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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文并图
禹王宫，李庄“九宫十八庙”之一宫，清中后期建。禹王宫，临江而建，曾是当地乡绅为大禹治水所建。禹王宫面对长江，门匾四个大字“功奠山河”，门联“江导岷山流通楚泽/峰排桂岭秀流仙源”。同济大学的校本部就设于禹王宫。1942年，同济大学校庆35周年时，请来了下游40公里的江安县城的国立剧专。曹禺创作的《日出》，就是在禹王宫首演的，同时还演出了曹禺的成名作《雷雨》。此处，现在是李庄最有名的临江露天茶园。禹王宫与李济先生命名的“留芬饭馆”一墙之隔。
文昌宫南墙。抗战时，乡绅与地方政府，腾出镇上较大的宫、庙，一个几千人的古镇，1940年尾至1941年初，一下子接纳了包括同济大学、史语所等在内的内迁人员一万多人。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六年（1940-1946）便散布在东岳庙、南华宫、禹王宫等。东岳庙、南华宫、禹王宫现保存尚好。2020年年末，此地修旧如旧做了维修。
今天的李庄抽水站房。与古镇风格一致，古色古香
李庄春节挂的红灯笼。一俟双休、暑假、黄金周，整个李庄便游人如织。自2015年，李庄是《十月》文学奖的永久颁奖地 我很幸运，李庄与我居家地很近。 李庄虽然在城外，近年来也有了公交车。坐39路或者45路，如果不遇堵车，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达。在腿还能骑车时，如果平均时速25公里的话，那60分钟左右便可以骑达。以前公事，后来大都私事，不知多少次来过李庄。却在我的一本专门写本地文史的小册子《叙州旧迹》里，没有李庄的影子。或许是因为太熟悉，或许是许多作家都写过，很难有新意。我几乎没有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或者以一个旅游观光者的身份去写李庄。须知，李庄曾鼎鼎大名：抗日战争时，只要在信函封面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无论北平还是上海，无论伦敦还是纽约，这封署有“中国李庄”的信函就能准确地抵达长江边上的这个小镇。 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契机，让我动笔写下这样一则文字。 辛丑正月初九，我与妻坐45路公交车来到李庄。这是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正式开馆后我第一次来。说起“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与我有些因缘。两年前，我参与了一个关于李庄文化旅游一体的策划。在这个策划里，我建议可以高标准地修建一个李庄文化抗战的纪念馆或博物馆式的建筑，以便将1940年至1946年发生在李庄的文化遗存，无论是移动的还是不能移动的，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存放在一个纪念馆或博物馆里，让今人和后人感怀那样一段历史，让今人和后人记住那样一个现场。还真没想到，相关部门很快动作了起来。2020年年初就启动了这个项目，而且年底便基本完工。在正式开展之前的2020年岁末，受博物馆的邀请，我曾来到博物馆，尽管馆建和布展都还没有完工，但馆里所展陈的物件和文字的叙述，李庄古镇的那样一段精华，浓缩而又直观展示于世的意蕴与格局，已足可以让世人惊艳。 具有影响和文化旅游价值的古镇，在中国不下百个。但李庄古镇的文化品质和格局则具唯一性：1940至1946年间，李庄接纳了包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多家国家级社科研究单位；国立同济大学整体迁李庄之后，不仅积极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还在理工科大学的基础上新建了如法律系这样的文科；以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既留学西洋又留学东洋的现代最早的建筑学家领衔的中国营造学社迁于李庄。五年间，这些机构和院校，为战时的需要和战后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精尖人才。 最为骄傲的是，此时的李庄，大师云集：傅斯年、李济、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赵元任、全汉升、董同龢、芮逸夫、游寿、劳干、石璋如、张政烺、夏鼐、曾昭燏、李霖灿、庞薰琹、莫宗江、童第周、丁文渊、罗常培、向达、丁声树、魏建功、任继愈、陶孟和、罗尔纲、梁方仲、吴定良、夏坚白、方俊、贝德士……仅就这一名单，可以说，中国当时的社科领军人物，几乎荟萃于李庄。不仅如此，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或者说还是学生学徒的，后来长成了那一领域的参天大树、成为了泰斗级大师。如同济大学的学生吴孟超、营造学社的学徒罗哲文、营造学社的后到者王世襄等 正是这样的大学、这样的学术团队、这样的大师，在李庄以油印、以石印，贡献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学术成果。如董作宾的《殷历谱》、李济的《远古石器浅说》、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李霖灿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因罗尔纲的太平天国研究，从某种角度讲，李庄是“太平天国”学的发源地）、更有史语所集当时学术大成的《六同别录》（该石印集子涉及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等等。关于这段发生在李庄的感天动地的历史，正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史语所回迁南京时，陈盘文、劳干书、董作宾题额的《山高水长》留别碑记所述：“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尤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国家厚恩，然而客至如归、从容乐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从历史的角度和当代的角度观察，李庄一地，于国家危亡、民族蒙难的时期，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弦歌相续，光照天地，功莫大焉！ 博物馆建在东岳庙与月亮田之间。东岳庙，是李庄九宫十八庙之一。1940年，在李庄乡绅和民众的支持下，李庄腾出稍大的宫庙，安置战时迁来的机构。国立同济大学的工学院就安放在东岳庙，直到1946年离去。月亮田，如按当时的李庄，距李庄小镇五华里，完全是在乡间。而在月亮田的一户两进的农家院子（算得上是殷实人家的院子）就成了从昆明迁来的中国营造学社的住地。今天月亮田的这个院子已经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40至1946年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营造学社同仁，为以后的中国建筑学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和平台。刘敦桢1943年，在重庆的中央大学（1949后即南京大学）创办建筑系；梁思成1946年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梁、刘两先生又都是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称号）。一南一北的建筑系从月亮田出生。联想到曾在东岳庙办学六年的同济大学工学院及后来的建筑系。拿今天时尚的说法，李庄是新中国建筑学和建筑教育的孵化器。出生地和孵化器一说，当之无愧！ 与月亮田十里之遥的板栗坳、门官田的史语所和社会所，那更是中国当时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高精尖人才的所在地。 由此，李庄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深厚灿烂文化的具体呈现，同时也是一大批学人的矢志坚守和李庄乡贤及民众的文化情怀的具体表现。名家大师，风云际会于此，千年古镇获得了独具一格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品位。从此之后的李庄，不只局限于古镇、古建筑的风貌和内容，而在于大师与古镇的完美交集与和谐融合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标高。这，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大师们在李庄留下的脚印及其学术成果，以及从李庄出发、在后来的岁月和时代里焕发出来的光彩，成为永放光芒的文化宝藏。或许，放眼开去，这一切会为未来的时间和空间，提供更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平台。 与李庄，我很幸运。但却迟迟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叙述李庄，或者叙述我与李庄的关系。 其实，我与李庄的结缘是相当早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因我当时的公职（主管全市旅游），便与李庄相勾连。但关于李庄的抗日战争期间的过往，则是在我的好友岱峻兄关于李庄筚路蓝缕的著述《发现李庄》中第一次系统地知道；又在岳南先生所送的《南渡北归》（第三部）里更多的知道。没有以观光者的身份或者作家的身份写李庄，一直都觉得歉意，不过还好的是，近些年，我一人背着画夹来到李庄，或写生或速写。绘画于我，一无童子功、二无老师，完全是中年之后的兴趣，或者因为读书和写文的枯燥，想以另一种方式做点什么。这不，真应了一句俗语“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而于李庄的这些涂鸦，则成了我对李庄某种歉意的弥补。自然 ，更多的是我对李庄的敬意。 辛丑正月初九，我与妻走累后，在江边露天茶摊坐下。品着花毛峰和李庄手工自制的橘红与五香花生米，打开随身带的速写本，画下禹王宫门前的熙熙攘攘和树荫半遮的禹王宫。禹王宫在1940年至1946年间，是同济大学的校本部。1942年，同济大学校庆35周年时，请来了下游40公里抗战内迁江安县城的国立剧专。据称，曹禺的《日出》，首演就在禹王宫戏楼上，就在同济大学35周年的校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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