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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肇始于上世界90年代初，滥觞于本世纪初的一场关系人类未来的伟大革命。它使我们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冲破了主权、宗教、文明、地域等的藩篱，彼此紧紧连在了一起，实现了全球性的大融合、大合作、大交流。不同大洲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密切，以至于我们各自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自己，也取决于世界、取决于它国。发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蝴蝶效应”。亚马逊河上的蝴蝶抖抖翅膀，的确令太平洋上空卷起了暴风巨浪。或许，任何国家都想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因为，全球化在促成生产要素全球性自由流动的同时，也把世界凝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泛人类的世界性的命运共同体。 因为这个革命的世界性、巨变性，它已经对过去所形成一些学说、观念以及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过去认为对的，现在已经难以找到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这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洪流，我们惟有与时俱进，努力适应。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不适应时代潮流的理论、观念和学说。我们必须为当今的许多问题提出新的定义、制定新的标准、确立新的目标。 这里，限于篇幅，我仅举二例：即疆界和世界领袖。 一、疆界 疆界的概念始于主权国家的出现。代表一个国家的合法治理范围，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寓意。任何一个国家不经允许擅自进驻另一个主权国家都被视之为侵略，这个主权国家有权采取任何手段将其驱逐出境。因此，有史以来历次国家之间的战争，基本属于侵犯和保护疆界之间的战争。中国的疆界概念历来存在两个概念，一个是天下概念，这个概念属于朝廷。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一个是国家概念，适于周朝的分封制，诸侯国之间有明确的边界。随着大秦王朝的建立，这两个概念统一于天子之国。皇帝既是王国主权的代表，也是天下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国家疆界概念逐步确立。但忽略国家疆界的“天子”心态依然存在，以至于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仍未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而辽阔的海洋疆界，则尚未纳入全面守护状态。应该说，在主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疆界，是一个国家主权必须严守的底线。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疆界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国土疆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而不是实际治理的范围。大量的跨国企业、全球公司超越边界限制，把治理范围扩大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肯德基的中国公司，雇用的都是中国员工，这些员工除了履行共和国公民的义务外，还必须听取肯德基公司的组织管理。肯德基的员工实际具有了双重身份，中国公民和美国跨国公司雇员。同样，我们的联想集团，在收购IBM后，也大量雇用美国员工。这些美国员工也有了双重身份：美国公民和中国跨国公司雇员。全球化就是这样改变了疆界概念，任何国家的疆界都已经为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所冲破。在由世界主要国家组成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金融机构的促动下，这样的疆界模糊化趋势已经为各国所接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这笔钱或这个商品贴有“美国”或“中国”二字而加以拒绝。因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已经由“国家守护者”变为“国民福利创造者”。为了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疆界已经成为联系的桥梁而不是壕沟。 中国是全球化的后来者，也是全球化潮流中的高分赢得者。中国的成功很大原因在于成功的融入了全球化而不是相反。由于全面融入全球化，中国的疆界概念也必然的发生了变化。一是在国土疆界之外增加了战略疆界。这个疆界无限接近于整个地球。我们的商品流向哪里、我们的企业开到哪里、我们的轮船驶向哪里，哪里就有我们的重大利益需要保护。二是由注重陆地疆界转向陆地海洋疆界并重。我们总喜欢说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这实际是陆地面积。而多达38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里不仅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也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稀缺矿藏。三是开拓疆土不再是衡量一个政府的治理成就的标准。开拓疆土是封建制度下农业国家的事情。在全球化的今天，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四是把开拓无人居住的极地和外空纳入治理范围。这里没有主权国家的竞争。但是，却关系国家未来发展。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我们应该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与我国国力相适应的一席之地。 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拥有核心技术比拥有劳动力重要；拥有资本比拥有疆土重要；拥有竞争力比拥有大国名分重要。 二、世界领袖 世界领袖，顾名思义就是领导世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当今敢于明确自称为世界领袖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但是，目前感觉最失落的，一定也是美国。因为他在一个早晨突然发现，它这个所谓世界领袖徒有虚名。长达10年的领导世界的努力不仅没让美国变得更伟大，反而更虚弱，甚至连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道德形象，也被打翻在地。这究竟为什么？要让我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美国错了。它们对世界领袖的定义还停留在冷战时期；而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领袖的定义已经被彻底更新。 在冷战时期，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这两大阵营都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世界最佳意识形态，都以改变对方为己任。为防止对方改变自己，就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柏林墙”，这个“墙”成为双方都不得跨越的疆界。为维护这个疆界，双方都建立起集体防卫组织。西方的叫北约，东方的叫华约。在北约，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领袖，承担着保护西方世界的主力军作用。加之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西方世界也就确立了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版图重新划分，柏林墙轰然倒塌，美国发现，它迎来了成为“世界领袖”的历史机遇。把领导范围从西半球向东半球延伸，成为美国自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以来的孜孜追求。 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谋求成为世界领袖原本也合情合理，但是，它却采取了一个与其目标相悖的政策，适应冷战的政策而不是适应全球化的政策。它继续把这个世界先验的划分为两大阵营，服从的阵营和不服从的阵营。对于服从的，称之为盟友，给予支持；不服从的，称之为对手或无赖国家。对于对手或无赖国家，不是采取协商或合作的方式加以吸纳，而是试图用武力的方式予以征服。于是，巴尔干战争、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连续发生。一方面，美国的做法严重增加了世界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打败一个国家容易，征服一个民族困难。数次明显带有侵略性质的征伐不仅没有达到征服这些国家的目的，反而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美国靠举债、靠赤字支撑战争的政策再也无法继续，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陷入空前的历史困境。一度在“反恐”旗帜下支持美国的西方盟友，也纷纷倒戈，放弃支持立场。《里斯本条约》的通过，还加快了欧洲对美国的离心倾向。现在看，连“西半球的领袖”地位也摇摇欲坠。这说明，当世界存在两大阵营对垒的时候，军事实力是可靠的领袖支柱；当世界已经不存在两极对垒、没有一个实际对手的情况下，军事实力已经不再是影响领袖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滥用武力、穷兵黩武，还会引起世界的共同愤怒、一致讨伐，失去成为世界领袖的道德影响力。 有鉴于此，新的世界格局为中国成为“世界领袖”创造了空前的历史机遇。第一，能否成为世界领袖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影响力，而非军事影响力，为中国在不具备全球军事能力的情况下成为世界领袖创造了条件。目前，谋发展、求合作、望和平仍然是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谁能够为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谁就能够赢得世界各国的欢迎，也就能够获得对世界问题的更大的发言权。现在看，中国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是，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处于产业链的核心部位。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二是中国是外汇储备大国。有条件对世界进行大规模投资，从而促进那里的经济发展。三是中国是主张和平合作和谐的国家，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被美国斥责为无赖国家的伊朗、朝鲜等，都能够坦诚相见。四是中国是国际贸易大国，几乎与世界所有国家都有贸易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只要中国确立领袖性质的行事原则，坚持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游戏”，中国就一定能够把世界各国凝聚在一起。第二，中国已经有成为“世界领袖”的思想准备。要成为世界领袖，必须具有大国胸怀，全球视野。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准备。包括提出与世界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的奋斗目标；包括承诺作负责任的大国；包括在一些关系全球利益的规则指定及集体行动中发挥作用。如积极参加维和行动、应邀参加索马里护航、积极参加其后大会主动提出减排指标等，说明中国已经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同世界联系在一起，走国际主义发展道路而不是孤立主义发展道路。第三，中国的军事实力足以维护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现在的世界基本是“相对均势”的世界。美国已经无力扩大入侵边界；世界各国也不会挑战现有国际政治秩序。中国作为军事现代化的后来者，也没有挑战现有政治秩序的愿望。中国的基本国策现在和将来都会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尽管防御的内涵和外延都会有所变化，但是，中国决不会主动入侵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军事实力将有条件成为世界和平秩序的有效维护者。 因此，尽管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但是，中国也不需要为此而放弃成为世界领袖的机会。因为中国已经和世界联在一起。世界的发展对中国不是挑战而是机遇。中国在发挥好世界领袖作用，和世界各国一道加快发展的同时，中国自己的问题也必将得到有效解决。双赢，或许也是充当世界领袖的重要逻辑。 （2009年12月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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