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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起源“新说”指谬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文献都记载：仓颉造字。 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催生出反传统、西学崇拜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学者标新立异，否定“仓颉造字”说，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曲解、改造历史，创立汉字起源新说，提出： 文字起源于刻划符号（代表人物：郭沫若）， 文字起源于图画（代表人物：唐兰）， 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非一人一时的产物（代表人物：鲁迅、郭沫若）， 等等。 这种种说法，无事实依据，不能自圆其说，属个人主观臆断，经不住质疑和推敲。但因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师徒相传的学术派别利益，竟成了当今古文字学界的主流观点，被当成了汉字起源的理论。 下面，就让我们来辨析其谬。 一、汉字起源的“刻划符号说”与“图画说”。 近代以来，中国考古界先后发现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包括原始社会晚期（如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与大汶口黑陶），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刻画或彩绘符号，也包括一些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其中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贾湖遗址（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舞渡镇贾湖村），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据此，一些专家逐渐提出了汉字起源的“刻划符号说”与“图画说”。 刘大白在1933年《文字学概论》中说：“先有记号，后有图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文字是发生于记号和图画二源的，而记号一源，更早于图画。”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说:“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和器上的花纹判然不同。……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唐兰在其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古文学导论》中持“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观点。而在其40年代所写的《中国文字学》中，观点有所变化:“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 周有光、朱德熙也是持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观点，认为文字起源于图画，图画文字是文字的先驱。 1973年，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对半坡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进行了研究和破译，开了将刻划符号当作文字研究的先河。随后，唐兰对山东大汶口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也进行了“文字”研究和破译。再后来，李学勤把二里头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和贾湖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认定为“文字”。 但是，用“文字”的标准衡量一下，这些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1】文字是记录语言、表达思维的书写符号系统。凡不能记录口语、不成系统的各种符号，都不能说是文字。 【2】汉字是形、义、音的统一体，三者缺一不可。 【3】文字能缀连成词、句、文章，表达明确、复杂的思想与观念。凡不能随意组合使用、表达明确思维的，均与文字无涉。 刻划符号是陶工用来记数、记事等的记号，即使再复杂，也与文字无关。到春秋战国时期，陶工还在使用刻划符号就是明证。 图画虽有形、有意、有理，却无声。图画不经抽象、演绎、赋音，是不可能自然转换为文字的。图画可以任意描绘，而始终是图画。所以历史上各种各类绘画多了去了，没有一例演变成文字的事实。 刻划符号与图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文字产生之后，它们仍然存在。三者互相独立，互不干扰。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始终不属于同一系统。 刻划符号就是刻划符号，图画就是图画，无论历史怎么久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刻划符号与图画，始终没有具备过文字的性质与功能。 二、汉字起源的“群造说”之谬。 汉字起源的“群造说”认为：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而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逐步创造出来的；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1926年，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略》（在厦门大学教课时的油印讲义）中说:“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更是以有些调侃的口吻说：“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 鲁迅的上述论断，正可谓“凭臆之说”，真乃“门外”谈“文”。比如汉字出现那会儿，铁器是否出现恐还未知，至少没有普及到劳动大众，何来“在刀柄上刻一点图”之说？ 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一文中说：“文字是语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 裘锡圭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原始汉字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时候，是劳动人民的创造。” 然而事实是：历朝历代的文献上，没有一条“劳动人民创造文字”的记录，却都记载“仓颉造字”。上古劳动人民都是“文”盲，说“文”盲创造了文字，岂非天方夜谭？所以所谓的“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的说法，不过是对马列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说法的附会，纯属主观臆造。 劳动人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其长项是制造并使用各种工具与农具等，而不是文字；文字是劳心者发明并使用的。 史籍中不仅记载了仓颉造字，而且记载了仓颉造字的缘起，记载了仓颉造字的思路、原理、方法，还记载了当时仓颉所造的一些字。如果参照前文《汉字的起源》、《汉字的造字理念与原则》、《汉字造字之本——“六书”》、《汉字造字揭秘——系统设计，模块构建》，则“仓颉造字”说尤为合理可信，而“劳动人民造字”说则更显荒诞无稽—— 第一，史籍明载，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仓颉造字”说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常识。 近代以来，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及与不同来源资料的多方互考印证，我国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如西晋初年，由盗掘汲郡（今河南新乡卫辉市。战国时为魏地）魏王墓冡而现世的《汲冡书》中的编年古史——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关于商周史实的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吻合，中国大陆2000年完成的大型史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文献数据很大程度上依据了《竹书纪年》。再如，通过对甲骨卜辞等不同来源资料的研究表明，《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就是一些历来为史学家以其“言不雅训”而不屑的传统文献，如《五帝德》（今见载于《大戴礼记》。其中第六十二篇，记载宰我向孔子请教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事）、《帝系》（《大戴礼记》第六十三篇篇名，记黄帝至禹之世系 ）、《山海经》（相传为禹之辅臣伯益所作）等，也被证明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所以，在没有确凿证据证非的情况下，对古史的记载一概采取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 第二，现存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是殷商甲骨文，其历史上限至少在3300年以前。 从考古资料看，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1975年以来，在山西省的襄汾县陶寺遗址（公元前2500年～前1900年）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就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 而甲骨文字单字，据孙海波《甲骨文编》的统计，多达5949个（其中多有同字异构，据最新研究，约为3500个左右），研究发现，甲骨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完全符合“六书”原理。这说明，甲骨文的产生，应该是更久远的事情。仓颉所处的年代大约在四千五六百年以前，由前文《汉字的起源》的介绍可知，仓颉造字是一种有缘起（“庶业其繁，饰伪萌生”）、有理论指导原则（“分理之可相别异”）、有具体实现方法（“依类象形”，“形声相益”）、有实现结果（“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的自觉的创造活动。以甲骨文相对照，说汉字为仓颉所造，从历史沿革上讲是合理的。 第三，人类创新活动的事实表明，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思想、理论的形成和重大的发明、发现，都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而且这些重要的创新成果即使让大众认识和接受，往往也要经过一个困难的和漫长的过程。而大众在接受和使用这些创新成果的过程中，只会使其简单化和庸俗化，而绝无使其系统化、精细化的现象发生（技术领域除外）。由此可见，仓颉造字说符合创新规律。 第四，以声符为字根的新的汉字分类表《字族表》（收字一万四千余个）表明，汉字造字时声符的选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绝无随意使用或倚重于某些常用字或简单字的现象发生。 尤其当《汉字造字揭秘——系统设计，模块构建》揭示了汉字造字的玄机之后，所谓的“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而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逐步创造出来的”的“凭臆之说”，亦无所循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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