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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兴盛一靠作家的生活积累，二靠作家的心智创作，不是单纯的文化气氛所能左右，但又不能不看到，一定的文化递嬗和文化氤氲，常常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乏例证。 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区别于男性文学的根本标尺，它受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又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趣衍进而不断充实发展。越南古代女性文学包括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作品，是越南古典文学宝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越南古代女性作家以她们的艺术创作，写出了一批在当时的越南文坛被看作是佳作的作品。时至今日，星转斗移，她们的作品在越南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没有消失和改变，反而使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越南古代女性文学的文化品格。 越南最早的女作家应推李朝的倚兰太后和妙因尼师。倚兰原为身份卑微的采桑民女，一日李朝圣宗皇帝至一寺观祷祝祈嗣，御驾所至，民众皆奔走躲避，惟一采桑女倚立兰草之中。圣宗遂召之入宫，命为倚兰夫人。得到圣宗宠幸，倚兰大力施展其政治才能。倚兰以其显赫的政绩，堪与中国的吕后和武则天相媲美。 妙因尼师是香海院尼师，原名李玉娇，奉乾亲王之长女，李圣宗鞠养于宫中，及笄封公主，嫁黎氏。黎卒，自誓孀居，义不再嫁，后来落发出家。 李朝初期，在尊崇佛教的社会氛围下，为弘扬佛理，僧侣们制作佛偈禅诗以示信众，形成李朝一代特殊的诗风。受此诗风影响，女性作品也成为涉关宗教的产物。如倚兰悟道偈： 这首偈是倚兰夫人与通辩大师谈论禅宗宗旨后写的。此偈表达了她对色空关系的理解。这里的“色”指物质现象。既然万物（色）皆是因缘而合，因缘离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变化无常，虚幻不实，刹那生灭，没有质的规定性和独立形体，故谓之“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色”何异于“空”，“空”何异于“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故此偈为倚兰读经的悟道。 生老病死，古来如此。要想摆脱，解缚添缠。迷妄者去求佛，昏惑者去求禅。最好是禅佛都不求，闭上嘴一言不发。 人们认为，僧侣们为了阐明佛理而疏忽了文字上的技巧，这是李朝诗的一大弱点。无论在体裁内容和艺术手法上，这两首女性作家的作品都不能成为特例，它们近乎于男性文学的简单描摹。 陈朝文学在李朝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诗歌、散文、小说各种文学体裁渐趋成熟。文学不再是宗教的附庸，能文善诗，博学多才者大有人在，其中包括帝王、宗室和朝臣。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推动，当时陈朝文风大盛。受此风影响，擅长诗文的妇女也比李朝大为增多。 陈顺宗之时，妇女的教育已获得相当的重视。在文学勃兴和家庭对女子教育重视的风气之下，能文善诗的妇女层出迭现。与此同时，统治者对其中优秀者予以表彰。由于当时奉汉文文学为正朔，所以受到表彰的才女主要以汉文作品受到人们的青睐。而实际上，妇女在非正统的喃字文学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与男子并驾齐驱。在十八、十九世纪这个喃字文学的繁荣阶段，妇女们异军突起，将喃字文学推向了高潮。 我们首先要谈的是段氏点，段氏点为越南北宁省文江县人，号红霞女士，生于黎裕宗正和二十六年（1705年），卒于显宗景兴九年（1748年），仅生活了短暂的43年。段氏点自小聪明伶俐，才华超群，被尚书黎英俊收为义女。及长，养父有意送之入宫，她本人表示拒绝，返回故里与亲父过清贫生活。她25岁时父亲病逝后便到宜安以教书为生。不久兄又身亡留下几个幼子，她只得担当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在一篇汉语祭文中，她曾追述家境拮据的窘况，她孑身一人受到强豪的欺凌，只得离开故地到章阳乡教书挣钱给母亲治病。33岁那年，段氏点嫁兵部左侍郎阮翘为妾。婚后一个月，阮翘出使中国，三年后才返回团聚。在这孤苦寂寞的日子里，段氏点将全部身心都倾注到把邓陈琨的汉文作品《征妇吟》译成喃字的翻译之中。正是这种“移情”的作用，使得段氏点笔下的征妇形象蓄满真切的思念和不尽的伤感。景兴九年，阮翘被派至宜安任职。段氏点也随夫迁居，同年病逝。段氏点留与后世的主要作品有《传奇新谱》（或名《续传奇》）和喃文译著《征妇吟》。而喃文译著《征妇吟》是最能标志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一部作品。 邓陈琨的汉文作品《征妇吟》，仿效中国的乐府与唐诗，共477 句。它从征妇的角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这部汉文诗作一问世，名家们盛赞它“高情逸调霸词林，近来脍炙相传诵”，以致一时间“多有推敲为演音”。不少文人如潘辉益、阮侃都竞相推敲译成喃字，总共出现七种译本，唯有红霞女士段氏点的译本以言辞优美、凄婉哀绝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段氏点的译文读起来悠扬缠绵，极大地发挥了越南民族语言的优长，并将其体物抒情的功能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段氏点的喃文译文《征妇吟》之影响远远超出邓陈琨的原作，这不能不归功于段氏点的生花妙笔。喃文译著《征妇吟》的出现，标志着越南古典文学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位妇女诗人是黎玉欣。黎玉欣为后黎显宗的女儿，由宫妃阮氏玄所生，自幼好学多才，喜爱吟诗弄文。景兴四十七年（1786年），西山农民起义军打着“扶黎灭郑”的旗号攻入首都河内。显宗对首领阮惠册以元帅国公，并以公主黎玉欣归之。不久黎玉欣随阮惠南返。昭统二年（1788年）阮惠称帝，改元光中，建立西山王朝，黎玉欣也被封为“北宫皇后”。光中五年（1792年）阮惠驾崩，黎玉欣携二子隐居，直至景盛七年（1799年）去世。黎玉欣主要用喃文创作，有《哀思挽》和《祭光中文》传世。作品抒发了黎玉欣对亡夫的痛悼哀思，表达了其忧国忧民的思想。 第三位妇女诗人是胡春香。她的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大致在十九世纪初，原籍宜安省琼琉县。胡春香出身于书香门第，因早年丧父，由寡母抚养长大，一直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她聪颖过人，靠勤奋自学，在文学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她的一生波折频仍、坎坷不平。初嫁时，就当了某县官的侧室，大妇的狠毒，使她尝尽了令人难忍的痛苦。丈夫去世后，她不得不去做一个豪绅的偏房，并且又第二次成为孀居。从此，她便孤单地度过了岁月。 这痛苦的生活经历和不公平的待遇并没有压倒她，反而砥砺了她的斗志；再加上她生活在越南社会最动乱的年代，她耳闻目睹了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西山起义成功后，阮惠在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一种新的思潮大为活跃起来。胡春香置身于新思潮代表者的行列，把笔锋对准封建统治者，写出了越南人民所推重、喜爱的诗篇。 她的诗大多散佚，流传于世的作品主要是用喃字写成的唐律诗（或称韩律诗），仅存50首，收集在《春香诗集》中。她的《扇子》、《午睡的姑娘》等诗篇运用辛辣的语言，讽刺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揭露了他们的种种丑态。《香积寺》、《被姑娘迷住的和尚》等是女诗人向封建迷信挑战的宣言书。香积寺是越南久负盛名的佛地，寺里的和尚是那些所谓的慈悲为怀的活圣人，满口讲的是四大皆空、尘念俱除，但背地里却干着伤风败俗的勾当。这一切在女诗人的笔下，都成了讽刺嘲弄的对象。作者毫不留情地鞭笞了他们的种种丑行。胡春香的《做妾的命运》叙述了做妾的非人的生活，抨击了残酷压迫妇女的旧礼教。由于她的诗击中了那些伪君子的要害，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便用一切流言蜚语诽谤她、攻击她。然而，广大群众对她的诗却喜爱备至。 她的诗运用民间通俗语言，又吸收了汉文诗歌的特长，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爽朗活泼，语言凝炼，格律严谨，对仗工整，所以读起来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但无可讳言，诗中的某些秽笔使作品的价值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胡春香的诗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了后世讽刺诗的楷模。近代著名诗人秀昌（陈济昌）、现代著名诗人秀肥（胡仲孝）都是她诗格的继承者。胡春香可以说是越南讽刺诗派的创始人之一。越南文学界曾给予她很高的评价。诗人春妙说：“胡春香不仅是西山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更是越南诗坛上的佼佼者。她的诗最越南化、最民族化，也最被人们所推重”。著名作家怀青也说：“她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为女权而奋斗的人”。 胡春香是越南文学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对其评价亦毁誉悬殊。 对于胡春香，无论欣赏者还是鄙薄者，无不对其高超的诗艺感到钦佩。她袭用要求苛刻的中国诗体七律，而诗的语言和意境却是越南本民族的。从她的诗中丝毫感觉不到任何格律上的束缚，也从未有任何艰涩隐晦的词语，读来平淡上口，而又不失审美情趣。她善于从民间俗语中撷取精华，极大地丰富了民族诗歌的语言，并经常运用汉字的“拆字迷”的手法，使其诗读来妙趣横生，具有浓厚的调侃、嘲讽的风格。例如她的《无夫而孕》诗： 该诗的第二联中，上句说“天”字未曾见冒头，尚未成夫，下句“柳”字在越语中与“了”字同音，“了”生横枝就是“子”字，意即尚未结成夫妻却生了孩子，这就是“拆字谜”的运用。该诗最后一句是从民间俗语“有夫生子世间常事，无夫而孕方能生巧”点化而来。胡春香驾驭语言的天才本领还表现在敢于押险韵，诸如《香积洞》、《三坡山》、《哭总谷》等。她还大量活用叠音词，大大增强了其诗中一语双关的效果。总之，凭借各种艺术技巧，胡春香对越南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青关夫人的姓名、生卒年月无从稽考。仅知其为越南河东省环龙县（今河内市郊）人，父亲阮理（1755—1837年）为著名学者范贵适的门生，1783年中榜首，曾任越南山西、海阳的督学。丈夫刘仪，1821年考中举人，拜青关县（今越南太平省太宁县）知县，由此，人称青关县夫人。她学问渊博，被召入皇宫任宫中教习，专教授公主、宫妃习字、作诗。她以写喃字诗为主，作品有《过横山》、《升龙怀古》、《镇北寺》等十几首。诗中经常出现的场景是在斜阳暮色之中凭吊古老的遗址建筑，从中透露出莫名的惆怅、落寞和对逝去的往昔的深深怀念。青关县夫人也采用唐律写诗，但她与胡春香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恪守唐律，起、承、转、合、平仄、押韵、对偶一丝不苟，而胡春香有时还突破一些限制。她的遣词也是考究、典雅，颇具贵族意味，而又并非典故的堆砌。她对民族语言的提炼和对喃字诗的发展、完善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段氏点、黎玉欣、胡春香、青关夫人不愧是越南民族文学花园中的四朵葩。她们，尤其是段氏点和胡春香所作的功绩不可磨灭。十八、十九世纪随着文学的普及发展，舞文弄墨的妇女亦大量出现。这些妇女多出身于仕宦人家，书香门第，有家学渊源，受父兄的影响，身上潜在的诗才得到充分发掘。然而她们吟诗作文的目的与男子不同，既非为了科场功名，也无意抒发济世救民的高远抱负，而仅仅作为一种私下爱好，抒发日常生活的感触，排遣个人胸中的愁怀。这种目的性的差异，使她们在采用上层正统文字——汉字时不免感觉隔靴搔痒，而用喃字则得心应手得多。这一发现致使她们无意中创作了大量的喃字作品。同时，这些妇女虽然受过教育，其程度远远不能与男子相匹，因此在驱遣词藻、搬用典故上难以与男性文人竞争。这个“缺陷”使她们只得在被拒于正统文学殿堂之外的民间口语中搜寻所需要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经过一番锤炼、推敲和苦心孤诣的功夫，历来被视为粗陋、俗气的民族语言在她们手下显示出非凡的表现力，抒情体物的功能也被发挥尽致。无形之中这些妇女就撞开了越南文学的大门，在向来由男子独霸的文坛上镌刻下她们不朽的印迹。 越南古代妇女题材作品首推邓陈琨用汉语写成的长达477 句的七言乐府诗《征妇吟》。其中心主题是通过描写一位征妇忧思郁结的心情，谴责给人民带来无比痛苦的战争，说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忿懑。长诗提出了“悠悠彼苍兮谁造因？”的质问，反映了人们的呼声。 《征妇吟》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征妇形象。作者对她的灵魂进行了探索，对她的内心活动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使作品展示了呻吟在不义战火之下的越南人民的痛苦生活，唤醒了人们对征妇的无限同情，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不义战争的极度憎恶之情。那罪恶的战争不仅给人们带来了饥饿与死亡，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安定生活。“使星天门催晓发，行人重法轻离别。”……“猎猎旌旗出塞愁，喧喧肃鼓辞家怨。”战争就是这样无情地破坏了人民的家庭幸福。“君有老亲鬓如霜，君有婴儿年且孺，老亲兮倚门，婴儿兮待哺。供亲食兮妾为男，课儿书兮妾为父。供亲课子此一身，伤妾思君今几度。”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越南，这种现象无疑是很普遍的，所以征妇的这种大胆的呵责一经发出就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共鸣。 《征妇吟》的作者在写作手法上采撷了汉文乐府诗的精粹，运用了白描手法，通过征妇如诉如泣的自述，阐发了她发自心底的思夫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征夫儿，谁丹青？死士魂，谁哀吊？可怜争斗旧山川，行人过此情多少。……古来征战几人还！”“妾身不到君征帐，妾泪不到君征巾。唯有梦魂无不到，寻君夜夜到江津。……记得几番欢会处，无非一枕梦中春。此身反恨不如梦……。”“可怜枉守一空房，年年误尽良时节。良时节，急如梭，人世青春容易过。……别愁秋恨两相磨，蒲柳青春能几何？” 征妇所抒发的这些真挚的感情，令人不禁要为那些牺牲在封建主的淫威之下的无辜者深深叹息。 《征妇吟》自问世以来，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而且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至今被誉为“千古绝唱”。它曾被多人译成喃字作品，其中以红霞女士段氏点（1705—1748）的译作为最佳，流传也最广，并一直与原作并存于世，成为越南十八世纪古典文学的名著。 其次是阮嘉韶的《宫怨吟》。阮嘉韶（1742—1778）因与郑主有亲戚关系，自幼就接受宫廷式的教育。十九岁开始充校尉，四十岁官至兴化总兵，封温如侯。三十五年间，他身处深宫，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当了兴化总兵以后，他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外出远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宫廷内部的斗争，也促使了他思想的变化。他常常告假回西湖官邸休息，醉心于琴棋书画，或潜心钻研道教、佛教的哲理。西山起义时，他的出身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拥护起义，但也没有勇气出来抵抗，于是他隐居山林，纵情于诗酒，用消极的态度来等待命运的安排。 阮嘉韶三十五年的宫廷生活，使他有机会目睹了那些荒淫无耻的昏君不闻朝政，只知在三宫六院中寻欢作乐的丑行，同时也看到了那些从民间选来的妙龄少女被禁锢在深宫中供人玩弄、耗尽青春年华、过着“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的孤寂生活的悲惨遭遇。后来，当他也深受长门冷落的待遇时，更体会到被人遗忘的痛苦。于是，他对这些粉黛佳人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创作了《宫怨吟》这部长诗。作者塑造了一位失宠的宫女的形象，让她淋漓尽致地倾诉出宫女们的痛苦与烦恼，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残忍的一面。 《宫怨吟》是阮嘉韶用双七六八诗体改写自中国明代韩邦靖的《长安宫女行》而成的一部名作。《宫怨吟》诗句缠绵悱恻、曲折回荡、动人心弦，是一部佳作，在越南文坛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是“继《征妇吟》之后道出了这个时期妇女痛苦的第二部作品。” 胡春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越南古代著名女诗人。她的《合嫁夫》一诗就是她不幸的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 胡春香才华横溢，却只能为人小妾。这种备遭凌辱和欺压的地位使她痛苦不堪、悔恨万分，同时也激起她的反抗和不满。她用自己犀利辛辣的笔触揭露封建的一夫多妻多妾制等旧礼教对妇女感情和人性的压抑，并张扬妇女的高尚人格。 十八、十九世纪妇女题材受到格外的青睐。这类用喃字创作的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脍炙人口，难以尽数。主要有我们上面谈到的邓陈琨用汉文创作、后来由段氏点译成喃文的《征妇吟》、阮嘉韶的《宫怨吟》、胡春香的诗和阮攸的《金云翘传》、阮庭昭的《蓼云仙传》以及轶名的《二度梅》、《石生传》、《范载玉花》、《宋珍菊花》、《芳花传》、《初镜新妆》、《刘女将传》、《女秀才传》等等。此类作品着力刻画的主人公都是清一色的妇女，情节结构均以妇女爱情婚姻为主线。爱情婚姻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描写爱情婚姻自然离不开妇女。然而，这一阶段越南文学中这种作品数量之多、地位之高非同寻常。其中阮攸的《金云翘传》、段氏点的《征妇吟》、阮嘉韶的《宫怨吟》被尊为越南古典文学三大名著。特别是《金云翘传》被视为越南民族文学的瑰宝，人们把《金云翘传》的作者阮攸比作俄国的普希金、法国的巴尔扎克、中国的屈原和曹雪芹。“民族文化从来没有象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这样获得辉煌的发展。这一段时间出现了许许多多著名的作家和民族文化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的一些大诗人已注意发掘、使用丰富的平民语言来表达高尚的感情和深邃的思想。用越语写的作品（喃字作品）在文坛上已完全占了优势。在思想内容方面和文学语言艺术方面最有价值的一些作品都是用越语写的。这里有阮攸的《金云翘传》、胡春香、青关夫人、高伯适等的诗歌、段氏点的《征妇吟》、阮嘉绍的《宫怨吟》等等。”（《越南历史》，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著，1971年版，北京大学东语系越语教研室译，1976年版） 在繁盛的越南喃字文学作品中有一大批是由中国小说演化而来的女性题材文学作品。如《王嫱传》、《白猿孙恪传》、《玉娇梨》、《西厢传》、《花笺传》、《女秀才传》、《潘陈》、《二度梅》、《蓼云仙传》、《金云翘传》等。 《王嫱传》以中国汉朝昭君和番的故事为蓝本改写而成。越南的《王嫱传》基本上以元朝初期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为主要依据，个别地方则采撷《西京杂记》的情节。 《白猿孙恪传》（又名《林泉奇遇》）是一部由150首共1200 句国音诗组成的长篇叙述诗作。其内容生动感人，说一位仙女因触犯天规被谪人间，变做一只会说话的白猿，潜心诵佛，但因凡心未尽，又化身为一位美貌的女子袁氏，与一个落第举子孙恪结为夫妇，生活非常美满。孙恪的挚友某僧人怀疑袁氏是妖魔，用神剑将其刺死。但最后孙恪与袁氏还是团聚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以中国唐朝传奇《孙恪传》（又名《袁氏传》）为蓝本，对原作中个别人名、地名作了些改动。在情节方面增添了袁氏出身为仙女，返回天宫后，因留恋尘世而终于下凡与孙恪团聚的结局。 《女秀才传》的内容与中国明朝凌蒙初编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女秀才移花接木》故事相仿。 《潘陈》的故事出自中国明朝高濂的传奇剧《玉簪记》。内容描述官宦子弟潘生与陈娇莲的爱情故事。《二度梅》和《蓼云仙传》则源于中国小说《忠孝节义二度梅全传》。《西厢传》是华裔作家李文馥（1785—1849）依据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改写的，个别情节参照了唐传奇《会真记》。他的另一部作品《玉娇梨》则是改写自中国荑狄散人所著的《玉娇梨》。 阮攸的《金云翘传》是一部以中国清初青心才人的章回小说《金云翘传》为蓝本，用越南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六八诗体改写而成的长达3254行的六八体诗。“金、云、翘”三字是由作品中三个主人公金重、王翠云、王翠翘的名字连缀而成的。通篇用韵文写成，叙述王翠翘一生的坎坷遭际。故事假托发生在中国明朝嘉靖年间没落的王员外家。王家有二女一子，翠翘、翠云和王观。清明时节姐弟三人在扫墓归途中，与王观的同窗金重邂逅相逢。翠翘与金重一见倾心，后又私定终身。不久，金重为叔父奔丧，只好与翠翘挥泪告别。正当此时，王员外横遭私商的诬陷，父子被拘押，又被官府敲诈勒索，翠翘毅然卖身赎父。结果，她被流氓马监生拐骗，堕入青楼。她一心想跳出火坑，却又被二流子楚卿欺骗，再度落入妓院，遭受鸨母秀婆的凌辱和虐待。后来她得到大贾子弟束生的怜爱，嫁他为妾。可是又遇到了一位出身显贵但刁横凶恶、又好嫉妒的大妇。翠翘受尽了折磨，无奈再次出奔，却也无法逃出命运的魔掌，第三次落入烟花柳巷。最后称霸南天的英雄好汉徐海把她救出了火坑，结为夫妇。徐海的威声震撼了朝廷，当朝大员胡宗宪奉诏剿徐，施展了假招安的伎俩。他利用翠翘的天真无知及追逐忠孝功名的观念，使徐海受骗被杀。阴谋得逞后，他又污辱了翠翘，最后还把她当作礼物赏给部下。翠翘追悔莫及，投江自尽，却又为老尼姑觉缘所救。这时金重已会试高中，在上任途中多方查访寻找翠翘，最后由觉缘指引，实现了与翠翘团圆的夙愿。 《金云翘传》的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对翠翘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当翠翘中计堕入青楼被秀婆毒打时，作者好象感受到了被毒打的疼痛。“皮肉人尽相同，酷刑下，惊心动魄，尽管铁石心肠。” 在翠翘投江自尽时，阮攸以感伤的词语总结了她冤屈的一生：“薄命女，可怜一代红妆；历尽流离怨苦，终归如此下场！”“造化小儿作弄！只是为了薄具姿容，受尽千重魔障！” 翠翘这样一个善良、纯真、美丽的少女，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倍受凌辱，令人同情。翠翘的不幸，决不只是她个人的薄命，而是反映了封建制度压迫下广大妇女的共同命运。因此，对她的同情也就是对整个深受压迫的妇女的同情。 越南文人在移植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所作的最大改动是将散文小说的形式易为富有其民族特色的六八诗体或者双七六八诗体，情节结构变化不大，有的甚至连地名人名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越南读者的欣赏旨趣仅偏重于形式，以及通过形式传达出来的韵味和格调。当他们吟咏这些民族语言写成的诗句时，总是深深地陶醉在哀怨、委婉、香艳的韵味中，而完全可以不去理会故事到底发生在“钱塘江”还是“苏沥江”。我们可以断言，上述作品中所描绘的妇女形象大都不是越南社会妇女的真实、典型的形象。以她们为主角的原因在于她们的心态、言语、服饰特别适宜敷衍、铺陈和满足读者的欣赏心理。原文出处：《东南亚纵横》(南宁)1999年第02期 第18-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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