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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看到屈军生先生转过来的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青飞和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秦兴家撰写的《范紫东撰<王伯明先生墓志铭>考释》一文，我大喜过望，这说明我们“范紫东研究会”并不孤单，还有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研究范紫东这位秦腔剧作家、“东方莎士比亚”，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于范紫东研究的信心，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将范紫东这一文化品牌做大做强。 范紫东撰《王伯明先生墓志铭》考释张青飞 秦兴家 范紫东（1879—1954），陕西乾县人，易俗社著名代表剧作家，与川剧的黄吉安（1836—1924）、评剧的成兆才（1874—1929）、豫剧的樊粹庭（1905—1966）并称“地方戏改革与创新四大家”。作为投身于戏曲改良的最后一代士人，其编剧生涯达40年（1914—1953）之久，编创剧作共计68部之多，以丰硕的创作成果，名留秦腔史册，有“秦腔的莎士比亚”之誉。“文革”期间范紫东手稿被毁，因此，对其诗文与剧作的搜罗一直是范紫东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新近发现的范紫东撰文与手书的《王伯明先生墓志铭》，不但为范紫东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文献，而且有利于认识王伯明与范紫东二位易俗社创始人的交往。 新发现的《王伯明先生墓志铭》（附图1），全文共计961字，以楷书字体书写。录文如下： 中华民国前众议院议员扶风王公墓志铭 乾县范紫东撰并书 扶风为右辅郡治，班马而后，负众望者代不乏人。吾友王公伯明，长我八岁，缔交近四十年，虽持论不必与余尽合，而以道义相期许，窃所奉为益友者也。公甫殁，其哲嗣少明乞为志，以铭其墓。余谊不容辞，但迫于葬期未暇征集事迹，谨举所知者，略叙其生平之梗概如此。 公讳兆离，伯明其字也，世居扶风北乡之七里桥。嗣父盛庭公，讳世昌，以文学著，其弟世规，乃本生父也。盛庭公积劳早卒，继室赵宜人矢志守贞，逾年世规生公，赵宜人抚而子之，如己出焉。公幼而岐嶷，入乡塾，颖悟冠于群儿。塾师异之，曰：“此鸡群之一鹤也，不能以儿曹目之！”遂日倍其课。公悉能领悟，侪辈莫能步其后尘。 稍长，绩学愈力，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厌薄八股之空疏，毅然赴三原，师事贺复斋先生，力求实践。人或讪笑之，而公弗顾也。乃于朱陆之异同，则确有心得而知所去取矣。后世变日棘，又游于咸阳刘古愚先生之门，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自是旧学新知，脉络贯通，卓然自立矣！ 清光绪癸卯，秋闱报捷，欣登贤书。其时创设学校，先后任邑小学及凤翔、西安两府中学国文、历史等科教员。其教人不拘常格，因才诱导，局度汪洋，霭然可亲，沐教泽者如坐春风焉。故门下士多能明体达用，不殉流俗，皆公奖劝之力也。 民国初元，举充陕西省议会议员，与诸同志组织易俗社，编辑新剧以期改进社会。二年，又举充众议院议员，参酌中外情势，多所建白。奈时局翻覆，国会解散，帝制幻其阴谋，国势危于累卵，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公驰驱南北，主持清议，始终守正不阿。或有以利诱者，公昂其首而去之。既有以威迫者，公延其颈以待之。人以是服其方正，钦其介节焉。殆所谓穷且益坚，老当益壮者耶？然固已劳瘁备至，精力衰耗矣。迨曹氏贿选，青蚨横飞，妖雪所播，无物不靡。公惄焉如捣，莫能挽其狂澜。用是痛心疾首，只身南下，中途目眚。至沪上，侵寻累月，竟至失明，闻者悲之。 归里之后，贫乏无以自给，仅赖国府及县府之恤金以济残年，而公晏如也。然戚里有急，仍毅力营救，不少推谢，盖其赋性使然也。惟置抗战之秋，心神焦灼，不幸于三十一年二月四日，即夏正辛巳十二月十九日午刻，以疾终于扶风城内之里第。呜呼痛哉！距生于清同治九年又十月初八日卯时，春秋七十有二。兹卜于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即夏正壬午二月六日葬于村东旧茔，艮首坤趾礼也。公元配氏白，继配氏马、氏刘。子宪周，即少明，现任保安第七团团长；嗣子宪昭，中学毕业。女五，俱适士族。孙二：长安、济安，俱幼。 爰为铭曰：右辅之郡，绛帐之乡。流风所扇，蔚为缥缃。笃生明达，绩学有芒。名登贤书，签列议场。救时心切，忧国情长。嗟阳九之运厄，慨垂老而目盲。岂天道之难测，抑人谋之不臧。竟抑郁以长逝，三畤原于焉凄凉！ 王伯明（1870—1942），名兆离，字伯明，陕西扶风人。统观墓志，我们可以看出，范紫东其实是以“缔交近四十年”的友人身份为墓主王伯明“略叙其生平之梗概”。虽然“迫于葬期，未暇征集事迹”，但从墓志中不难看出范紫东对王伯明一生出入于新旧教育之间，最终“旧学新知，脉络贯通，卓然自立”的高度赏识。 王伯明虽自幼以聪慧颖悟而冠于同龄之人，但并未埋头于八股科举之路，而是先后求学于清末关中大儒贺复斋与刘古愚。贺复斋（1824—1893），陕西三原县人，清末著名理学家，曾于同治九年（1870）创立正谊书院，主讲二十年。刘古愚（1843—1903），陕西咸阳人，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崇实书院，清末陕西维新派领袖。王伯明曾在光绪十八年（1892）往三原拜正在清麓书院任教的贺复斋为师，光绪二十五年（1899）又到泾阳味经书院受业于刘古愚。正如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中曾说：“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先生光蕡，为经学家之领袖。”（《咸阳文史资料》（创刊号），1985年）可以看出，王伯明在青年时期所受教育的大体面貌，受到了关中学术大家的滋养。这其实体现了处于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优秀的、有作为的文人的奋发自强意识，其实墓志撰写者范紫东也正是如此。他们既浸染了旧式教育，同时又沐浴了现代新式教育的雨露。 作为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文人，王伯明在光绪十三年（1887）以第九名中举，为清朝扶风县最后一位举人，但是并未朝着科举之路前进，而是响应时代要求，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中举之后，被聘为扶风县高等小学堂教习，打破书院旧制，开拓新学。光绪十五年（1889）在咸阳天阁寺第一义塾任教，增设了哑铃体操课，结束了陕西教育没有体育课目的历史，开创了陕西学界的体育新风。其后担任凤翔中国文、历史、经学三科教学，创设训俗亭，以演说来教育民众。 王伯明的接受新式教育与从事教育工作都体现了时代转型时期，作为有追求、有责任、有担当的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在参与易俗社的创立过程中，其实也体现了王伯明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1912年8月，易俗社成立，王伯明即为163位发起人之一，且与孙仁玉、薛卜五等为评议员，兼任编辑，同时为社内学生上文化课。1915年王伯明任省教育厅社会科科员，住易俗社专办戏剧改良。1916年1月担任易俗社第二任社长。1917年2月，因王伯明自1914年赴京复众议院议员位致使社长职位虚空，改任为名誉社长。王伯明不但参与了到了易俗社的早期创建之中，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移风易俗”。自1913年演出其改编的《重台别》以来，先后创作改编《开国图》《熊耳山》《梁上君子》《长生鉴》《共和纪念》《欢迎议员》《新糊涂判》《汨罗江》《自由恨》《阿毛传》《蝴蝶杯》《观音堂》等剧，提倡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发挥了移风易俗、唤醒民众的作用。时人评其剧作：“其为戏也，切实发挥，不遗余力，庄重之中，时饶兴趣。”（《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市卷》，三秦出版社，1998年） 此外，由墓志还可以看出王伯明的高贵品格，颇具传统士大夫的气节。清末民初以来，社会动荡，王伯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民国初，被推举为陕西临时议会议员，民国二年被陕西省推举为国民政府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四年至广州被孙中山聘为大元帅府顾问。“或有以利诱者，公昂其首而去之。既有以威迫者，公延其颈以待之。”可以看出明清以来传统士精神的流风余韵。民国十二年，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王伯明言辞拒绝，因此得赠于右任手书“正气所存”四字（附图2）。正如墓志所云“守正不阿”，“人以是服其方正，钦其介节焉。” 总之，范紫东所撰《王伯明先生墓志铭》为我们呈现出了王伯明作为一位成长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教育家、戏剧家及保持着传统士大夫耿介品质的官员形象。不同于一般墓志多为颂扬之辞，《王伯明先生墓志铭》可以说真实简洁地概括出了王伯明的一生。同时，也不难看出，作为墓主王伯明的知己与墓志的撰写者，范紫东与王伯明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因此，他可以较为深入地理解王伯明，从而将王伯明一生的重要业绩叙写出来，为我们认识王伯明乃至范紫东提供了重要信息。 附图1《王伯明先生墓志铭》拓片 附图2于右任书《正气碑》 附图 3王伯明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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