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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之战,你所见的都是错的

2021-03-06  陆大总校...

作者 | 周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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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3世纪是属于蒙古人的世纪,也是一个令世界恐惧颤栗的世纪。

从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开始,蒙古大军不断对外扩张,横扫中亚、西亚以及东欧,所到之处毁灭一切,以杀戮为乐,忠实践行成吉思汗的人生价值观:“战胜敌人,夺其所有,使其亲人流泪,纳其妻女才是人生之最乐。”

面对呼啸而来的“黄祸”,欧洲人惊恐地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之鞭--不然怎么会如此疯狂且势不可挡?

1259年夏天,在中国西南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的一个山城要塞,“上帝之鞭”却意外地折断了。

一年前,蒙古大军分三路准备灭亡南宋,蒙哥大汗亲率主力攻击四川,一路所向披靡,次年却在合川钓鱼城久攻不克,蒙哥身亡。

对于蒙哥死因,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元史》等记载为病死,酷暑季节,军中痢疾流行,蒙哥染病而亡;另有一些史料认为,系被钓鱼城守军炮矢击中,伤重不治而亡。

鉴于蒙哥大汗亲自攻城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在冷兵器时期,远距离被冷枪冷炮击中的概率也很低,蒙哥死于“酷暑+疾病”的可能性大一些。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合川钓鱼城距下游重庆仅60多公里,气候跟著名“火炉”重庆差多不。

重庆30度以上暑热天气平均70天以上,盛夏40度以上极端高温天气持续近1月,户外地表温度超过60度,摔一跤可能就是“三级烫伤”,“非洲留学生哭着要回非洲避暑”是重庆媒体每年必报的“老梗”。

蒙哥进攻恰好是重庆最热的七八月份,钓鱼城又位于三江交汇处,水汽多,湿度大,高温加高湿,从早到晚“蒸桑拿”,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而言,这绝对是致命的。

蒙哥意外身亡,不仅使南宋国祚又延续了20年,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

为争夺汗位,蒙古西征大军匆忙从欧、亚各地撤军,欧洲各国以及阿拉伯世界得以躲过覆灭危机,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东方麦加城”。

此后二十余年,钓鱼城如同滚滚历史大潮中的中流砥柱,任凭蒙古军队长期围困、持续攻击,我自岿然不动,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后,钓鱼城守军以不可杀城中一人为条件与蒙古军队谈判,才终止了抵抗,钓鱼城落下历史帷幕。

02

历史上的钓鱼城之战荡气回肠、惊心动魄,但去过钓鱼城实地踏访的人往往大失所望,甚至感到困惑:蒙古大军围攻20余年不克真的就是这个海拔391米的山头么?

那些千古传诵的战争传奇,总感觉和脚下的土地对不上号。

目前,作为景区的钓鱼城遗址约2.5平方公里,山顶环城核心区约1平方公里,这么小的一个面积,能容纳与供养的人口相当有限,在敌军长期围困的情况下,很难生存,更别说反复拉锯血战了。比如,目前留存的“天池”等水源地也就是几亩大的池塘,加上数十口水井,供给百余户农民日常生活尚无问题,但要保障数千军民坚守20余年就不太可能了。

根据旅游资料和导游介绍,在如此逼仄的一块山顶,还要摆下“皇宫”“兵工厂”“校场”“军营”等诸多建筑遗址。其中军事交通命脉“跑马道”尤其好玩,是现代铺设的游览步道,看来七百多年前的南宋军民很有远见,为游客考虑得很周到。

估计是搞旅游开发的同志脑洞大开:既然是打仗嘛,肯定有指挥部、兵工厂、兵营等东东,不然游客掏了80元门票看啥呢?总不能找帮群众演员来实景演出“抗蒙神剧”吧?

现存的“护国门”尤其让人疑惑,作为山顶内城的一道城门,也是钓鱼城最高一级台地的咽喉。有关资料及导游都介绍说:“宋蒙双方在这里经历了上百次惨烈的战斗,但此门一直未被攻破。”

但是,如果蒙军已经攻击到“护国门”位置,说明外城已经彻底失陷,局势已经失控了,敌军已接近山顶了,差不多等同于守军的“最后时刻”了。

从现场地势看,“护国门”虽然险要,难以展开大兵团作战,但一个高不过四五米的城门,能抵挡住上百次的进攻,不得不说是“抗蒙神剧”了。

此外,从战术上讲,如果蒙军已经攻击到山顶,其攻击方向绝不会局限于护国门一个“点”,即使护国门久攻不下,其他“点”一旦突破,护国门也就没有意义了。

难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假钓鱼城?

目前看到的钓鱼城“护国门”主体为清代修筑,非南宋建筑。(图片源自今日合川)

03

假的倒不可能,但真实的宋代钓鱼城大多被毁或埋于地下了,原因应该有两个:

一是1279年钓鱼城守军投降后,蒙古军队虽没有屠城,却对钓鱼城进行了蓄意破坏,既抹除这段抗元历史,又防止今后成为其他反对力量可资利用的山寨,所以地面上很难看到宋代遗迹。

在钓鱼城西岩三圣岩与上天梯附近的半坡上,有一块高5.6米、长5.91米的巨石,中间雕刻一尊3米多高的“千手观音”。80年代考古工作者惊奇发现,这尊雕像竟然是为了“掩盖”钓鱼城抗蒙(元)历史而刻。

“千手观音”神龛两侧残存有文字:“汉……跨开达……逆丑元主。王公坚以鱼台一柱支半壁……”

上述残文中的“逆丑元主”正是指亲率大军攻打钓鱼城的元宪宗“蒙哥大汗”,“王公坚”指的是率领钓鱼城军民守城抗战的主将王坚,碑文颂扬了王坚“以钓鱼城一柱”支撑了南宋半壁河山。后来,此碑被考古界正式确认为“王坚记功碑”。

元代统治者的处理方式虽然“艺术”,但目的是为了清除钓鱼城的南宋记忆。

为覆盖钓鱼城抗蒙历史的“王坚记功碑”,元代在碑石上雕刻了“千手观音”。(图片源自网络)

二是元代之后,每逢战乱与动荡时,钓鱼城就不断被重新利用,目前我们看到的钓鱼城“护国门”以及城墙主要是清代修筑的,一些城墙直接叠压在宋代墙基上。

据清代《合州志》记载,嘉庆年间川楚等地爆发白莲教起义,波及合川一带,于是当地官吏与乡绅在钓鱼城上筑守自保,遂在部分宋代遗址上修筑了城墙与城门,但布局与规模都比宋代小。

“城叠城”使宋代钓鱼城多压于地下,长期以来给后人造成了错觉:钓鱼城的空间布局和城防体系就是现在看到这个样子,像占山为王的“山寨”,而不像庞大精密的军事要塞。

如果有心的游客愿意田野勘察,还能在一些现存清代城墙的下部发现露出地面半米的宋代墙基。

两者的明显区别是:宋代城墙是有明显斜度的,墙体坡度约在62-68度之间,石头呈丁字形,一头大,一头小,如建筑的榫卯结构般咬合;清代城墙是直墙,墙体是垂直的,用的是方正的条石。

与清代的直墙不同,宋代城墙有明显斜度。(图片源自网络)

04

长期以来,钓鱼城之战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仅凭有限史料,缺乏考古发掘的实证支撑,连城防体系的空间布局与关系都搞不清楚,改变世界历史的战役也就成了纸上谈兵与民间传说。

普通人看不懂,专家说不清,世界级遗址成了“鸡肋”--参观者往往大失所望。

2004年,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队进驻合川,放宽视野,大海捞针,在钓鱼城半岛2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始踏勘、试掘与发掘,像“敲牛皮糖”一样一点点地开始接近真实的钓鱼城。

经过14年间的努力,随着南宋一字城、水军码头、范家堰南宋衙署等一系列重要遗址重见天日,终于揭开了钓鱼城的神秘面纱:其远不止目前2.5平方公里的核心遗址范围,而是一个依靠“山、水、地、城、军、民”六位一体的大纵深防御体系,

一句话,宋代钓鱼城不只是现在看到的一个“点”,而是一个庞大精密的“控山锁江”立体防御体系。

钓鱼城防御体系示意图(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

将“地利”运用到极致是钓鱼城的最大特点,将20余平方公里的钓鱼城半岛作为一个防御整体来考虑是其核心战略。

首先是“山”的运用。半岛制高点钓鱼山分为明显的两级台地,天然形成两级数十米高的悬崖,沿悬崖再修筑城墙,山与城融为一体,天险与人工完美结合,成为防御体系的核心支撑。钓鱼山周边稍矮的重要山头也修筑子堡垒,与核心阵地互为犄角,形成火力交叉。

其次是“水”与“地”的运用。借助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形成的半岛地貌,钓鱼城南、北、西三面环水,形成天然的护城河,不习水战的蒙军很难进攻与封锁。

唯一与陆地相连的东面,又有长约2公里,宽20多米的天然冲沟阻隔南北,蒙古军队很难展开队形集团冲锋,大部队被地形迟滞、分隔为小群体,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形成“拳头”,这是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

此外是“战”与“守”的结合。三面环水的钓鱼城半岛也是守军“粮仓”,钓鱼城山麓田地面积广阔、水源丰富,使整座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基础,“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运粮运薪,以战以守。”

05

从战术层面看,钓鱼城之所以能坚守20余年,我个人认为关键在于:钓鱼城是“活”守,而不是“死”守。

或者说,钓鱼城虽长期围城,但却没有被困“死”,反而是攻守兼备,进退自如。

让钓鱼城“活”起来的要素中,最重要、最奇特就是纵贯钓鱼城半岛南北的“一字城”。

从考古发掘看,“一字城”城墙从钓鱼城山顶环城出发,一个向南,一个向北,一直延伸至嘉陵江边,如同从山顶伸出的两只手臂,联接起环绕半岛的嘉陵江上南北两座水军码头。

其精妙的布局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了“一字城”,钓鱼城不再是一个“孤城”,可始终保持与水路联系,补给自己,攻击敌人。

沿着平均宽度约五六米的“一字城”城墙顶部,可安全地从两座水军码头运送粮草、饮水、援兵上山。两座水军码头得到城墙护卫,成为钓鱼城伸出的两个“拳头”,将嘉陵江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宋军手中,可随时随地出其不意地登陆作战,攻击袭扰蒙军后方。

 南“一字城”东段航拍(重庆文化遗产院)

二是“一字城”城墙贯穿半岛南北,隔断了东西向的交通,有效阻碍了城外敌军的运动。同时,城内守军又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大大提升了守军的战斗力。

如今,站在游客很少去的钓鱼城薄刀岭临江下望,隐约可以看到从山崖上向南延伸的“一字城”墙基残迹,与嘉陵江南水军码头遗迹相接,直线距离仅300米,战时山顶守军往来江边极为迅速、隐蔽。

“南一字城”复原效果图(重庆文化遗产院)

06

不是蒙军不努力,而是宋军太狡猾。

钓鱼城布局之“狡猾”连考古工作者都费解:既然钓鱼城如此重要,为何一直没有发现过南宋时期的衙署等军政设施遗迹?

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一片过去从未引人关注的区域逐渐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位于钓鱼山二级台地的一个叫范家堰的地方--一片毫无起眼的农民林地。

2013年,考古人员开始对该区域展开大规模发掘,大量的宋代残砖断瓦,瓷器与铁器,甚至炮弹不断出土,钓鱼城考古的重大发现开始浮出水面。

经过5年发掘,一组气势恢宏的南宋大型建筑遗址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蒙宋战争时期合州衙署的所在地,也是钓鱼城之战的指挥中心。

从地势上看,衙署的选址十分精妙,不修在显眼的山顶,而是隐藏在主峰之下山坳中的一个二级台地上,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除非从空中俯瞰,蒙古军队从山下抬头仰视很难发现,也处在炮火、弓箭的射击死角。台地之外即是陡峭的悬崖,沿悬崖筑有城墙,易守难攻,进一步增强了衙署的隐蔽性与安全性。

从现场看,衙署依山呈阶梯式构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为一个大型的三进院落。巨石垒砌的围墙、精美的水池、细致的浮雕、厚重的础石随处可见,厢房、仪门、道路、排水沟等遗迹上百处。

让人意外的是,衙署还发掘出带水池亭榭的园林遗址。大军压境之际,钓鱼城军民还能修筑如此宏大精美的衙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人们不畏强敌,决心坚守孤城的自信与勇气。

钓鱼城范家堰遗址(重庆文化遗产院)

07

二战太平洋战场上,针对日军固守的一个个岛屿,美军采取了一种“蛙跳”战术--跳过日军顽强抵抗的岛屿,攻占下一个岛屿,并以海空封锁孤立日军岛屿。日军要么投降要么饿死,如此大幅度提高收复岛屿的效率,同时减少伤亡。

那么,在钓鱼城这个弹丸之地,为什么蒙古军队不采取相同战术,非要专注攻城20年呢?

道理很简单,钓鱼城既“困”不死,又“跳”不过去。

南宋四川抗蒙山城防御体系图

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由陕西翻越秦巴山区进入川北后,南下的水路皆汇集于此,扼守通往川东及三峡地区的咽喉,跳过钓鱼城直接攻击下游60多公里的重庆,容易腹背受敌。

更重要的是,在蒙古与南宋的攻防战中,钓鱼城不是一个孤立的“棋子”,它背后是南宋四川“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大棋局。

在南宋后期抗蒙战争中,西南地区军民在四川制置司(今四川、重庆一带)境内构建起了大量山城。

以重庆为中心,南宋军队在东起夔门, 西至嘉定的长江上游, 以及在由北往南汇注于长江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江沿岸,选择险峻山势筑城结寨数十座。钓鱼城只是其中著名的一个,与云顶城、运山城、大获城、得汉城、白帝城、青居城及苦竹隘并称为四川“八柱”。

这些城池星罗棋布,互为声援,形成了依山为点, 以江为线, 层次分明的山地城池防御体系。

山城防御体系改变了单个城池布防的策略,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多重城池防守的叠加效应。凭借这些防御性的军事城池,在与实力远大于自己的蒙军对峙时, 宋军能够充分发挥地理优势, 扬长避短,由此创造了一个个军事战争史上的奇迹。

放宽历史的视野,跳出钓鱼城,我们才能看清钓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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