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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 文/郭林凤 夜深了，冷嗖嗖的西北风掀起片片雪花儿，落在脸上冷冰冰的。雪夜万籁俱寂，了无生气。使我原本不悦的心情愈加怨恨这寒夜的凄冷和迟缓！ 清晨，雪花纷飞，大地一片茫茫。两条细细的铁路线静静地守候在那里。双脚踩踏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 顺着铁路线走一路，一头扎进候车室。小小的候车室挤满了出行的人，地上的大包小包鼓鼓囊囊。我该乘车远行，那么，该去那儿呢？要去就去北京，因为，我儿子在那里。手插进厚厚的大衣口袋，然而，两手空空。站着似乎有些碍事，干脆找个座位。墙角处玻璃窗下有个空位仿佛是留给我的。候车室人头攒动，但声音很轻，倒也不觉得闹心。窗外，有个男工作人员，大约四十开外，瘦瘦的身子，被深蓝色制服包裹的有些豁达。手里不时地绕着一串碰响的钥匙，穿梭在站台外面的人群中，吸引了我闲散的目光，除了尖尖的下巴向上扬起外，帽檐下的神情冷漠孤傲、自我为大，那串钥匙握在他手里酷似一副管家的派头。 “阿姨，您要去哪儿？”一声甜甜的问好令我暖心，我急忙扭回头来。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 “去北京，不是我，是我妈去看病，我只是来车站送送她” “是吗？”女孩睁大了两只会说话的大眼睛，自言自语：“真好，和我妈是同路啊，呵呵……” 女孩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白的像刚剥了皮的杏仁儿，水红纱巾长长地飘在胸前，映衬得她的脸蛋儿更加红粉娇嫩。她看起来心情好极了，说话间不住地看着母亲。母亲话也很少，嘴角向上翘了翘总算笑了，但眼睛里映射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淡淡的忧伤。原来，女孩的母亲去年就得了乳腺癌，父亲又是个聋哑人，十六岁女孩，不得不辍学打工挣钱，早早扛起生活重担。这次给母亲看病，还是托本村一个在北京务工的男青年找的专家。男青年还托远房亲戚买了火车票，女孩边说边幸福端详着一直捏在手里的一张火车票，满心的喜悦写满脸上，“人家留下车票就匆匆地去了，并吩咐，听到检票员吆喝去北京的就跟着出站上车，大车站有广播电子屏提示，小车站只等吆喝就成”。是啊！至我进站已有好长时间，咋就没听到检票员吆喝呢？不由得伸手接过车票一瞧，糟糕！车次时间与候车室的钟表只差六分钟。“火车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女孩拎着大包小包搀扶母亲向出站门走去，我也不由得起身，抢先上前一推一拉，居然发现门已紧锁，觑向门缝向外一瞧，那个那个蓝制服正背朝着我们，铮亮的钥匙依然悠来晃去，此时列车已慢慢地进站。我连喊带敲没有反应，女孩急的哭了起来。乘车的旅客一齐涌到门边， “开开门、开开门”蓝制服也听到了，扭回头看了一眼，将那串钥匙装进大衣口袋，若无其事地一动不动。“门外出站口能跳进去！”不知谁说了一声，听到指令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慌忙冲向门外。那知周围全部是护栏围着，只见一位在站台上正忙碌着什么戴着眼镜的先生一步跨过护栏，脚步敏捷，速度之快，让我不得不猜想他莫非以前也是个奥运健儿刘翔？女孩灵巧地燕子一般飞过去了。但出站口铁栏大门却紧锁着，我搀扶着女孩母亲被隔在护栏里，女孩母亲不住地抬起手臂抹泪。那位眼镜先生比刚才又加重了呼喊的声音；“请开开！开开门！！”人在这方面最容易从众，很快，人们已堵如重墙，几位年轻人也帮着呐喊：“开开门！”站在旁边的的哥也用鸣笛声助阵。于是，敲门声、呐喊声、鸣笛声响彻站内站外，那位工作人员终于被唤醒了，他又扭过身来，两只小眼睛得溜溜地看着我们，极不耐烦地用右手指了指候车室的门，女孩停止了哭声，原路返回。门开了，后面还紧跟着五六个乘客同时上了那趟列车。那一刻，我如释重放。当女孩踏上车厢阶台的瞬间，猛然转身要我先上，我不住地大口大口喘气，摇摇头，女孩又睁大了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写满快意的脸上却交集的与朝霞一样灿烂。 车头一声高啸，吐出一股黑气仿佛是为我出了一口闷气，咔嚓咔嚓地驶向远方，只见绿色的车窗外飘舞着一条水红纱巾。那位先生扶了扶架在挺直的鼻梁上的镜框，随手弹去几粒汗珠。他看我一眼，笑了。我也笑了。他转过身去，饱满的热情散发在厚实的背影间。我目送他走出站口，那一刻，我深有所悟，一个人离去的背影真的是比他来时更辉煌、更令人震撼和激动。 虽然，对拿钥匙的人来说，除了掌握上下车次的时间，开门锁门是他的特权。但是，他今天也许和我一样只是心情不好，不想在锁门时吆喝几声乘车的人们，也造不成对他管家架势的看法。对女孩来说，初出远门，也不管时间什么的，只听吆喝声，又误以为与我同行，而产生了依赖心理。对我来说，却只是心情不好，出来散心。没想到竟然碰了个比我心情还糟糕的工作人员。无巧不成书，恰恰就遇上一个和我一样热心肠的先生。 今天，敲门声、哭声、呐喊声、鸣笛声全部汇集成一种呼唤，呼唤一种失落的精神文明。那一刻，在这里完成了一种压抑许久的对不负责任的倾诉与呐喊。 天晴了，净净的，像是揭去了一块老祖母的陈年旧布，露出了红彤彤的笑脸。早霞染红了山顶，也染浓了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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