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连宝与戈涛是清中叶畿辅诗坛两个重要的诗人，二人与刘炳、戈岱、李中简、边继祖、纪昀被称为“河间七子”，七子中以边连宝与戈涛诗文成就最高，早年便有“瀛洲二子”之称，是北方诗坛的重要代表。边连宝（1700-1773），字肇畛，号随园，直隶任邱人，雍正乙卯拔贡太学，不仕，有《随园诗草》《随园文钞》等，与袁枚有“南北两随园”之称，张维屏《听松庐诗话》云：“石农《题任邱边征君连宝诗集》云：‘一时南北两随园，各有澜从舌本翻，瀛海诗人工乐府，仓山仙吏富词源。’边随园固不为袁随园所掩也。”戈涛（1717-1768），字芥舟，号蘧园，直隶献县人，乾隆辛未（175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改湖广、山西、河南道监察御史，终刑科给事中，有《坳堂文集》《坳堂诗集》等。陶樑《红豆树馆诗话》云：“乾隆中，畿辅诗人盛于河间，一郡而必以芥舟先生为巨擘。”翁方纲《坳堂集序》云：“乾隆辛未，予始从香树钱先生论诗，先生于北方学者首推宋蒙泉、戈芥舟二君。”可见边连宝、戈涛二人在当时是颇受推重的。但由于二人诗文集长期散佚，导致其名不著。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边随园集》，边连宝渐为人知，但戈涛的诗文依然被埋没。据载，戈涛有《坳堂詩集》《坳堂文集》各十卷，并翁方纲为之序，（见《复初斋文集》卷三、卷四），其诗文集皆稿本，藏于其后人手，今皆散佚。《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坳堂小草》四卷，戈涛撰，稿本，七行十六字无格，清华大学藏书。然《清华书目》无此书，笔者电话咨询，亦无。200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天津图书馆珍藏清人别集善本丛刊》，其中《坳堂文集》仅存二残卷稿本。笔者自幼长于戈氏，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从各种选本及方志、家谱材料中勾稽戈涛诗80首，文百余篇。本文以《边随园集》与我们掌握的戈涛诗文为基础，分析二人的文学主张。 边连宝长戈涛17岁，其姑母为戈涛叔祖母，二人为至交，蒋士铨《随园征士边君传》载边连宝“与河间戈涛最友善”，《清史列传·文苑传》言涛“择交尤严，以文章道义相切劘者，边连宝、李中简一二人而已。”我们以年代为纲，整理二人的交往实录如下： 1，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边连宝与戈涛同受知于学使钱陈群。 2，乾隆四年己未（1739）三月二日，边连宝与戈涛等谒学政钱陈群于河间使院，其后二人共饮于河间夏廷梅家，大醉赋诗，边连宝有《同芥舟过夏调元村居》，戈诗今佚。此年戈涛往河南探望其父，边连宝送行，有《送芥舟之伊阳》诗。 3，乾隆五年庚申（1740）春，戈涛与边连宝、夏廷梅酬唱于戈府石萝轩，饮酒赋诗，留连数日，边连宝《随园诗集》卷十一有《失题》一首，《道中即事寄夏西村戈芥舟》一首，即其事也，戈诗今佚。 4，乾隆七年壬戌（1742）春，边连宝馆河间戈府，教授戈涛胞弟戈济及堂叔戈鏻。戈涛劝边连宝文集付梓，且为之序。此年，戈涛因父被诬罢官而往河南，于河南有诗赠边连宝，边连宝答以书，并寄新刻《茗禅吟》，戈诗今佚。秋，戈涛归，访边连宝，边连宝有《赠芥舟》《同芥舟游西郊》《和芥舟秋日过我茗饮之作》《次韵芥舟北郭闲步》《和芥舟西郊寻菊》《留别芥舟》诸诗。 5，乾隆八年癸亥（1743），边连宝与戈涛约，二人后死者任传。 6，乾隆九年甲子（1744），边连宝与戈涛被称为“瀛洲二子”。 7，乾隆十年乙丑（1745），戈涛落第，游盘山，作《盘山游草》一卷，边连宝为之序。 8，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边连宝生计窘迫，戈涛鬻田助之，作《丙寅腊月郊行鬻田寄随园》。 9，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边连宝与戈涛分题李永书无双谱画屏，边诗为《同戈芥舟分题李寿远<无双谱>画屏，得六人》，戈诗今佚。此年，边连宝作《秋燕》四首，戈涛和之，存于边连宝《病余长语》卷五。秋，边连宝落第，戈涛慰之以书。 10，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十一月，上谕举经学，边连宝与戈涛同被举，戈涛约连宝同行，连宝辞。 11，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钱陈群以疾致仕，过河间，作《瀛海舟次，寄怀边征君连宝、刘太守炳、戈编修岱、李编修中简、边检讨继祖、戈庶常涛、纪孝廉昀，七人皆河间郡人》，“河间七子”之名起于此。 12，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冬，戈涛丁内忧归。次年访边连宝，出其《滇游草》，连宝作《读芥舟<滇游草>》，复作《芥舟过访三首》。此年，边连宝以书抵戈涛，乞作生传。十月，戈涛作《随园征士生传》，“倾倒骏迈，为时传诵” 。冬，戈涛访边连宝于雄县东村，连宝得诗三首，戈涛依韵唱和（诗见《病余长语》卷五）。边连宝以诗集委戈涛校订，戈涛为《随园诗草》作序。边连宝有《酬芥舟为作生传并叙诗稿，兼索杜、苏二家诗注叙》诗。 13，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戈涛作《故友夏君调元传》，又以寄示边连宝。 14，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献县知县万廷兰延戈涛总纂《献县志》，《献县志》与事者皆谓戈涛祖、父皆宜有传，戈涛乃驰书边连宝，乞作家传，入县志。戈涛以边连宝久于献县坐馆，将边入《献县志》之《流寓传》。 15，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戈涛以《观我图》索题，边连宝作《题芥舟观我图》诗。 16，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春，戈涛寄文三首与边连宝，其一曰《河间左孺人传》，边连宝以为“人与文皆不可不传”，乃录之于《病余长语》。 17，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秋，戈涛为福建乡试主考。初，传闻贡院有厉鬼，当祷，不辄受其灾，戈涛不可。祷者皆免，独涛得疾卒，议者遂谓涛以执拗殒生，连宝乃作《辨惑论》以辟之。涛遗言连宝为传，连宝作《刑部掌印给事中芥舟戈公传》《哭芥舟十七首》。自涛之卒，连宝“屏交游，惟与兄竹岩诗酒唱酬而已”。 边连宝与戈涛为至交，二人来往频繁，在边连宝的著作中与戈涛有关的诗67首，文6篇。戈涛诗文多佚，但在边连宝《酬芥舟为作生传并叙诗稿兼索杜苏二家诗注叙》的记载中他的诗文“行间字里皆随园”。在王士禛的“神韵说”笼罩诗坛的情况下，二人以大量的文学作品，传达了不同的文学理念，在北方诗坛品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戈涛《默堂诗叙》云：“予于诗道未有领受，有所解，未尝敢以闻于人，独与吾乡边征君私相附和。” 而边连宝对于自己与戈涛的主张相当自信，他在《寄呈芥舟》说：“一自新城张伪帜，百年坛坫走滕邾。定知感慨今犹昔，敢道英雄君与孤。” 在《酬芥舟为作生传并叙诗稿兼索杜苏二家诗注叙》称赞戈涛为“愤然欲拔新城帜，舌锋笔阵争腾翻”“孤军锐卒捣窟穴，百年壁垒失完坚” 因此，《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云：“边连宝与戈涛互作序言，共同驳议神韵之非，于乾嘉诗坛独树一帜。” 分析边连宝与戈涛的文学主张，首先应对明中叶至清初的文学思潮作一个简单地梳理：明中期，前后“七子”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甚大，前“七子”活动于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千篇一律的台阁体，以复古为革新，其主张被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后“七子”活动于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他们继承了前七子的文学主张，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过分强调复古，导致其创造性不足，似则优孟衣冠，不似则画虎类狗，且复古走向末流，造成文坛上剽窃和剿袭作风。其后“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对庸音杂奏的文坛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其创作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其流弊在于俚俗、浅露。其后竟陵派追随公安派，继续反对复古之风，并以“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俚俗、粗浅之弊，文风求新求奇，但刻意追求深奥，又造成了题材狭窄、语言艰涩的弊病。清初，诗界以王士禛的“神韵说”影响最大，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贻上，号阮亭、渔洋山人，新城人，论诗创“神韵说”，以“言有尽而意无穷”、“味在酸咸之外”为特点，针对七子的复古之习提出了新的观念，为清初诗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其创作并未摆脱明七子摹古余习。 在“神韵说”笼罩诗坛的时代，边连宝、戈涛的主张显示出了鲜明的特色。 边连宝极力反对王渔洋的“神韵说”，并以大量的诗歌创作成为北方诗人的代表，从而成为反对“神韵说”的中坚，蒋士铨云：“君诗出入昌黎、东野、香山、玉川间，才力纵恣，雄起北地，凡燕、齐千里内，宗渔洋修饰描画家，见君皆震慑不敢抗。”边连宝在《病余长语》中多次对“神韵说”提出批评，如《病余长语》卷一云： 渔洋《香祖笔记》云：“余辛丑客秦淮，邀笛步和钱虞山《石厓秋柳小景绝句》云：‘宫柳烟含六代愁，丝丝畏见冶城秋。无情画里逢摇落，一夜西风满石头。’袁箨庵见而戏余曰：‘忍俊不禁矣。’”余谓公诗首首句句都是忍俊不禁，惟古体时忍俊，而仅禁耳。‘俊’字最害事，赵吴兴跋《禊贴》云：‘六朝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余独谓其所以非不古者，正缘乏俊气耳。吴兴惟不乏俊气，故不能‘非不古’耳。诗文字画，于此一字摆脱不下，总难到无上境地。余尝戏为诗评，续敖陶孙器之后，于渔洋云‘如南部名工，鹘、靓、鸨、狚，色色都佳，粉墨之外，故自俱有俊气’，以示余友戈芥舟涛，芥舟以为确。然数十年来，新城之学塞满世界，故不敢以示外人，恐其环向而攻之也。 边连宝认为“神韵说”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他自己津津乐道的“俊”，他认为这个“俊”就相当于赵孟頫批评王羲之为代表的六朝字“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之“俊”，即纤巧柔媚。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书法，不摆脱柔媚，就到不了最高境界。他打比方说，王渔洋就像杂剧中的著名伶工，各种角色（鹘、靓、鸨、狙）都擅长，粉墨之外，复有“俊”气，也就是柔媚。这是在批评“神韵说”的形式主义。边连宝认为诗当以性情为之，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神韵”。边连宝尝为戈涛《坳堂诗集》作序，《病余长语》卷六录其首段云： 自严沧浪以禅喻诗，创为“不落言诠，不堕理障”、“如空中相，如镜中花”之说，其为风雅之祸者甚烈。而近世之劫持文柄者，复宗其说而改其面目，谓诗当以神韵为主，于是天下学者靡然趋风，社稷而尸祝之。下者循脗希声，高者摹神追象，务为无所归存、不着痛痒之言以相高，以为不如此不足以为神韵也，于是乎诗道至此而大弊。夫诗以性情为主，所谓老生常谈，正不可易者。不主性情而主神韵，得无影之掠而风之扑乎！杜甫氏千秋宗仰，求其所设神韵者，不过“浣花溪里花含笑，肯信吾兼吏隐名”而已，再则曰“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而已，外此无有也。善乎周珽氏之评杜也曰：“绝脂粉以坚其骨，贱风神以实其髓。”神韵家不磕自碎矣。 边连宝认为“神韵说”乃是对严羽以禅喻诗改头换面的产物，天下翕然而从，以此相尚，导致“无所归存、不着痛痒”，成了诗道的弊端。诗应该以性情为主，无性情的神韵如同捕风捉影，无所依托。边连宝看到了“神韵说”的弊端，即追求无所依傍的空灵，而放弃真实的情感表达，从而造成了形式主义：“坐清宴之堂，发从容之论，叹老不得，嗟卑尤不得，了无感慨，绝少激昂，非遁入神韵之中，无所庸其伎俩，此‘神韵’二字，为达官贵人藏身之固也。” 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边连宝的创作态度，古代的诗人常未老而言老，以就诗中之意境。边连宝四十岁的时候，对戈涛说：“吾年今四十，私喜‘白发’二字可得入诗。”虽然戈涛将这件事看作是边连宝的“逸态”，但也反映了边连宝对写作的认真态度。较之《剑溪说诗》评论王渔洋《题三闾大夫庙》云“渔洋先生以郎官主试西川，归途过三闾大夫庙，有何抑郁而赋此诗？宜其欷歔无涕，读者必不为兴哀也”是截然不同的。边连宝反对模拟而主张直抒性情，故戈涛评其诗云：“故其率然有作，直吐其胸中所欲言，倏如风樯骏马，快剑长戟，奔流激湍，粗沙乱石，悬崖绝涧，瘦竹枯木，桠杈万状，不可睨瞩。”由于直抒胸臆而有性情、而真，故而能不落言筌，“今读随园诗，纵横排奡，不可方物，而各有一随园者存。……至谓某篇学某、某篇学某某篇，则断断无有”。 边连宝指出了“神韵说”的弊端，这是很有见地的，但他据此全面否定“神韵说”的创作风格，以个人好恶而评判一种理论形式，则稍嫌偏颇。边连宝以赵孟頫批评六朝文字缺乏俊气的“俊”比喻王渔洋的“俊”，恰恰是这个比喻使他曲解了王渔洋，赵、王所说的“俊”是神韵，过分强调神韵会导致作品的纤巧柔媚，赵字、王诗都有这个特点，这是无可讳言的，但这绝不是神韵说所追求的目标。边连宝以其表现之一端而批判其本源，这是他的批评过于执着表象，不够透彻、深入的原因。
戈涛也认为诗应当以性情为主，在这方面与边连宝是一致的，他说：“予于诗道未有领受，有所解，未尝敢以闻于人，独与吾乡边征君私相附和。”戈涛认为汉、魏、晋、唐、宋、元之诗各有特点，读其诗而想见其人，而明代诗人众多，但并无特色，原因是前后七子的复古之风起，亦步亦趋，失去了自我，因此毫无自身特色。戈涛在为边连宝作的《随园诗序》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诗自汉、魏以降，作者众矣，汉不以人著，自成为汉，然都尉、属国、北海，人数篇耳，读之使人想见其为人。其后魏成为魏，晋成为晋，陶自成为陶。唐反六朝为唐，宋继唐而不袭唐为宋。元诗至卑弱，犹能成其为元。明以数巨子劫持一代，号称起衰振靡，而不成为明。请言其然：明之盛，何、李最著，信阳温文都雅，诸体具美，似无可议；然试取唐之拾遗、供奉、襄阳、次山、苏州、昌黎，以及东野、乐天、长吉诸人之作观之，虽途分派别，而各留性情面目于数百年之后，与读者相见于蓬牕土屋之间。东坡、山谷、放翁宗杜，欧阳宗韩，而不得名之为杜、为韩，无他，各有真也。信阳兼收并采，循声体貌，规规然惟古人为步趋，诗则美矣，曰此自成为信阳之诗，吾不谓然。北地才加纵，而一于尸杜，厥失则均。于鳞、元美而下，流滋滥矣。故余尝谓宁为钟、谭，勿为王、李，非好诡趋，故有激云然也。 诗之为物，穷形极变，率其性情所到，恶在古今人不相及？四言终于三百，而魏武对酒、梁武逸民，三百不能概之。杨诚斋诗数变其体，一旦取而焚之，遂自成一家之言。学者仰天俛地作为文章，不尽读古人之书，不能自成其文；不尽去古人之书，亦不能自成其文。昌黎品樊绍述云“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欧阳子续之曰“孰云已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绍述似无足深论，然二公之言可参求得其道矣。今读随园诗，纵横排奡，不可方物，而各有一随园者存。即其晚年深造自得，其刚果之气不能自没于冲夷淡寂中，此随园之真也。其骨近韩，其神近孟，其气近李，其情近卢；惟其近之，是以似而有之。至谓某篇学某某篇，则断断无有。近日新城之学遍天下，予以为一信阳而已！信阳画自唐以上，新城则兼泛滥宋元以下，故每作一诗，胸中先据有一成诗，而后下笔追之，必求其肖而止。所作具在，可一一按也。余非敢瑕疵前人，然恐诗道坐敝于此，则明七子不独任咎。 在这篇序言中，戈涛梳理了前后七子、竟陵派的观点。前七子中，他以何景明（信阳）为例，认为何景明的创作在形式上“诸体具美，似无可议”，但由于亦步亦趋，而不能像唐代诗人一样“各留性情面目于数百年之后，与读者相见于蓬牕土屋之间”，尽管内容和形式上都无可指摘，但并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而后七子步前七子后尘，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流弊更甚。因此他负气地说：“宁为钟、谭，勿为王、李。”即宁愿做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也不做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并不是说竟陵派强于后七子，乃是对后七子极不满意的说法。戈涛进一步认为，如今“神韵说”占据诗坛（“新城之学徧天下”），无非是前后七子的流风，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模仿，不同的是七子模仿唐以前，王渔洋兼模仿宋以后而已。因此他认为诗道凌迟，不仅是明七子的责任，“神韵说”也难辞其咎。戈涛主张诗要以性情为主，在表达形式上，要学古但不能食古不化，无论是七子还是王渔洋，其拘泥的风气最终导致形式主义而丧失性情。 李中简《芥舟先生小传》言戈涛之诗“上下沿溯，归于自得，体气苍凉高洁，类其为人” ，恰恰是与戈涛“不尽读古人之书，不能自成其文；不尽去古人之书，亦不能自成其文”的主张一致的。《红豆树馆诗话》载戈涛的文学主张“其论诗也，绮语、理语、剽窃语、靡弱语皆所切戒”，对七子与王渔洋的态度反映了他反对“剽窃语”的主张。戈涛在为杨方立《默堂诗草》所作的序中也表达过对“神韵说”的批评： 诗道歧出久矣，自瓣香沧浪者以“神韵”为解，于是尽举济南、竟陵、公安互角，争树之帜而摽之。而江西宗派亦由之以不振，于今六七十年，几比于户尸祝矣。然而犹或疑其有流而失真之弊。夫至于失真，则于济南、竟陵、公安诸派，卒无以相胜。而所谓真者，又非可假老妪能解之言，以自文里陋也。诗之为道，固何如哉！固何如哉！ 戈涛认为，“神韵说”一扫七子、竟陵、公安诸派的纷争而一统文坛，但其缺点是失真，七子复古是失真，而针对七子复古的公安、竟陵的浅俗、油滑同样是失真，不必以白居易的老妪解诗以自文浅陋。戈涛所谓的“真”是要有真意，而不是以任何看似合理为借口的模拟。他在《周蒌亭诗序》中以自己和边连宝的创作经历举例云： 余幼学诗，窃慕左司风格，泛滥于李杜韩苏之间，虽极力驰逐，出之终不免于艰□，□率然有得，虽不敢谓阑入陶韦之室，然每恍然自悦于心。任邱边征君随园，才思桀奡，其诗出入韩孟，及与余唱酬，亦间作陶韦体，平淡非不近之，而生硬之气终不能化。东坡和陶，不过自成其诗而已，其于陶远近，虽公亦无能自诬，是可知学各得其所近，性情主之，人力有不得强者。 戈涛认为诗歌创作与性情相关，不能勉强，他的诗作偏向陶潜、韦应物的恬淡清远，但边连宝的诗作偏向韩愈、孟郊的雄奇清矫。边连宝每与戈涛酬唱，偶作陶韦体，虽近平淡，但终归失之生硬。戈涛认为这是性情不同所致，不能强求，即使苏轼的和陶诗也并没有达到陶潜的风格，只是苏轼之诗而已。 与边连宝相同的是，戈涛也注重诗中的性情与真实，但与边连宝不同的是，戈涛并没有像边连宝那样将诗中的纤巧柔媚作为批判的对象，因为纤巧柔媚未尝不能表达性情，这只是诗歌中的一种表象而已。这是戈涛的主张较边连宝客观的一面。
戈涛逝世三十余年后（彼时边连宝亦逝），戈宝树（戈涛之侄，翁方纲之婿）以其整理之坳堂诗十卷、文十卷索序于翁方纲，翁方纲乃作《坳堂诗序》《坳堂集序》。翁方纲在《坳堂诗集序》中再次阐释“神韵说”： 司空表圣生于王官谷，元遗山在汾晋，王渔洋在济南，皆北地诗家之秀而皆能知神韵之所以然。今人顾专目渔洋言“神韵”者何哉？献县戈芥舟《坳堂诗集》不蹈格调之滞习，亦不必以神韵例之，顾其藳有任邱边连宝一序，极口诋斥神韵之非，甚至目渔洋为“神韵家”。彼盖未熟观古人集，不知神韵之所以然。惟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且又闻其尝注杜诗，其注杜吾未见也，第就此序举杜诗“浣花溪里花饶笑”二句、“巡檐索共梅花笑”二句，谓杜集中只此二处是神韵，不通极矣。“神韵”者，非风致情韵之谓也。今人不知，妄谓渔洋诗近于风致情韵，此大误也。神韵乃诗中自具之本然，自古作家皆有之，岂自渔洋始乎！古人盖皆未言之，至渔洋乃明着之耳。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此特亦偶举其一端，而非神韵之全旨也。诗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亦有于风致见神韵者，不能执一以论也。如“巡檐索共梅花笑”二句则是于情致见神韵也。若“浣花溪里花饶笑”，“笑”字则不如此，此乃窃笑、取笑之“笑”，与笑乐之“笑”不同，且此二句亦与情致不同。彼举眼但见二处皆有“笑”字，遂误混而言之，可乎？即观此语，则所谓注杜者其谬更何待言！而以此序坳堂诗其可乎！芥舟昔为边君作序，亦何尝无稍憾渔洋之意，然而不害者，芥舟之意，先举信阳以影出渔洋，则切合矣。愚曩者固已于藐姑神人之喻，微觉渔洋儗不于伦矣。渔洋又尝谓杜《吹笛》一篇为大复所本，即此类也。神韵者，本极超诣之理，非可执迹求之，而渔洋犹未免于滞迹也。芥舟诗正妙在不滞迹，虽不滞迹，亦不践迹，观者聊以存其真可矣。故削去边君序而为之说如此。 翁方纲借题发挥，认为边连宝之所以痛诋“神韵说”是没有懂“神韵”所指，所谓“神韵”并非风致情韵，乃是诗中的一种风格，是从古到今都存在的，到了王渔洋才成为一种诗学观念，王渔洋之所以特别指出“神韵说”，针对的是明七子的复古。所谓“神韵”有多种表现，并非仅仅风致情韵所能包含，边连宝仅仅指出其纤巧柔媚的一方面而予以批判，是浅陋的。同时，翁方纲认为，尽管戈涛对王渔洋也有微词，但与边连宝不同，戈涛认为王渔洋的缺点与七子一样，在于拘泥，七子拘泥于复古，渔洋拘泥于“无迹可求”，而过分强调“无迹”本身就是“滞迹”，同样是拘泥，这才是王渔洋真正的缺点所在，而无关“神韵”本身。翁方纲赞同戈涛的观点，又举例说，如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何景明云：“藐姑神人何大复，致兼南雅更王风。论交独直江西狱，不独文场角两雄。”以“藐姑神人”比喻何景明，认为他如《庄子》所谓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一般，“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可谓无迹，但渔洋又说杜甫《吹笛》一篇为何景明《吹笛》所本，便又与其所主张之“无迹可求”矛盾了。 翁方纲的《坳堂诗集序》与其《神韵论》是一脉相承的，在《神韵论》上、中、下三篇文章中，翁方纲系统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神韵”，他认为“神韵”并非起与王渔洋，而是“诗之所固有者”，属于“天地之精华，人之性情，经籍之膏腴，日久而不得不一宣泄也”，古人不言，至渔洋始标出耳。王渔洋只是“专举空音镜象一边，特专以针灸李何一辈之痴肥貌袭者言之”，并非神韵的全部，神韵包括甚广，“有于格调见神韵者，有于音节见神韵者，亦有于字句见神韵者，非可执一端以名之也；有于实际见神韵者，亦有虚处见神韵者，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亦有于情致见神韵者，非可执一端以名之也。”只是人们很少悟到其中的道理，仅仅以“风致情韵”为神韵而已。今人以“涉空言”以批评神韵，属于“鄙人之见”。而“吾所近见其最不通者”就是边连宝。翁方纲认为边连宝对诗的理解是错误的，不适合为戈涛的《坳堂诗集》作序，因此自作主张，撤去了《坳堂诗集》前边连宝的序，幸亏边连宝《病余长语》录其首段，我们才能见到边序之一斑。 翁方纲认为，神韵的最高境界“得鱼忘筌”，首先要有筌，然后才能鱼筌两忘，因此“诗必能切己、切实、切事，一一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也。”“未有不有诸己，不充实诸己，而遽议神化者也。”这是针对无所依傍的“神韵说”所提出的补救之法，至于如何避免无所依傍而做到“有诸己”，翁方纲提出了他的“肌理说”。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不同的人对“神韵说”有不同的侧重。我们认为，“神韵说”并非如边连宝所说的一无是处，在矫正前后七子的貌袭、公安、竟陵的浅率方面，“神韵说”具有积极意义，即使其末端流于纤巧，仍不失为“诗中一格”。边连宝对“神韵说”的批评代表的是一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不属于正确与错误的层面。而翁方纲重新解读“神韵说”，是为其“肌理说”服务的，他否定王渔洋提出“神韵说”的观点，很显然他的“神韵”不同于王渔洋的“神韵”，因为王渔洋自己说过“‘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因此翁方纲以自己对“神韵”的理解批评边连宝，对其见解一笔抹杀，也是有失偏颇的。戈涛看到王渔洋过度强调“神韵”最终陷入自相矛盾，从而失去性情，则属于知本之论。 前后七子以“复古”为口号反对台阁体的弊端，公安、竟陵以“性灵”为特点反对七子的弊端，王渔洋又针对复古之习提出了“神韵说”的理念，表现了诗人们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不同的思考，其主张皆为救弊补偏，各倡一义，因此也各有其优缺点。批判前后七子、以及“神韵说”是物极必反的结果，当时很多文人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是诗歌发展史上的自然规律。本文研究边连宝、戈涛的文学主张，不是为了拔高他们的地位，只是因为二人长期埋没不彰，因此特别表出，以见在雍乾时期，畿辅诗人中有过这样的思考，不应当被忽略。
作者简介：刘青松（1978- ），河北献县人，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科研。著有《<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古释名辑证》。业余从事地方文献整理，辑校有《坳堂诗文集》《河间七子诗文征》《新辑泊居賸稿》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