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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地处于湘赣边界的丘陵山区，在记忆中，周边大部分耕地被撂荒的情形已经有十余年，种植早稻的场景更是十分难见。如今却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原本已撂荒多年的水田里有许多妇女正在忙碌地劳作着，很多田块都在插秧播种早稻。经问询，说是政府下了通知：“今年不允许耕地荒着，村委会负责给农民免费打田和育秧，农民必须种上水稻，否则村里会把地给收回去。” 种粮成本急剧上升、效益低下，是农民撂荒耕地的根本原因。根据笔者在江西余江的调查，即使是赣北平原地区，一个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的水稻合作社（并且是一个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仍然面临诸多发展困境，且困境主要来自于产粮效益过低。而在丘陵山区，农业难以形成规模，应用机械也极为困难。即使算上各项惠农补贴，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12元/亩)、稻谷补贴(30元/亩)、水稻大灾保险、农机具补贴等，依然很难从中获得较高盈利。 “在家种田，不如出去赚钱”已经是大多数农民的朴素认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除了少数在农村成功创业的人，普通农民很难在农村赚到与外出务工水平相当的收入。因此，在农民大量进城的历史进程中，偏远山区的农民选择弃耕弃农无疑是基于理性的考量，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最佳选择。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缺失，是耕地大量撂荒的另一重要原因。农业生产环节多，劳动过程繁杂，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投入大量劳动的环节，如果缺乏专业化的生产社会化服务，将会直接导致农业生产的相对机会成本居高不下，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为鼓励农民在撂荒耕地上种植早稻，很多地方采取代耕代种、集中流转等形式，或者引导村委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作用，有的地方甚至实现排灌、机耕、机播和防治的“四个统一”。听闻村里会统一耕田，村里的很多留守老人充满期待。一位六十余岁的村民告诉笔者，她家已经两年没种田了，“如果村里会帮忙打好田，又给发秧苗，那肯定再接着种，两亩不到的田，可以种着自己家里吃”。可见，如果村组集体为小农户提供统一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能有效激励一部分弃耕小农户复耕甚至适当扩大种植规模。 在丘陵山区，耕地大量撂荒的同时，也有少部分仍在耕种。第一种情形是仍然种粮，但两季改为种一季。根据江西当前总体水平估算，早稻亩产380公斤，二季晚稻亩产405公斤，而单季中稻亩产440公斤。综合考虑物质成本和人工投入，种植两季不如一季划算，因而在丘陵山区即使是那些还在坚持种粮的农民，几乎全都是只种一季，很少种植早稻。第二种情形是放弃种粮，水田里挖塘养鱼或改种蔬菜。一些留守在村的老人，放弃离家较远、生产不方便的山坡旱地，在离家较近的自家承包田里种蔬菜，六七分大小的地里可以种十余种，基本能满足自家的全年日常蔬菜需求。这些已经“非粮化”的耕地，在偏远山区的农业农村日益凋敝的背景下，却是留守老人的日常生计保障，也是乡村活力与生机的体现。 不失时机地开展撂荒耕地治理，有利于形成可持续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耕地应急保障能力，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以底线思维所做的农业准备。但在长期“无人种田”的偏远山区使用行政手段促使撂荒耕地复种，恐怕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笔者认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治理撂荒耕地，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治理撂荒耕地必须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应对撂荒水田建立专门台账，加强复耕分类指导。根据撂荒地的实际情况，区分不同土地条件、撂荒原因，科学制定相对应的规划整改措施。对于地理位置较好、因承包户劳动力不足造成的撂荒地，应坚持继续以种粮为主，如果连块面积较大，应引导土地规范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如果耕地比较细碎，则应对土地进行综合整治后再引导流转。 对于地理位置较差但仍适宜耕种的撂荒地，应尽可能鼓励本地农民群众进行合理利用，在不改变撂荒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顺应群众意愿指导改种各类蔬菜等经济作物，帮助解决产销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对于位置偏僻、耕种不便的撂荒地，如一些山坳夹角地带，若撂荒时间超过两年，且农户既不愿自己耕种又不愿意让别人种，应由村集体依法收回并按法定程序进行重新发包，允许有意愿的当地农民进行承包，确保想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地可用。 第二，治理撂荒耕地应当立足根本、着眼长远，应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支持体系，完善种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要认清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业劳动力仍将以留守老人和妇女为主的结构性事实，将降低农业劳动强度作为主要突破口，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投入力度，适应小农户生产需要，对沟涵路渠进行修缮改造，加快推广适应丘陵山区耕地状况的小型农业机械，多渠道为农民种地“节劳降本”。 来源：综合整理自农村工作通讯张曾，相关事宜，请联系13931986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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