趋、逆-迎、追-逐、讽-诵等,从造字的角度讲,没有任何意义。 下面,看看“西→栖(栖)”、“其→箕”是如何“转注”的。 栖(棲):本字为“西”,甲骨文()象草木编筑的巢穴形,表示上古筑巢而居时代先民在树上筑成的巢居。后字形讹变(,篆文),表意不明。为了表意清楚,乃改为从木,妻声,妻也兼表居于家中的意思,卽“棲”,而“西”则主要用以表示其太阳落下的方向即“西方”之类的引申义。“巢居”义后也写作“栖”,但多用“棲”。今台湾用“棲”,大陆用“栖”。 箕:本字为“其”,甲骨文()象扬糠撮土的簸箕形(音jīㄐㄧ)。为了表音清楚,后又另加声符丌(jīㄧ,基座),丌也兼表平时多置于丌上的意思()。后因“其”主要借用作表示“第三人称”等义(音qíㄧˊ),故其本义乃又另加意符“竹”表示,即“箕”,以突出其为竹制。 由前文的介绍可以看出,作为“造字之本”的“六书”理论体系,是相当完备和科学的: 象形、指事是“依类象形”的“文”,是汉字的基础和构造材料,具有精准的模块性和强大的构建功能。 会意、形声、假借、转注是“形声相益”的“字”,是汉字的主体和形象展示,表现出了极高地标准化与规模化(会意、形声)、个性化与差异化(假借与转注)水平。 象形、指事、会意负责创造出表示汉语中所有音节的形体,而丰富多彩的、千差万别的意义则由“形声”来表现。所以所有汉字的形体构造,尽出于此四者;而特殊的、后续的的问题则交由假借、转注来处理,概不使之阙如。 掌握了“六书”,就掌握了汉字的构形规律,对于汉字的认知,就可以做到“望文生意”,一目了然。 但是后世特别是近世学者认为,“六书”不可能是什么“造字之本”,因为汉字不是由谁预先设定好了模式再据以创造出来的,“六书”是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分析和概括汉字形体构造规律的产物。我们认为,这是同对汉字起源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误解。 第一,创新规律研究表明,任何一项大的创新成果,无一不是在预先设定的目标、原则、框架的指导和规范下完成的。汉字的产生作为古人的一种大型的自觉的创造活动,岂有倒果为因之理?至于“六书”方法是否同时出现,这并不影响“六书”“造字之本”的地位,因为不管具有哪一“书”特征的汉字何时出现,作为一种自觉地创造活动,那一“书”所表示的方法原则,一定先于其产物——该“书”特征的汉字而存在。否则,数以万计的汉字的形体结构就决不会如此地成体系,“六书”其“书”,也绝不只是“六”数。 第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汉字是33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它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完全符合“六书”原理。这说明,甲骨文不是零星产生的集合,“六书”原理在甲骨文中已经确立。 第三,由《周礼》记载可知,至少在2800多年前的我国周代社会,“六书”已经是作为蒙童习字的基础知识来传授的。对此应该理解为:“六书”是和汉字同时传下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的汉字教学是先教“六书”,掌握了“造字之本”,学习起来汉字自然能提纲挈领,直见真谛,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照今人汉字教学中的死记硬背和歪批三国式的解释,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第四,通过现代比较学的研究发现,古代西亚的丁头字和北非的圣书字,也同样具有“六书”原理,这说明,人类创造活动中的思维运动是相通的,“六书”是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概括,是指导文字创造的普遍原则和方法。 对于“六书”理论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后世特别是近世学者也多有苛责甚至全盘否定。我们认为,这是其自身思维片面性的表现。 一方面,是对“六书”的性质(“造字之本”)和地位(分析、认识汉字的基础)认识不足,又没有深究汉字的形体结构何以如此地成体系。 另一方面,由于汉字产生以后,形体不断改易,特别是隶变及其后的简化,一味地求简趋约,导致很多俗简、讹变字的产生,使其形体构造完全偏离了“六书”。对于这些现象与“六书”的关系,不能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岂不知,汉字的形体结构之所以如此地成体系,就是因为汉字是在“六书”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创造的;而隶变以后的俗简、讹变字的形体结构之所以杂乱无章和不知所云,也恰恰是因为没有构形理论的指导而又不懂“六书”原理所致。这也反证了汉字起源的仓颉造字说,因为汉字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由于整个汉字系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汉字的形体构造基础也没有变,当然,“六书”做为“造字之本”在整个汉字系统中的地位也不会变。这就是为什么后世学者在对汉字形体构造规律的研究中,虽然提出了种种新的理论、观点,但其价值和影响无一出“六书”其右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