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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1.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94, No. 2, 2000，pp. 251-267. 2.Marie-Laure Djelic and Sigrid Quack, “Overcoming path dependency: path generation in open systems, ”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6, No. 2, 161-186, 2007, pp. 161-186. 3.B. Guy Peters, Jon Pierre and Desmond S. King， “The Politics of Path Dependency: Political Conflict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67, No. 4, 2005, pp. 1275-1300. 在政治学语境下，“路径依赖”这一重要概念经常和历史制度主义结合在一起，本次给大家分享的是与之相关的几篇重要文献。 第一篇Pierson(2000)认为社会科学家对路径依赖这个概念的使用多有混淆和模糊之处，他将路径依赖概念化为一种基于动态“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的社会过程。这种“收益递增”凸显了路径依赖的2个关键要素，首先它准确描述了从一个路径转变到另一个路径所需的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显著增加；其次，它引发了对时机（timing）和次序(sequence)的关注。由于“收益递增”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受到了最多的关注，所以作者首先回顾了经济学领域关于“收益递增”的文献，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将经济领域的“收益递增”概念应用到政治领域，而是先讨论了政治领域的4个显著特征:（1）集体行动的盛行；（2）高密度的制度；（3）利用政治权威增强不对称权力的可能性；（4）政治固有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作者认为上述4个显著特征使得收益递增的过程在政治领域也很普遍。对收益递增的研究可以为发展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些主张提供更为严格的框架，比如特定的时机和次序是重要的、相对较小或偶然的事件可能引发巨大的后果、特定的行动方针一旦出台就很难逆转，因此政治发展不时地被形塑社会生活基本轮廓的关键节点所打断。 第二篇Djelic and Quack(2007)的文章认为，路径依赖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一般而言，路径依赖指的是早期发生的事件将影响后来发生的事件。更进一步而言，路径依赖描绘了一种历史序列，在这些历史序列中偶然事件引发了具有确定性的制度模式。不管采用何种意义上的路径依赖概念，对路径依赖的研究往往侧重于锚定和稳定国家发展轨迹的机制，而较少关注跨国互动和多级治理。在最极端的路径依赖的概念中，路径转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受到剧烈的冲击和撕裂。在本文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开放系统中的路径转变过程，并提出和比较了两对案例。第一对案例是通过讨论二战后美国的竞争体制试图转移到德国并比较由此带来的产品市场和银行业的发展，说明了制度变迁是通过两个国家发展道路之间的碰撞实现的。第二对案例通过比较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竞争网络这两个跨国规则设置和谈判机构，描述了跨国制度路径的出现以及这一进程对国家制度及其(潜在的)转变的影响。结果表明，路径转变往往来源于一个渐进的连续过程和渐进步骤与关键点的组合。他们还指出，国家路径转变和跨国路径创造之间的共同演化作用日益增强。这意味着需要适应制度化和去制度化的多层次嵌套过程的分析工具。本文认为，与路径依赖的概念相比，路径生成的概念能够更好地描述开放系统中现有社会路径变化和新路径出现的条件，不过案例研究显示，路径生成可能是一个长期且缓慢的过程，并常常有赖于不同机制的结合。 第三篇Peters, Pierre and King (2005)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历史制度主义难以解释政策变迁的缺憾。作者首先批判性地回顾了关于历史制度主义的文献，认为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政治和政策的路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1）它的中心论点是，除非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变革，否则政策将继续存在，这与大部分的观察经验相符；（2）这个理论相当简洁；（3）历史制度主义大体上是可证伪的，而大多数其他的制度主义方法并没有提供清晰和可证伪的预测。不过，作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它可能擅长描述政策一旦被采用后的持久性，但是难以解释为什么最开始这个政策会被采用，当然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观念在初始阶段的政策选择中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观念又从何而来并如何得以体现呢？（2）过分强调了公务员和官僚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低估了政治家作为创造性行为体的重要性；（3）虽然制度僵化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也需要将它与持久性的变迁和演化进程联系起来；（4）夸大了制度相对于观念而言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5）过分关注结构性因素，缺乏对能动者（agency）因素（行为体和进程）的考虑；（6）对关键性概念“制度”的定义并不清晰；（7）难以解释制度的变迁。为解决这一问题，历史制度主义者Thelen和Steinmo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几个来源：社会经济或政治环境的变化；用已有制度来应对新的任务；外部变化迫使制度内的行动者承担新的角色。对历史制度主义者关于变迁的解释，作者提出了2点批评。首先，大多数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都采用定性的方法，这意味着确定政策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多是一个判断问题，而不是测量问题。其次，在历史制度主义中，变迁被构建为一种“间断均衡”（ punctuated equilibria），即假定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均衡，直到受到剧烈的冲击使其运行轨迹发生急剧变化偏离原有路径并实现新的均衡。问题在于这个概念能较好地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在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方面没有明显的作用，而且也忽视了另一种变迁类型：渐进式变迁。随后，作者以宏观经济、行政改革和福利国家等三个不同政策领域中发生巨大变迁的三个案例为自己的论点寻找经验支持。在这三个案例中，稳定的政策模式都被打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新的政策轨迹所取代，而且触发变迁的因素都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三个案例中，政治行动者都制定了更重视经济目标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迎合不同的政治选民，这证明了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更严格的政治选择。三个案例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政治行为体行使权力的方式。因此，这三个政策变化的案例印证了作者对历史制度主义的批判：这种路径缺乏能动性，并且它无法构想和解释变迁。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理解政策变迁，不仅需要仔细分析推动变革的观念，还要考虑这些观念背后更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需要更加意识到推动政策变迁的外生因素。 撰写：施榕 审校：杨端程 编辑：康张城 你在看政观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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