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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忆 李耀禧（四川） 我对煤怀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因为在我人生的旅途上，它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帮过我的忙，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一 1963年，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饿中走过来的父老乡亲，肚子刚刚吃饱就产生了兴办学校、送子女读书的强烈愿望。于是，我高中毕业一回家，就当上了民办小学教师。报名入学的儿童不足30名，年龄大小参差不齐，从六岁到十三四岁不等，分别要求读一册、三册、五册，我全部登记下来，就算准予入学读书了。我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读过师范，根本不懂得教书是怎么回事，就把三个年级的教学工作一齐包揽下来了。 开初，在生产队公房的屋檐下上课，一快门板当黑板，学生从家里搬来板凳当书桌，几根锯短的木头作凳子。三个年级的学生同时上课，教一年级学生识字，就让二、三年级学生写字做作业；教二年级新课，就布置一、三年级学生写字做作业。每节课的时间没有定数，反正都没有钟表，直到三个年级我都教过新课了，也都做过作业了，才下课。虽然条件简陋，教与学的环境都十分艰苦，我的教学又完全没有章法，但是“学校”总算就这么办起来了，学生也还听话。后来，听公社完小校长说，像我这种两三个年级在一起的教学模式叫“复式班”， 他送给我有关复式教学方面的一些书刊，供我学习和使用。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实践、摸索，我慢慢学会了在复式班课堂教学中，如何巧妙处理动与静、直接教学与自动作业等关系的一些方法，精心设计教案，合理分配时间，提高了教学质量。 后来，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家长们见我工作认真负责，学生纪律也好，又爱学习，都说我教书还算“有虎性”， 把孩子交给我放心。初为人师的我，得到干部、家长的信任和好评，信心倍增，干劲十足。我向大队领导提出修建学校的建议，就得到了全体家长和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支持。 收割小春的夏收农忙时节一过，各生产队就派社员组成建校队伍，砍树子，打土墙，很快修起了三间草房作学校, 中间那间是我的卧室兼办公室，两边是教室。社员们忙了秋收，忙秋种，房前房后那些土堆和乱石头，就只好留给我带领学生去搬运。泥土、石块搬走了，最后在教室前面剩下一块巨大的青石，足有大半间屋子那么大，正好摆在准备用作操场的地中央，打不烂，掀不动，搬不走，20多名学生围着它团团转，无可奈何。巨石搬不开，操场无法平整，一切必要的课余活动就无法开展。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学生中有个铁匠的儿子，他出了个主意：用火烧。 芙蓉山上到处是煤。那时，当地农民烧煤全是自由采掘，几乎家家都备有挖煤的铁镐、钢钎、二锤等工具。我借来挖煤工具，每天放了学，就带了10多名年龄稍大的学生，去人们已经挖掘很深的煤窑里挖煤。挖的挖，运的运，把闪闪发亮的煤块堆砌在那大青石的周围。学生们找来干柴，把煤引燃，大青石在熊熊的火焰中渐渐被烧得通红。学生们用木桶、木盆从田角舀来水，囤在一边，我将水老远地往烧红的石头上泼去，一桶桶，一盆盆。随着噼哩啪啦的爆炸声，大青石一块一块地炸裂开了，等它冷却之后，我又和孩子们一块一块地搬运开。一次没炸完，就再烧红，再泼水。如此三、四次，历时一星期，终于把大青石炸烂、搬开了。 煤炭，一块块黑亮黑亮的煤炭，用它们燃烧的热情和特殊的威力, 帮助我和我那些年少的学生娃娃, 征服了庞然大物般的顽石, 扫除了平整操场的障碍。 二 秋去冬来，气温一天天下降。在海拔一千多米的芙蓉山上，冬天来得早，不少人家户在秋末就已经开始烤火了。一进农历十月间，寒气渐浓。我买来白纸，把“牛肋巴窗子” 全糊上纸，教室里面还是很冷。学生中大多数只穿一身单衣，其中还有两三人是有衣无裤，有裤无衣的。因着凉而引起感冒发烧的、头痛咳嗽的、肚子疼痛的，时有发生。有好几个学生因为怕冷，不愿上学了，天天在家里蹲火炉子。起初，看到有个别学生穿得太少，我发扬雷锋精神，将我的统绒衣、棉衣脱给他们穿，放学时还给我。但是，天气越来越冷，衣不御寒的学生不止一个两个，而且我也经不得冷。有的家长又特别爱面子，既不准他的孩子在学校穿我的衣服，又不喜欢听见别人说他孩子没有衣服穿。有一次，一年级有名男生肚子痛，放学后我护送他回家时，我对家长说，这孩子可能是衣服穿少了感受了风寒。不料，一句大实话把家长得罪了，从第二天起，家长就不让该生上学了，理由是老师笑话他的儿子没有衣裳穿。我知道后，赶忙登门家访，主动向家长下话，检讨自己人年轻，不会说话，希望家长包涵。经过两三天后，家长才同意让孩子继续上学。 眼看缺席学生越来越多，课程进度又不容放慢，缺课学生损失无法弥补。该怎么办才好呢？每次家访，多数家长都说实在是太冷，不忍心把孩子赶到冷冰冰的学校去。只有少数学生家里为孩子烧了一个烘笼子，可是暖了双手却暖不了身上。有的家长为孩子请长假，有的家长干脆叫我放假了，他们说，等开春后天气暖和了再开学吧。这些当然行不通。我急速地开动着脑筋，想来想去, 只有在教室里生火, 提高室内温度以抗御寒冷, 学生才能在教室里坐得住, 才能安心学习。反正，地处煤炭窝子，生火所需要的煤炭是不难解决的。在那时的芙蓉山上，各生产队集体炕苞谷、烧石灰等用的煤，都是生产队派人就地采挖的。农户烧煤，也是各人自挖，或互相换工，请人帮忙挖采。 我把我的想法分别向几个生产队的队长一讲，他们都说在教室里生火的办法好，表示一定支持我，并且约定，各生产队轮流派人帮学校挖煤。 首先是五队派了一个年轻社员为我们挖煤。我便带领学生搬运，挑的挑，背的背，无论年龄大小，个个都很卖力。那时的农村孩子，不管男女，五六岁、七八岁时就得参加劳动，在大人带领下，从放牛、放小猪、割牛草、割猪草等力所能及的简单劳动做起。稍大，如十来岁、十一二岁起，就要学习背或挑重物了。一般农家户都要为自己年少的子女，准备下小背篼、小镰刀、小鸳篼、小扁担、小锄头之类的劳动工具，许多农村少年儿童喜欢劳动，可以说是从喜欢属于自己的小巧可爱的工具开始的。我的那些可爱的小学生，挑背煤炭时，没有一人偷懒，也没有一个叫苦。反倒是我还要不住地叮嘱那些争强又积极的学生，不要装煤太多, 特别要检查一年级的学生往背篼里头装的煤是否太多，如太多，则必须督促他们把煤减少下来，以防止因过于负重而伤害他们幼小的身体。运煤时, 邓国兵、石开明、饶学江、侯华正、侯中英、周国莲等稍大的学生，不但自己挑得重，还主动地、认真负责地帮着我维持秩序，照顾小同学，那些生动的场面和情景，历历如在昨天，至今令我难忘。 很快，学校就堆了一大堆煤炭。 每天清晨，我在两间教室里各生起一堆炭火来，待学生们陆续上学时，煤块已渐渐烧红，飘起幽幽的蓝色火苗。到这时，暖烘烘的热气已充满整间教室，室内热和和、暖洋洋的，凛冽的寒气被隔离在室外了。我的学生们坐在教室里，不再是一个个瑟缩着身子，不再因手足冻得僵硬而连字也写不好了，而是一个个都感觉到浑身暖和，四肢舒展，活动自如，一张张红朴朴的小脸上挂着舒适与惬意。缺席的学生又一个个回到教室了，该上学时，再没有学生留念家里的火炉了。解除了寒冷的威胁， 在学校险些办垮的时候，又是乌金一样的煤炭帮了我的忙, 它们慷慨无私地燃烧自己，献出光和热来，以其融融的温暖，为我召唤回来了一个个正渴求知识的学生，使一个学期的教学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三 光阴荏苒，转瞬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已经是拖儿带女的人了。妻子天天在生产队出工，忙着挣工分，收工回到家里还要带孩子，挑水，煮饭，宰猪草，喂饱孩子还要喂牲口，收拾家务，常常忙到深更半夜。我每月工资20元，还要为交不起书钱的孩子垫费；那时民办班没有向学生收取杂费，因此办公费还得从工资中开支。生产队的劳动单价低廉，每个劳动日仅值二角多钱，年终决算时，我家不但无钱可进，还要倒找生产队口粮钱。六口之家，穿的用的，看病吃药，还有必须应酬的人情往来等开支，常常搞得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窘态频仍。农村人民公社的口粮分配政策，是“基本口粮套工分分粮”， 我家由于工分少，分粮也少，口粮有时接不上。孩子们因为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令我忧虑不安。怎么办？我和妻子焦虑地思前想后，觉得还是要多挣工分才是办法，工分多了，既可多分口粮，又可增加收入。怎么才能多挣工分呢？不必说寒暑假和星期天，我尽量和妻一同出工干活，就是平时早晚课余时间，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去参加队上的生产劳动。但是，由于我们劳力弱，定量记分和重活又多，我们一年到头还是挣不了多少工分。 当时，大队和生产队都办了几个煤厂，大队煤厂开在芙蓉山上的三个湾，生产队煤厂则分散在山下的小岔沟和沙坝头，生产队煤厂井下所用矿灯的电瓶，需派工每天送到山上大队煤厂去充电，而负责送电瓶的小伙子嫌坡高路远，早出晚归太劳累，提出不愿干了。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假如我能争取到这份工作，每送一次电瓶，生产队评记4个工分，劳动时间又是在晚上，与我白天教书不会发生时间冲突，可以两全齐美。跟妻子一说，她也认为机不可失。于是，我厚着脸皮求得生产队长开口，便揽下了送电瓶的活路。每天天黑时分，待煤厂挖煤社员下班了，我就去相距两三里远的两个煤厂收集电瓶，挑到芙蓉山上去充电。笫二天不等天亮，得从家里出发，又上山去取回电瓶，在挖煤社员上班之前，准时把它们分送到两个煤厂去。 当时村里不通公路，运煤的汽车、拖拉机只能顺着沟底河道行驶，在高低不平的乱石上面颠簸前进。虽然如此，但运煤车辆毕竟可以直达山下各煤厂，可算方便了。而山上大队煤厂的煤，就只能先由人工挑运到山下，然后再装车外运，人工脚价每100斤7角钱。这种承运由煤厂直接发运煤炭到指定地点的劳动形式，过去民间称之为“挑发炭”。 起初，我每天晚上送电瓶到大队煤厂，下山回家时都打空手。过几天我就意识到，在路上行走这段时间和精力，都被白白地浪费掉了。于是，我决定挑发炭。送电瓶上山去，挑发炭下山来，既挣了工分，又找了钱，何乐而不为！我和妻说出我的打算时，她没有我那么兴奋，不无担忧地问我：“你吃得消？”我说：“不怕。” 但我当时还没有挑发炭必备的工具鸳篼。我从自家竹林头砍来竹子，开始动手学编鸳篼。在农村，要当好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合格农民，也属不易，人们常说的“犁耙铲打栽，划篾扭索筛” 等一些农活，就必须会做。身为农民，如果连撮箕、背篼、炕笼、锄把、扁担之类的常用易损的小型工具都不会制作，常会被人小看和嘲笑，且不说上街去购买还要花钱。俗话说，人的本领都是“逼” 出来。我本来不会编鸳篼，这回不得不下决心学编了。找到了一条能够又挣工分又挣钱的生财之道，身处艰难与困窘中的我，犹如看到摆脱贫困的希望就在眼前似的，决心将“发炭”一挑到底，来它个“长期抗战”。鉴于块煤容易砸断竹篾，损坏鸳篼， 因此，我一口气编成了3担鸳篼，虽然手艺粗糙，样式丑陋，但到底有了挑炭的工具了。 开头，我每次只能挑120斤左右，因为都是在晚上，下坡的道路狭窄，弯弯曲曲，有些地方陡峭崎岖。如遇雨天，更是溜滑难走。路况摸熟了以后，逐渐增加负荷量，记得挑得最重一次是174斤。那一次已经达到了我力气的极限，用“三步走，两步歇” 来形容当时力所不能承受的状态，豪不夸张。待我拖着腰酸背痛的疲惫之躯回到家时，已是深秋时节的半夜了。妻子翻身下床，赶忙现烧热水给我洗澡洗脚，然后爱怜地拥着（确切地说是扶着）我上床休息，叮嘱我“二天再别这样发'狠’ 了”。一次，我的那根柏香扁担挑断了，去五弟家里借来一根斯栗子扁担。那根扁担有点“蛾眉翘”， 很好使， 挑得轻点重点，都能随着脚步闪悠闪悠地上下弹动，当它两端往上弹起的一瞬，刹那间给肩头减轻了重压，挑起煤来因为“抛肩” 而感到较为轻松自如。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简直可谓朴素的真理。后来，我又吸取挑得过重反而得不偿失的教训，改为一次装两挑煤，每挑120斤左右，一挑一挑地“传” 起走——担第一挑想歇气了，便放下来，返回去担第二挑时，空手行走在路上就等于休息了；放下第二挑，又返回去担第一挑，如此循环传送，中间无需停下来歇息。就这样，每次挑两挑，共有200多斤，比一次只挑一挑150斤以上的更划得来。 我感谢那乌光闪亮的煤，在我初为人师时的艰苦条件下，帮助我克服了一个个困难，一次次地打开了工作局面；在我家人生活处于困境的时候，让我看到了求取生存的希望，使我渡过了一个个生活难关。 【作者简介】李耀禧，在中小学任教20多年，在县教育局退休。有多篇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在省市报刊发表。 第二届全国教师文学作品大奖赛征稿启事 在人们的心目中，文学始终有着生机勃勃的力量，教育历来有着沉甸甸的分量。长期以来，全国涌现出一大批扎根生活、个性独特、充满灵气的教师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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