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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参政议政 智效民 1949年，83岁高龄的张元济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此期间，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都纪录在《1949年赴会日记》中。翻阅这些日记，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不同意见 9月14日，与会者在讨论《共同纲领》修正稿时，张元济认为该稿文字欠佳，前后也不连贯，但是大家对这些问题并不关注，而是“斤斤于词句之末”，这让他非常失望。 此外，他还针对“禁止肉刑”的条款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早在汉文帝时代肉刑就被废除，南北朝时期好像有所恢复，但是到了唐、宋以后，这种刑罚早已绝迹，如今再把“禁止肉刑”列入其中，“于我们面子甚不好看”。 9月23日，张元济在小组会讨论纪年问题时还说：我主张继续使用民国纪年而不用公历，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我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如果从今年起改用公历，那就会让世人误以为我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历史。第二，公历是以耶稣降生开始的，这对于我国的回族、藏族不免有所刺激。张元济的这番话引发大家热议，由于不能形成共识，小组会的主持人茅盾没有办法，只好把矛盾上交，让大会进一步讨论。 9月26日中午，周恩来和林伯渠在六国饭店举行招待会。周恩来在讲话中介绍说：关于新中国的名称，有人主张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加个括号，里面注明“中华民国”四个字。理由是为了不要忘记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绩。但是，也有人说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应该继续使用。所以，我“奉毛泽东之命，特约诸长老至此讨论。” 听罢周的介绍，张元济在发言中主张把括号删去，但是何香凝立刻表示反对。这个既合乎情理又十分有趣的细节，特别耐人寻味。 二是公私分明 由于年事已高，张元济由儿子张树年陪伴到会。会议给每位与会者都准备了一份零用钱，但是当工作人员给张树年送了一份时，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大会的规定，请他“不必过谦”。但是张先生却说：我们“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以后送来，“断不能从命”。 会议期间，张元济为了处理公司事务，曾委托大会招待处向上海发过一份电报。后来他要支付这笔费用，招待处却以“账已付出，不好处理”为由拒不接受。随后，张元济恳切地向该处负责人表示：公款不可滥用。他可能对中共实行的供给制了解不够，不知道这种制度很容易养成公私不分习惯。 此外，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者有陈毅、刘伯承、程潜、李明灏、陈明仁等人和七八个摄影师。当时毛泽东对张元济早年的俸禄以及光绪召见他的细节很感兴趣，与此同时，毛也表示他从商务出版的《科学大全》中得到不少新的知识。事情过后，张元济专门给陈毅去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缴不误。 三是建言献策 10月11日晚，毛泽东宴请张元济，张向毛提出五个建议：一要广开言路，以便下情上达；二要先搞建设，交通优先；三是民间负担过重，亟待减轻；四是对杜月笙返回上海之事应该慎重；五是对读经和废除汉字，提出反对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返回上海之后张元济就患了感冒。尽管如此，他还是抱病给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敝公司两遭兵燹，旧有工人大多失业，嗷嗷待哺，殊堪怜悯。……贵署如有添募工人之举，可否酌量收用？俾得一啖饭之所。感荷感德，不啻身受。” 这封信难免给人这样的印象：尽管张元济在政协大会上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但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印刷工人，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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