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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遇见你

 平型关杂志 2021-03-06

因为我们刚好遇见你,

留下足迹才美丽;

因为我们刚好遇见你,

留下十年的期许。

           —— 择自歌曲《刚好遇见你》

从上小学、完小、初中、中专,到大学,曾遇见许多领我走进知识、智慧殿堂的老师。如今,虽已到了米寿之年,自己早已成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但每当想起教过我的老师,感激之情,在心灵深处油然而生。

                      小学:侯国俊老师

1948年,我们村的土改运动结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村里成立了小学校,是农民子弟自己的学校,于是,我穿上新衣服,挎上新书包,兴高采烈地走进学校的大门。

陈老师来了,走了;闫老师来了,走了。

在一个秋天,侯国俊老师(繁峙天岩村人)来了,他携了妻儿,落户我们村,这一住就是30多年,一直到他退休。

侯老师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教学认真,善于因材施教,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受到了上级教育部门的表彰,也得到了村人的称赞。

每年一入冬,学校改两上学为一上学,即上午9点上学,四节课,一个自习,下午3点放学。

那时,老师不布置作业,一、二年级学生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而三、四年级的学生,6点钟要返回学校,每人必须写一篇日记。7点钟,侯老师来了,他盘腿坐在炕上,在玻璃罩的煤油灯下判日记。我们则坐在木桌前,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打算盘,学珠算,主要是《一变三》《三变三》《九变九》。

 10点钟,侯老师判完了日记,我们也停止了练算盘,侯老师便操起繁峙东部地区浓重的口音一一点评每个人的日记好的在哪里,特点是什么?差的日记问题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以表扬为主,批评较少,对我们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两个冬春,直至小学毕业。

侯老师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坚持写日记。

侯老师说,写好日记并不难,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要仔细观察,善于发现身边出现的典型人物,留心身边发生的有趣味性的故事,才能把日记写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脍炙人口。

侯老师说,打算盘,是童子功,让我终身难忘。1993年,偏关珠算协会举办了一次职工珠算大赛,我报名参加了,经过比拼,我夺得了前5名好成绩。

由于侯老师管理严谨,教学有方,使我们村小学由三类,提升为一类。从这座炕头小学走出去的学生约五六百人,其中走进大中专的有200多人,可谓桃李满天下。1960年,杨汝俊(山西省委党校)、我胞妹(太原理工学院)和我(山西牧专),一同走进了大学的校园,是我们村第一批大学生。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 ,70载倏忽而逝,而对侯老师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和深刻。

完小:张程老师

1952年2月,我考上了城关完小,功课多了起来,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音体美等。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换成了张程老师。张老师繁中毕业,知识渊博、才学高深。张老师在语文教学上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在讲授语文课本上规定的内容外,还讲授课外文学知识,鼓励我们多读课外书籍,以扩大视野,丰富文学知识,筑实语文基础。

1953年冬,在张老师的推荐下,我购买了第一部名著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他还指导我怎样去阅读,怎样去查字典,怎样去记生字、生词,这样日积月累,才会广知博学。

我记得,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出版发行百余万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都买了这本书,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不少篇章,我都能背下来。因为我喜欢张老师,我也就喜欢上了文学,最后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张老师与我父亲是繁中同窗好友,又是我们村邢家的女婿,张老师与我父亲(繁峙横涧完小校长)均为教师,张老师来我们村走亲戚,一定要来我家,和父亲促膝长谈。故对我特别关爱,给我吃了不少偏饭。每次作文发下来,张老师总要点评一番,好在哪里,并指出不足,使我受益匪浅。

那时升学考试,仅考一道作文。为了让我顺利考上初中,张老师还特意命了几道作文“假想题”,我一一进行了写作,然后张老师加以修改,再誊写一遍,并背诵下来。

1954年7月,我考上了代县中学,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作文拿了最高分。

代中:郎国英老师

1954年9月,考入代县中学。郎老师从初一到初三,一直是我们14班的语文老师。郎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慈眉善目。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声音洪亮,吐字真切,字字句句都能入脑入心,同学们都喜欢他,敬重他。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学着写一些东西。郎老师见我酷爱文学,又有一定的文学天赋,便给我较多的偏爱,指导我如何掌握文学创作技巧。每周作文发下来,我的作文被当作范文粘贴在教室的学习园地里,供大家阅读。每次上作文课时,郎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兴高采烈地说:“大家猜猜看,今天,我又要朗读谁的作文?”

同学们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都会投向我,我立即红着脸低下了头。郎老师不止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我有创作的天赋。

在郎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的文学水平,提高很快。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散文、诗歌见诸学生会主办的板报、代县小报上,渐渐小有名气。不久,我被吸收进了板报组,担任了编辑,同时,被聘任为中学少先队大队部红领巾小记者。

新世纪之初,听说郎老师走了,永远地走了,但郎老师永远活在我记忆里,愿郎老师一路走好!

牧校:程大成老师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简称牧校,成立于1952年9月,有畜牧、兽医两个专业。学校位于朔县城南20华里的一片荒漠地带——麻家梁。那时,实行的是全省统一招生,统一录取,统一毕业分配工作,每年招收畜牧兽医各一个班。学校免收一切学杂费,每人每月发助学金12元,其中10元为生活费,2元属零花钱。

1957年9月,我考上了这座学校,并有幸结识了程老师

程老师,大名程大成。他博学多才,据说,在读中学时候就遍读古典名著,还学习文学创作,而立之年已小有名气,在《云冈》文艺、《晋北报》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倍受同行们的敬慕,广大读者的称赞。

程老师不曾给我们牧七班授课,可是他成了我们的偶像。

我猜想,程老师大概看出我有文学天赋,他视我如己出,把他平生所学都传授于我。

多读,是积累知识的根本路径。至今书柜里装着满满的古今中外的书籍,便是我当年苦读的见证,还有几大捆抄录的笔记本。

我与程老师在一起,说话完全是“雨夹雪”——朔县话、繁峙话、普通话轮番跑出来,无拘无束,无话不谈,说文学,聊创作,谈理想……

程老师常对我说:“多读、多写,多读、多写”。这八字真言,让我受益匪浅。

我总觉得程老师的指教是一种关爱,鞭策我不断努力;程老师的指教是一种信任,给我以前进的力量;程老师的指教是一种肯定,给了我向上的动力。从此,我开始了对文学创作的尝试。

1958年,暑假回老家,根据我们村小队队长杨贵全在打谷场上分谷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别人分得是好谷子,他分得是次谷子的故事,我撰写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分瓜》,发表在《山西文化周刊》11期上。从此,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路。我创作的短篇小说《风雪夜》,发表在《春蕾》杂志上,叙事诗《肩挑毛选下乡来》发表在《晋北报》上。程老师功不可没。1960年2月,我光荣地出席晋北地区文艺创作大会,并结识了焦祖尧、冯池、董耀章等名家。

程老师能“点石成金”。回想与程老师的交往,我虽然未必成了“金”,但在程老师的点拨下,让我坚定了走文学创作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大学:杨佚民老师

1960年 9月,我被牧校保送,走进了大学校园——山西省畜牧兽医专科学校。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满身的泥土气息,满脑袋的高粱花子,满嘴的玉米棒子味。对于大学的生活充满向往,对于知识充满敬畏,对学富五车的老师们满心的崇拜。

我们的语文老师叫杨佚民,不是科班毕业,是从省图书馆调来我们牧专执教的。

杨老师50岁出头,个头不高,身穿一套颜色深蓝整洁的中山服,显得十分有精神儿,戴着一副瓶底似的近视眼镜,有一种老知识分子的风度。

语文课不是我们大学专业的主课,但杨老师并没有当副课对待,而是认真地讲授,让我们认认真真的学习。他说,语文是一切课程的基础,基础必须铸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杨老师凭着对文学艺术的酷爱和执着,他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人名家名著,其知识渊博,可用学富五车来形容毫不过分。

他讲课时,嗓音洪亮,无论坐在教室的哪里都听得清楚。

讲授时,除课本上的内容外,还夹杂了不少课外知识,对我们这些喜爱文学的学生来说,十分必要,深受欢迎。

他说,你们是学生,应以学为主——主要是学好专业知识,做到精一、通二、学几门,积累知识,夯实基础,掌握一技之长。对文学爱好者,主要是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名人名著,叫“读书破万卷,下笔似有神”。

我记得,那些年,国家出版发行了一大批红书:《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等,我省吃俭用,购买下来,课外时间认真阅读。

他说,你们现在学到的知识是书本上的,没有受到实践的检验,单靠书本知识是创作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那第二步,就是“行万里路。”艺术源于生活,不了解生活,不熟悉生活,不懂得生活,就很难创作出深刻的、有生命的作品。比如《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年轻时就投入革命斗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才创作出脍炙人口的《青春之歌》。

为了调动和鼓励文学爱好者的积极性,杨老师每星期六晚上开展小型的沙龙活动,那种“文艺复兴”的气氛非常浓郁。

后来,在杨老师的建议下,校党委批准办校刊《长城牧歌》,王臣良任主编,我任副主编,我撰写的长诗《长城漫歌》,刊登之后,在校园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后被收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长城诗大全》中。

2002年9月,校庆50周年时,我回到阔别了40年的母校——改名山西省太原市畜牧兽医学院。

庆典期间,我见到了原副校长祖铁男,原班主任李纯,教授刘振东,毕业留校的徐玉俊,郭补恩,原学生会主席任克明,原班团支书郑义平,同学任玉贵等。我向他们打听杨老师的消息,他们都摇摇头,说不知晓。1962年7月,我大学毕业那年,原山西牧校整校南迁太谷,并入山西农学院。不久,杨老师便荣调,离开了牧专。

师恩难忘,师情永存。在我们生命历程中,老师是最值得我们尊重感恩的人。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总会有那么一个角落,埋藏着一份师生间真挚的感情,只要打开感情的阀门,它就会像洪水一样倾泻出来……

(作者 柴乃桢 系原偏关县文联主席,省作协会员,繁峙笔峰村人,出版有报告文学集、小说集、散文集10多部,计300余万字)

图文编辑:侯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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