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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木哇 半个世纪、一个花甲的岁月如白马过隙，很多人与事已与时光一样，渐行渐远，逐渐从记忆库消失，只有形形色色的老师，从音容笑貌到逸闻趣事，恍如昨日。我隔壁小伙伴祥哇，是教我识字的第一位老师。他大我将近一岁，当他春季上私塾时，我还在玩泥巴。那是一个雨后初霁的上午，他把我叫到我家斜对面的一块小高坡上，用一根短树枝杆在有点潮湿的地皮上画了一道杠杠。地面上，绊根草懒洋洋的贴着地表，还未露出新芽。祥哇指着那一杠，很严肃的问我，这是什么？我摇摇头，不太明白他的用意。他说，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一”字。哦，原来他是学到知识了，让我分享他学到“一”字的快乐。这也是我超过七岁时，学到、会写的第一个字。教我认识“一”字，为什么不是我的哥和幺叔？那时，他俩一个大我四岁，另一个大我七岁，这两人都不带我玩儿。除了祖父祖母，外面的世界，我能接触到的，只有祥哇，他家跟我家共一道隔墙。祖父祖母是文盲，扁担倒下后是个什么字，他们不一定认识。祥哇问我学会没有，我马上回答，学会了，这是“一”，然后用他那根树枝在地上又画了一杠。紧接着，他又在地上画了一竖，还在一竖的右上边加了一个弯弯，他没问我，因为他笃定我不知道是什么，直接告诉我说，这是一个“鬼”。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说过鬼的事，村子周边坟莹成片，都是各姓氏的先人们逝去后的归宿地。墓地多，池塘多是我们村庄的一个特色。夏季，村庄掩映在荷花的阵阵清香中，时红时白的花辦点缀在群群荷叶间随微风摇曳。大大小小的池塘簇拥在村子四周。这些池塘，是先辈们筑房前，就地取土留下的。台基高出周边农田一米以上，以防水患。村庄四周的坟墓中，离我家最近的约五十米，有的人家出门二三十米就是坟墓。上学后，认识的小伙伴多了，在坟地藏猫猫、捉蜻蜓，挺快乐。坟墓见习惯后，也不怕鬼神什么的。我父亲在我五岁时因患血吸虫病去世，在那个用耳门搁成的简易棺材前，我亲眼见我哥在里面躺了会。有人说，这样，父亲会保佑他的子女无辛无憾。他的墓地就在我家西边两百米处的稻田内。我看到那个一条腿，没有脑袋，只剩一只耳朵的画，也就认为，鬼，或许就是这个怪模样。他给我上完“课”后，高兴地说，走，我们去找来尿狗。来尿狗，是一种甲虫在树枝上冬眠的状态，固化在树枝上，气温升高后就脱壳飞走。据说，把它放在火苗上烤熟，吃下去后不尿床。我俩都有尿床的毛病，我比他更厉害。晴天，或不下雨的阴天，我们两家的竹杆上有时会不约而同地晾着尿湿后的被褥。我尿床的毛病，不是吃来尿狗后结束，是上初中一年级不久自愈。很可惜，第二年春季祥哇陪我又上了几个月私塾后，辍学，再后来，终生务农。没有继续上学的原因，可能是后来的新学校离家太远的缘故。当我初中毕业返乡务农时，祥哇又有资格当我的老师，彼时，他不是教我识字，是教我干农活的简单要领。次年春节不久，在祥哇的带领下，我搬着两个板櫈去上学，一个高板櫈是家里唯一的一个方櫈子，当桌子用，另外一个是小矮板櫈。第一课，曾老先生在黑板上教我这个新来的学生写一个“我”字。我看完他写字的过程，马上用铅笔在纸上很流利的完成作业，一气呵成。写完后，跟黑板上的那个字对照，嘿，一模一样！于是，我很高兴，很激动，也很有信心，原先没有想到，学习写字竟如此容易！后来曾老先生教我认多少字、写多少字，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他手里握着一支小竹片，背着手经常在我们的座位间晃悠，时不时抽打完不成作业的同学手心，被打者都很配合的伸出右手。严肃，就是很淡然。他出过天花，脸上跟我父亲一样，留下特有的痕迹。老先生给我最深的另一印象是在婚礼上。当年，无论谁家的小伙子结婚，曾老先生必定是坐上客。婚礼过程中，有一个隆重的仪式，是请老先生“读文”。一进入这个程序，热闹、喧哗的场面顿时安静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在这种肃穆、神圣的气氛下，老先生手捧一张纸，拉腔拉调、哼哼唧唧，脑袋随着口中的韵律轻轻摇晃。作为学生，我习惯集中注意力听老师讲话。此时，无论怎样使劲，他那一通抑扬顿挫叽里哇拉的内容一个字也听不明白。长大一些后，才明白那些内容应该是为新人祝福与?祷。在那庄严的场所，所有人都虔诚地聆听着。文盲成群成片的农耕社会里，当私塾先生，原来在乡亲们心中的地位如此崇高。后来，当半公立、公立小学普及后，曾老先生失业了，只能种地勉强糊口。偶尔，谁家办喜事，他的生活才能改善一下。三年自然灾害时，本来不精于农事的老先生加上年事已高，因饥饿后生病而死。我的这两个一少一老的老师，他们的命运，让人唏嘘不已。第三位老师黄红庭，是半公半私的复式小学的校长。学校设在他的农家小院，室内光线很好，离我们家三里多路，在涵闸河通往汈汊湖方向的河堤上。这条解放后挖掘的小河把汈汊湖与汉水连通，由一座1952年修建的水泥闸节制，闸的名称由时任湖北省第一书记李先念题名为“汉川闸”。一个约五十米宽的小闸坝，李先念的题字，体现出第一代共产党人关心民间疾苦的博大情怀。黄老师只给我们新生上过一节课，这节课跟法国作家都德的名著《最后一课》异曲同工，给我留下终生印象。黄老师听说是黄埔军校毕业，按年龄推算，他不是黄埔最后一期就是倒数二三期，能够被允许办学校，至少没有被划到反动派阵营去。他给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入学教育，强调行为规范，更确切的说，是一节军事体育课。他说话简明扼要，动作干脆利索，举手投足间，精气神十足，胸部挺得笔直。秋日的阳光下，我们一行十来个小孩亦步亦趋接受着黄埔式的准军人教育、训练。立正、稍息，起步走的口令，在黄老师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显得雄浑、深沉，口令的力量使我们这支没有任何训练基础、参差不齐的队伍还能像模像样地操练下去，只是在向左或向右作练习时，时常有人搞错方向。后来，我们盼望着他能再上第二课、第三课。遗憾的是，黄校长的第一课成为最后一课。代老师是黄校长手下唯一的执行教师，二十岁左右，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知识女性。没过几天，我就获得她的信任，给我一个学习委员类的职务。原因有二，一是我每天提前到校，二是听课认真，作业完成好。紧接着，少先队成立，我跟同学们都戴上了红领巾。学校两个班，我在曾老先生那里几个月上过的学不算数，又从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册学起，这是我能很快完成作业的原因。另外一个班的课本是二年级的内容，都在一块上课，轮流听课、分别做自己的作业。班长是大我几岁的胡智慧担任。校长说，这个名字不好。他沉思了一会，说，把你的名字改成胡智慧吧。这个历史镜头永远定格在我脑海中，胡智慧也出过天花，我当时看到，他满是疤痕的脸上因激动、兴奋而涨得通红。选举少先队小队长时，可能是代老师私下作了工作，同学们一致推举由我担任。我担任这个“领导”职务后的第一份礼物，是被一个叫魏四甫的同学痛揍一顿。小队长上任后的第二天，我按代老师的吩咐，检查每个同学的个人卫生，重点是看洗脸洗手没有。检查魏四甫时，看到他长长的指甲里堆满污垢，断定他没有听老师的话，于是给代老师汇报。放学后，按惯例，我把地打扫完才离开。在一片树林旁，魏四甫正等着我，他看前后没人，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手把我拽进树林，拳脚相加，我瞬间倒地。他边打边吼，我叫你去告状、我叫你告状……。在他高大强悍的身躯前，我这只瘦小的鸡，任其蹂躏。几十年后，我到他的旧居打听过，听说涵闸河拆迁时搬到新区去了。我找他，不是去报那“一箭之仇”，是想跟这个憨厚的农民忆忆旧，感谢他那一顿胖揍，让我懂得弱肉强食，懂得有时讲道理根本不管用的丛林法则，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1957年，政治风云突起后，我的小学二年级又换了地方。是黄校长的黄埔背景，还是别的原因，让他失去办学资质，不得而知。这次的教室面积最大，原先是个大牛棚，上面和四周都是草结构，只有北面厚厚的墙壁密不透风，其它三面很单薄。除了冬天难熬以外，其它季节空气流通、新鲜，初夏初秋时节，坐在教室上课，十分凉爽。代老师给我一个大姐的印象，周老师的印象升级为慈母。她也出过天花，脸上的痕迹很重，有一个小孩。她教我什么知识，没有任何印象，是她的亲切、信任让我怀念。上小学二年级后，我学习更勤奋更自觉，每天像钟表一样提前到校，这也与学校离家近了一里多路有关。周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每天早晨去指定的地方取牛奶，送到她家里，再回教室，这实在是件举手之劳的小事。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推门就进，发现老师正坐在马桶上，她很亲切很自然的说，你就放在桌子上吧。我当时有点难为情，听到她心平气和的吩咐后，释然了，一种被老师信任、被老师当家人的快乐感觉油然而生。小学三年级，第七位名叫张文南的老师代替了周老师，当她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姓名时，我就想，女老师的名字，怎么是南而不是兰呢？除了名字，她给我最深的印象不是在当老师期间的上课批改作业什么的，是我上四年级后在城里通往城郊的马路上，她拉着板车送蜂窝煤！性格爽朗又阳光的老师怎么成了送煤人？这个迷直到现在还没解开。按她三十左右的年龄，肯定不是历史问题。是反右后期的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问题，不得而知。此后十年间，还能看到她送煤的身影，每天一路尘土，已使她苍老许多。与先前不同的是，她的右前方多了一头毛驴，这样，我就不再担心遇到上坡时，她那吃力的模样。可以肯定，她早已忘记更认不出我，在政治氛围过浓的年代，我也不便跟她打招呼。再过几年，当我回过神来，想打听她的下落时，已杳如黄鹤。小学四年级，一位高大、成熟的向老师走进课堂，他是我的第八位老师，也是第一个恩师。当时的大饥荒正在全国范围蔓延。我对向老师的感恩之情，始于我的好伙伴祥哇。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放学早，祥哇找到我，说，村东边的长塘附近，生产队的萝卜长大了，他偷吃过一次，特别甜！今晚我们一起去拔几个回家吃。在稻糠充饥、还定量供应的年代，有填饱肚子的机会，我抵不住诱惑，答应了好伙伴的邀约。上学前、放学后的一早一晚，我是业余捡猪粪工，用猪粪换工分；星期天和寒暑假是专职捡粪工。走村串巷，能经常听到三五成群的大人们聊天。汈汊湖的东岸，沃土数万亩计，汉川县政府设了一个属地方国营的汈东农场，棉花、高粱是支柱农产品。这年高粱成熟时，饥饿难忍的农民邀帮结队去偷割高粱，然后作为“成果”相互交流。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兴高采烈的过程描述，如何跟农场的值班人员周旋，然后满载而归。这是当时我敢去偷萝卜的底气所在。当晚，月朗星稀，天上片片浮云时不时遮住月光，这正是“行窃”的良机！祥哇带我绕到村外，经过三四片坟莹密集地，到他白天侦察好的萝卜地，拔了五六个大萝卜，装进自带的捡棉花用的竹篓，扛上肩沿原路返回。经过生产队的仓库与打禾场时，这片开阔地没有任何隐藏物，我正提心吊胆，一声断喝“干什么的”，让我魂飞魄散！是土改时的农会积极分子、时任大队副书记发现了我们。祥哇吓得一声不吭，我作贼心虚，老实交待，拔了几个萝卜。回到家后，心还狂跳不止。如果这位副书记搧我几巴掌的话，也许还不会如此忐忑不安，我最害怕他去学校告诉向老师！那个夜晚，恐惧、悔恨，像两条可怕的毒蛇在心头缠绕，如果被向老师知道，我怎么面对？！向老师接班后，了解到我的学习情况，把我提升为少先队中队长，我还琢磨着如何在向老师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回报他的信任。小小年纪，面对这灭顶之灾，毫无应对章法，只有在小木板床上翻来复去辗转难眠。第二天上学，两节课后，向老师找到我，轻轻跟我说：你跟我来。我预感，事已败露，顿感五雷轰顶，高一脚低一脚跟着他来到无人的小树林。向老师仍然轻声细语说，昨晚的事，有人告到我这里了。你要记住，集体的东西，一根针都不能动。下不为例。魏四甫痛殴我时，我一滴眼泪没流，向老师刚转身，我忍不住嚎啕大哭。他又转身过来，扶着我剧烈抽搐的肩膀，依旧轻言细语的说，事情过去了，记住，下不为例！
小学五年级，我们又搬迁到涵闸中心小学。这所正规的小学位于涵闸出汉江口的下游三百米处。教室窗明几净，坐北朝南，学校规模，前三所学校望尘莫及无法比拟。在这里，我邂逅了一个名师云集的精英团队。根据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程度排序，第九位，教务主任兼数学老师李高阳；高阳老师是中途接校长的手，担任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初中毕业于汉川一中后辍学，到乡下小学当老师。来到涵闸小学时，高阳老师二十岁左右，五官加身材，从上到下英俊潇洒。说话语速偏快，口齿清晰，每次领广播操时，动作准确有力，英姿勃发，迅速成为同学们的偶像。当时没有开设体育课，我每天盼望、等待着他领操的那个时刻。他说，你们必须先看清每道数学题的要求、看清它给了什么已知条件、看清它设置了什么障碍，然后创造什么条件，再用相应运算法则去找到答案。根据他提供的这种思维钥匙，我觉得任何难题都是纸老虎。每次完成作业，或者考试都像跟他作广播操一样轻松、准确。后来的大小测验，我总是第一个交卷，他看都不看，把我的试卷用图钉钉在教室门外，对后来交卷的同学们说，你们到外面去看看邓木哇的卷子，就知道自己对了多少、错了多少。语文李老师兼班主任，个子很高，不苟言笑，性格温和，两年间没有看到过他生气的模样。每学期结束后的成绩单是我热切盼望的礼品，不是上面的考试成绩，是李老师对我操行的鉴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强：紧接着的话是，希望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谦虚慬慎，戒骄戒躁，争取更好成绩。另有一事，记忆深刻。他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你们的日子不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是电视会走进生活，打长途电话时，能看到对方真实的形象。我以为李老师是把共产主义形象化到生活细节，来鼓励我们学习真本领。现在，老师的预言早已成真，他的话语犹在耳旁，只可惜，斯人已乘鹤西行！张校长短暂教数学，讲课时声音洪亮，李老师接手后就专心从事学校的领导工作。他本是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而他的能力远远不止在课堂上的讲台，领导的魅力也在工作中的细节随处可见，当中心小学的校长不仅实至名归，还是牛刀小试。三年自然灾害即将过去的1962年秋，国庆十三周年将至，学校第一次在墙壁上出庆国庆特刋。我的几个涂鸦柳体毛笔字被二位李老师看中，鼓励我书写刋头，组织文章庆国庆，让我当一次墙报“主编”，我的蹩脚文章”国庆有感“自然位列刋首。在墙报张贴完毕后，张校长带领一干队伍参观，他边看边赞不绝口，指着“国庆特刋”四个红色毛笔字说，这个邓木哇，哈，他的柳体原汁原味，青，出于蓝啦，我们的老师们努力啊……。这就是领导艺术，既肯定、放大下属的成绩，又激励一大帮人。
隆冬来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远近不一，经常有部分人不能按时上第一节课。高阳老师提前通知我准备一下，明天下午课外活动时，让我给全体同学说说是怎么从不迟到的。偷萝卜那夜，我没睡好；这一夜，也很晚才入睡，不同之处，是恶梦与美梦。面对六个年级、两百多人的场面，特别是看到校长、主任也站在旁边，刚开始，我结结巴巴有点语无伦次。当看到高阳老师信任的眼神后，立刻镇定下来，简单地讲了我的故事。我们家人多，房间不够，厨房除大灶、大水缸、大碗柜外，靠北的空间有一个拖柜，里面装粮食杂物，上面是祖父祖母的床；靠南面堆柴火的地方，在柴火上架一块木板，是我的床。每天三四更后，祖母起床烧火做饭，让我哥与叔叔们去汈汊湖弄鱼、挖藕或割蒿草，他们必须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体力活。祖母的活动就是我的“闹钟”，我也跟着起床，洗完脸就提着兜箕捡粪去。每一百二十斤猪粪能换一个工（十分工）。我们的村子一百多户，包括附近的两个村，转一圈约一个多小时。天要蒙蒙亮时，马上回家背书包，这就是我上学不迟到的原因。我讲完故事，张校长带头送给我掌声，高阳老师在我讲完故事后怎么归纳、总结或发挥的，已经记不清了，只有一个内容记得。他说，一个人学习成绩好，并不是天生的，靠勤奋。不久，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张校长和高阳老师突然到我家。按惯例，应该是班主任家访，怎么是校长主任联袂来家访呢，我不明白。半个世纪后，我请高阳老师吃饭，才解开这个迷：他俩一起到厨房，现场看我架在柴火上的床铺，又到房子西北角看了堆猪粪的粪坑后，知道我没有说谎话。小学升初中的全县统一考试前，高阳老师找我谈话。他说，你平时做课堂作业、期中期末考试都很快交卷，无所谓。但是，这次全县统考，你绝对不能跟平时那样，做完就交卷。所有题目完成后，必须再从头至尾检查一遍，然后坐在座位上多呆个十分钟才能交卷。我听懂了他的话。考试时，那些考题跟平时的作业似乎没什么区别，一口气很轻松完成。按他的要求，我检查完考卷坐在座位上无聊的东张西望时，高阳老师戴着一个袖章，作为巡视工作人员正在我靠近的窗外晃悠！一股暖流在心中涌起，这是老师对我的大爱啊！填自愿时，所有同学都通知到学校第二次填写志愿。高阳老师没有通知我。我赶到学校后，问是什么原因，他很认真的说，你考不上汉川一中就不要再上学了。这年，组建两三年的涵闸小学放了卫星，不仅打破升汉川一中的零纪录，还同时考进三名，另外两人是喻志成、杨祖民。这两人进一中后分在三班，跟我后来的工读同学张海成是同班。当时没有九年义务教育，文化成绩达不到录取线，半日制初中学校也不录取。这样一来，大批小学毕业生只有回家务农。我们近三十个人的这个班考上汉川十三中的也有好几个。没有考上初中的同学，有相当一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大显身手，要么勤劳致富，要么成为基层干部。
在涵闸小学的那批老师中，三位恩师只是这个精英团队的一部分，在基础教育方面，他们都堪称大师。张型舫校长后来当上汉川教育局局长，李高阳老师也进入局领导班子，任工会主席。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时任江钻股份董事会监事兼江钻国内市场部主任的吴诗君出面，组织一个小范围的涵闸小学六三级同班同学黄石聚会，工读同学黄望祥作为特邀佳宾参加了。第十五冶金建设公司总部在黄石，周同清同学是该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湖北省委党校研究生部的主任李建华同学应邀同行。我们回忆懵懂岁月，追忆逝去的童稚年华，感叹留不住的青春时光，唏嘘人生命运的难测，特别是张型舫校长、李学超老师的早逝，真是循循善诱音容在，茫茫天际无踪迹！酒过三巡，菜上五味后，我抚今追昔的肺腑感言，二十一年来记忆犹新。我说，吴同学现在满世界跑，到美国西雅图谈业务，经常欧美一日游；李同学在马克思毛泽东的理论上，穿越时空来回跑，研究中国向何处去；只有我保持着当年的勤奋，几十年来围着操场跑，实现了当年我们没有正规运动场的美梦……。涵闸小学的一代恩师、大师们，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圆了我们的少年梦，没有让我们输在人生的起跑线。童年时代随着初考到点的铃声结束，即将跨进花骨朵一样的少年时代，我踌躇满志。面对汉川一中，这所继儒学堂之后的最好学府，梦想与幻想交织。 【作者简介】 
邓木哇，1950年生，1967年进入江汉油田当工人，1974年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同年回油田广华中学任体育教师，中学高级，学科带头人，2009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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