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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拼接夹克、棕色麂皮衬衫和黑色系带长裤
均为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 郑钧很少提起过去，但他确实很怀念过去，郑钧很怀念那时和朋友之间彼此的坦诚相待，“大家执手聊天聊一夜，聊音乐以及各种好玩的事儿，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完全是精神上的愉悦。”虽然在他看来，那不算最好的时代，但在“呐喊”与“对抗”中，他实实在在感受到自由的力量。
郑钧坐在黑皮沙发上悠然地调取记忆。大概还要往前推二十年，他常出没于三里屯的“蒋酒”“王吧”（作家王朔开的酒吧）“88号”等。“三里屯前一两间酒吧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入驻’了。当时那酒吧老板都没钱，老板自己都天天睡在酒吧，我裹军大衣睡旁边，最早一批酒吧就是我们给喝起来的，每天去，也不贵。大家也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单身，每天喝到早晨，所以三里屯的经济发展我们还是做出点贡献的。”不是炫耀，谈起过往时他的脸上并不牵动什么表情，记忆的酒坛就藏在那里，时取时用。后来在女人街，他和大学同学还合开过一个酒吧，天天自己喝得五迷三道，时间长了，他突然觉得没劲了。“不是玩儿不动了，是玩儿够了”，语调松弛下来，像终于撒出点气的气球。在常人眼中，郑钧是“叛逆”过的人，不过在该叛逆的时候叛逆，或许不能叫做叛逆，只能说是享受了青春。在他看来，年轻人就应该活得肆意一些，不应该过于瞻前顾后。消费主义时代下，年轻人容易被裹挟在欲望与现实的落差中迈不开手脚，未老先衰了。作为过来人，他建议，“年轻时候必须要试错，你得知道什么是错，你犯了错才知道，这是愚蠢的，这是一个错，所以我不要再犯”。他二十来岁的时候胆子特别大，为了摆脱家的束缚，从西安跑到杭州上学。也就是在那时，郑钧尝到“自由”的滋味，没人管他了，特别自在。在学校就开始组乐队玩儿，取了个名字叫“火药”，“那时候喜欢重金属，当时觉得'火药’这名字很酷，会爆炸……”据说当时他们乐队在杭州也是叱咤风云的，有次他得了急性阑尾炎，开了刀，缝完针之后在床上躺着，还没拆线的时候，乐队其他几个成员骑着自行车到医院看他，捎带一个消息：杭州的高校之间要组织一次乐队汇演，“火药”必须参加。郑钧想都没想就说“行”，身上还缠着纱布，裹着军大衣，就被同伴拽上自行车给驮到现场。“当时汇演在杭州师范学院，就马云毕业的学校，他们学校音乐系有一个舞台，一个音乐小剧场。我记得当时一上台各个乐队轮着演，到我们乐队了，我一上台，军大衣一扔，然后唱了一首英文歌，全场就疯了。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场面演出，第一次体会到舞台的美丽……我迷恋上摇滚乐之后，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可以成为职业歌手，但只因为喜欢，我就天天琢磨，就去书店买书自己学作曲。从简谱开始，到五线谱，拿工科生那套去学。就这么度过了一年时间。”郑钧嗓音暗哑，哪怕声音藏在发型师手中的吹风机之后，依旧有力。他接着往下说，人生的又一转折点来到了他大四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留学美国的机会，学校说要是等毕业以后再去的话，就要交培养费，好几万，我说我没钱，交不起，那怎么办？学校说你要是退学就不用交了，所以我大四就退学了”。退学之后，郑钧每天宅家耗着，无所事事，正好碰上一个叫西部歌舞团的草台班子在招乐手和演员，管吃住，但没收入。为了弹班子里那把当时值一万多天价的日本吉他，郑钧就这么跟着去了，啥也没带。住小旅馆，在陕西县城走街串巷，俨然一个潇洒的吉普赛人。在剧院演出得自己搭台子，搭好之后怕设备被偷，晚上得有人睡在台上看台。他跟老板儿子睡在台上聊天，他自己还带了个破的木棉吉他，跟人说他在写歌。写给谁听呢？别人不解。他一愣说，不知道，就是想写，“写的那首歌就叫《赤裸裸》”，郑钧带着一种近乎“凡尔赛”的冷静脱口而出。跟着班子流浪大半年，班子对他很满意，邀他正式加入，有收入，而且还不少。但郑钧准备撤了，当时正儿八经的“梦想”两个字对他来说还挺重要的，正好签证下来，他就回北京拿签证了。投靠表弟，住北二外宿舍。北二外有次办了一出文艺汇演，郑钧就带着他那把破木棉吉他上台了，唱了《回到拉萨》，“台底下又疯了”，郑钧骄傲。表弟后来兴致勃勃地跟他说，黑豹在招主唱，当时正好窦唯走了，黑豹在找新主唱。他们俩给黑豹的经纪人四哥打完电话，就坐公共汽车去见四哥了。四哥听完样带，说“特好”。郑钧有些忐忑地一直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就说特好”。四哥说他的歌很完整，适合做一个独立歌手，而非乐队主唱，于是就邀请郑钧到北京当歌手，他做经纪人。郑钧一听，自然就“义无反顾”了，美国也不去了，当即决定，要做一名歌手。往事回首，也相当于是登高远眺，视角也更广阔，清晰，这时心中燃起的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年轻人没什么好失去的，要敢于冒险，那些当初看上去危险的路其实并不可怕，“当时真不知道能不能用唱歌赚到钱，但我就想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在郑钧看来，剥开所有复杂的形式和内容，“摇滚”的内核就是真诚和自由。玩摇滚这么久，他并没有自诩真诚，而是说，“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真诚的人”。他时常在微博分享自己日常的琐碎想法，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在社交网络上这样敞开自己。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他参加了《我是唱作人》第二季，里面一首歌里有段歌词：我想不起来自己是谁/能想起来的都是眼泪/这每天重复着的也许/就是轮回/多么擅长承受痛苦/都忘了怎么承受幸福……日子并不是一直那么自在随心，成名之后郑钧曾一度陷入一段很痛苦很糟糕的时光，像一块膨胀的海绵，将外在的一切好的不好的都吸收，非常敏感，脆弱，自暴自弃。“25岁那会儿感受挺强烈的，每天都有歌迷写的一箱一箱的信，我是歌手里面最早买车的人之一。当时签的香港的唱片公司，给我开的都是天价的版税。名，利，一下子砸下来，天天去酒吧燥，时间长了，有时候会突然发现，这原来就是自己一直梦想到达的那个山顶吗？”登上了“虚无之巅”，往下一看是深渊一片。那段时间他失眠很严重，脑子混乱，各种不愉快的事全都冒出来，特别愤怒，他也把这样的愤怒全部灌到音乐里。“垮掉一代”的凯鲁亚克，在疯狂与宣泄之后诉诸禅宗，一天诵两遍《金刚经》。郑钧的“自救”之路也是从禅修开始，他现在管自己叫“禅修朋克”，对于佛法，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现在佛法其实是被曲解了，它不是一个宗教，它完全就是个方法，降服自身心念的方法。菩萨真正的含义，即降伏其心的勇士。因为我们的心是很难控制的，脑子不停转，念头没完，所以很累。一个负面的念头，可能缠着你十几二十分钟后，你就颓了，所以能把心念降服，掌控自己的方向，你就是人生赢家。”流行乐历史具有某种本质，张铁志在《声音与愤怒》中写：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从某种青年亚文化胚胎诞生出来的创作开始广受欢迎时，这个创作者、这个音乐类型就会开始被商业体制吸收、榨干，直到缺乏活力而被抛弃。但是，接下来又必然会有新的声音、新的亚文化在体制的边缘爆发。然后，他们可能又开始成为新的摇滚巨星，于是又有更多唱片公司要搭上风潮复制这些音乐，接着这种新音乐又必然注定老化与死亡。历史于是不断轮回。见证过中国摇滚乐辉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着集体主义发出过理想主义的呐喊，郑钧却觉得，摇滚最好的时候还未到，“我还在等。”他说。虽然现在新一代的音乐人接受的教育更细化，更专业，从音乐素养上看，是更好了，但从表达的境界来看，还有提升空间。他继续反问，“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还会有人听Beatles、崔健、罗大佑？不是说那之后的年轻人就另一种心态……我相信人类的基本情绪始终是不变的。我们的爱恨情仇还是那么回事儿，日光之下无新事，尤其是人的内心世界，就是一种索漠的循环。音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无论表达方式怎么改变，它所传达的始终是精神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共通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代言人是肯定的，但这个时代的代言人，目前我还在期待”。郑钧更在意的，其实还是人自身的感受力。他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来得太浅。快乐，痛苦，都很浅。人麻木了。他还一直记得自己读完太宰治之后的感觉，那种沉重的绝望和悲伤，太美了，让人无法抗拒又不忍接近。这让他很自然联想到Lou Reed，他称之为“音乐太宰治”，“我心目中伟大的音乐创作者，他不一定是伟大的诗人，但是他传达的情绪很重要，就是一种掏心窝子的真情，让人哭，让人笑，我觉得这就是伟大的。当自己一个人很绝望、很悲伤的时候，我一放他的歌，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抛弃过我的朋友在旁边安慰我，不用任何语言，我就立马被治愈了，我觉得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摇滚诗人”。其实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听过Lou Reed，但那会儿他特讨厌，觉得特丧，特没劲。他说，年轻时都喜欢快意恩仇，听刺激的，什么hard rock，heavy metal，要嘶吼，要爽。到了三十多岁，自己当歌手写歌时，特别煎熬，内心翻滚，沧海桑田的感觉。随手翻到一盒Lou Reed磁带，把它放到录音机里边一放，听着听着，就真的跟当年看到太宰治一样，又在那哭了。这大概就是顿悟时刻吧。他还顺带说起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美国女歌手在听了Lou Reed的纽约演唱会之后，就绝望到想要自杀。“他真的了解一个人的绝望是什么样的，但又把它很美地表达出来，那种伤感，但又不是悲痛，只是那一抹忧伤的色彩，是人与生俱来的。因为人独自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又特别无奈地独自离开，这就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伤感。”那种绝望，那种跟生活对抗，对抗之后残留的伤感余味，就是一种侘寂之美。人如果能真正领略并吸收这种美，境界会变得豁达起来。音乐真的能帮助人成长。郑钧现在还是喜欢听黑胶，他很认真地解释起黑胶的播放原理：“黑胶唱片是纯模拟唱片，把声波转化成震动的针，在模板上刻出物理的纹，声音信号被刻录在这些纹路中，当唱针滑过麻纹的音轨，声音信号就被读取出来，通过唱头的声音放大器将声音传导至喇叭，所以它是个纯模拟的东西，每一张都不一样。黑胶唱片其实每一张的音质都会有区别，因为在刻的过程中，纹路的跳动都会不一样。所以当非物质的东西被固化成一个纯物理的东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一张黑胶唱片好像就拥有了生命一样，一旦碎了，你就听不了了。”接近傍晚的阳光不再刺眼，一切事物仿佛都上了一层柔光镜。“摇滚”了一辈子，郑钧好像从没有变过。虽然摇滚已被赋予了太多定义，太多该有的不该有的想象，被“革新”了太多次，但对他来说，摇滚始终就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我对摇滚永远不会疲倦”，他说。自由，为了自由地活着，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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