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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的大发展，到了汉代，中华民族在思维能力与语言表现能力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人们开始在艺术中寻求更高层次的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段。诗歌的语言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五言诗开始形成。最早的表现便是汉乐府民歌。 五言句式早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一是因其少，影响远不如四言句式；二是因为其结构并不固定，特征亦不鲜明。如《豳风·七月》的“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与“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同一首诗中的结构就不相同，前者为三二结构，后者为二三结构。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句之所以典型，首先就是因为其语言结构为稳定的二三句型，从此三字尾不仅成为五言诗句的典型特征，而且也成为七言诗句的典型特征。这个结构不仅非常稳固，而且最大范围地存在于古代诗歌的语句之中，所以我们才不得不以其为典型，而使《诗经》与《楚辞》中其他结构形式的五言句退出典型的诗句之外。  五言诗的形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无论做什么样的评价都不过分。与四言诗相比，虽然只增加了一个字，但在句子结构中却可以表现为增加了一个句子成分，因而使诗句容量大增，也使得描写性与陈述性大大加强，一句诗真正能够成为语法意义上的一句话。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当四言两句，如'终日不成章’之于'终日七襄，不成报章’是也。” 三字尾的优点首先在于具有更强的表现能力与组织能力。战国之后汉语中双音词大量出现，因为汉语语序的原因，五言诗句中上二字往往承担主语的任务，结构也更为固定，后三字则为另一个意义单元，构成谓语部分，对主语进行说明。三字尾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谓语部分，其内部又可以分解为二一结构或一二结构，很容易构成两个句子成分：可以构成谓语+宾语、谓语+补语、状语+谓语等等，也可以由前二字作宾语而后三字构成主语+谓语或定语+主语的倒装句。 最重要的还是可以根据语气与情感的需要，依据上述语法关系与二一结构或一二结构的变化对语词进行“错置”或移位，造成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艺术效果。后世所谓诗眼大都由这一独立的单字来承担。  五言诗句在以两个双音节词占据一个诗句的五分之四的情况下，剩下的一个字既可以是一个实词，来增强句子的描写性与陈述性，也可以是一个虚词，用以调节语气、节奏。这样做既不影响诗句内容的完整，又可使整个诗句变得流畅、婉转、圆润，而更利于抒情，从而使句子读起来不再有四言诗的拘谨。可做一比较，例如：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对酒当高歌，人生有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譬如朝晨露，去日已苦多。 四言诗之紧促，五言诗之流畅见得很分明。 就音节而言，上二下三的结构打破了四言诗两两相对的绝对平衡态，明显地使上二音节与下三音节相抗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平衡态被破坏都会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紧张感。现代心理学的一大贡献便是揭示出了在人的心理中存在着一种简化外界事物，并使之趋于简洁、对称、平衡的倾向。  五言诗的二三结构给人造成的正是一种结构的不平衡，因此人们在阅读，尤其是在“吟诵”五言诗时，为了平衡这种结构上的不平衡，为了消除这种不平衡造成的心理紧张感，便会通过积极地调整，即延长或缩短某个字的吟诵时间来获得一种新的平衡。通常是通过延长第二个音节的吟诵时间来使前两个音节与后三个音节在时间上相同，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动态的稳定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动态的平衡。 动态的平衡感的获得，正是吟诵者积极参与的结果。伴随着吟诵的结束，吟诵者的心理紧张便得以释放，从而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很明显，这种心理感受是在吟诵绝对平衡的四言诗时无法获得的。简言之，五言诗的优势首先是每个诗句都能成为一个语法意义上的句子，而不再像四言诗句那样需要两个诗句才能构成一个语法意义的句子，因此表现功能大为增强。  其次是在三字尾的二一结构形式中，那个单字可以自由灵活地调整、组合，可以通过“错置”来实现更有效的搭配，获得更佳的效果，也为后代严格的对仗提供了可能。第三，在音节上更富于变化，更富于音乐美，通过二二一，二一二的调整，音乐节奏达到了完美的地步。正是因为具有这些优势，五言诗在成熟之后马上获得了人们普遍的喜爱，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自建安以后中国古代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诗歌语言形式。 钟嵘在《诗品》中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可以说，直到东汉乐府诗的出现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结构的大变革的时代才算真正到来。也只有在文人的自觉地介入之后，这种变革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七言诗是五言诗的进一步扩展，内在结构与五言诗并太大的无差异，只是字数与音节的变化而已。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最基本特征——三字尾——在五言诗中已经形成，七言诗并无更新的发展，不再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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