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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西康省（1939~1955）——一个仅存在了16个年头的省，位于川、青、藏、滇之间，是唐朝以来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 ，是汉藏交流的重要通道，具有重大的经济、军事和战略意义。 建国以前，佛教在西康省的主宰的地位长达几个世纪，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其他地域并非如此？这与西康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佛教传入西康省后逐渐演变出红教、黄教、黑教和白教，最终黄教一支独大。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民国时期，黄教衍生出诸多弊端已暴露无遗。 地质学家丁道衡(1899~1955)深刻剖析了佛教在西康省盛行的原因、现状，以及佛教畸形生长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文章虽写于80年前，但对我们分析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佛教在西康 佛教自传入西藏等地，在学理上，经多人的研究，已放出一个异彩，这是研究佛学的人们承认的；而它整个支配了西藏，也是大家都承认的。西康与西藏的宗教上、思想上、习惯上是渊源一脉，佛教在西康影响之大是无可否认的，有人竟以为在西康除了宗教无文化，除了宗教无政治，要治理西康，只有假宗教之一途，至少要提倡宗教，皈依喇嘛，方能够扶绥康民安定边疆。我前年在西康时，听说有人主张定佛教为国教，可见有些人边疆的人深深感到佛教力量的伟大了。 我不是佛教徒，对佛教更没有研究，现在来谈佛教的问题，似乎很不合宜。不过我在西康到过的地方较多，纯由客观的方法收得这方面的材料不少，有了材料就发生意见。从前丰卜说过：“思想由所得的事实而来”，我现在谈论这个问题也是如此，是否有当，要望研究边疆的名达有以教我了。 西康的天然环境与人民的生活 西康的区域，在前本是包含现在的康区，以及西藏管辖下金沙江以西前属西康的地方，在二十八年（1939）西康省制成立，中央划前四川省建昌道属雅州宁远两府归入西康，含原来康地（即现康区）共为三区，即康属区、宁属区、雅属区。  在宁属区内，大部为猿猴等所分布；在雅安区内，大部分为汉族所居住，与佛教的关系不大；惟在康区内，藏族占全人口26%，同化于藏族的羌氐各族约占全人口的40%，皆信佛教，佛教在此区域内，实占绝对多数，故佛教的影响特别的大，本文所讨论的，专注重于此区域。 说到此区的天然环境，我们必须注意她的地势与气候，它的区域在北纬28度与35度之间，本属温带，但以地势高峻，除沿河流两岸稍低外，其余都在3000公尺以上，或终年积雪，或融化时间极短，故天气寒冷，风雹时常来。而地形又多在幼年时期，深沟峡谷泛滥地极少，土地除小部分可以耕殖外，大部分皆不宜农业，粮食收获不多，所以驻扎康区的部队，虽只有一二千人，军粮便时时发生恐慌。  康区游牧的少女 庄学本摄 1936 西康即地多山地，成为天然牧场，畜牧事业为是最多希望的一种富源，不过畜牧须受草场限制，在量的方面恐不能比过去增加若干。又以土人畜牧的方法太差，死亡极大，以约7800万方亩的牧场（其中纯粹牧场约3200万方为荒地），供给20余万人民的肉食，而时常感到不足，发生抢劫，即可见它产量的微弱了。  挤奶的藏民 庄学本摄 1936 人们既受这种环境的限制，又没有克服困难的能力，除了特殊阶级的人外，一般都甚寒苦。大半以畜牧为生活，牛羊为食料，羊皮为袄，牛毛为篷，过着他们的游牧生涯。又因为文化落后，医药不良，故身体虽然强壮，而疾病的流传甚广，平均寿命只在40左右，抢劫与仇杀的风气盛行，故家家有朝不保夕的恐慌。在这种种压迫下面，人们自然要求一种安慰，尤其是精神的安慰。我以为佛教能够在西康或者其他地方流行，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佛家的注重来世轻视现世，对于被压迫而无力反抗或反抗失败的人们，是如何的适合脾胃！ 佛教传入西康的简略经过 佛教自六世纪传入西藏，七世纪中始传入西康，最初为红教，其教义以“秘密助力，即身成佛”为宗旨，现西康各地有其寺庙，教徒不甚多。  十五世纪宗喀巴出，创立黄教，一反红教的流弊，以“苦修宏德”为宗旨，为世人所信仰，该教派遂大流行，成为现今康藏等地最有力量的唯一教派。分管黄教的喇嘛就是达赖与班禅。宗喀巴因禁娶妻的缘故，特定转世的方法以继承其衣钵，所以达赖与班禅便有一世二世……第若干世的区别了。现在西康的喇嘛庙与西藏的三大寺及其它各寺的声息都是相通的，且遥遥受其节制。此外尚有黑教及白教，但势力不雄厚，对于西康无多大影响。 佛教在西康的现状 佛教在西康的现状，可由两方面观察，一由喇嘛寺的动态上看，一由私人生活上看，现先说喇嘛寺的动态同它有关的事件。 喇嘛寺的组织，西康喇嘛是西藏的相同，大概可以分为教育、管理、财政三部，而以“堪布”总其成。堪布意即主持，寺内的一切事情、对外的交涉，并兼负责僧众学识教授的责任，所以他的地位很高，任“堪布”的需要“呼图克图”（转世活佛）或为“格西”（佛学博士）的人才有资格。  日喀则 扎什伦布寺 负责管理责任的为纠察，康名“铁棒喇嘛”，因为他处罚僧众的时候就用一根铁棒打击，对僧众的行为及威仪负纠正的权限。负责财政责任的为当家，康名“传号”，他管理寺产。经营商业、放贷生利及支配用途等项。大寺庙的各部分又设有若干助手，其他尚有领众僧诵经，喇嘛等等，不过不是要职罢了。 喇嘛的源于喇嘛寺的势力，西康因受佛教的影响同环境的限制，父母对于送子弟出家或子弟自愿出家，以为是很应该而很经济的办法。所以家有三子的一定送二子去当喇嘛，有一子一女的，就会把儿子送到寺庙里去，再招一个女婿入赘，来支撑门户。人人如此家家如此，所以西康一带喇嘛的数量是很巨大，而寺庙是林立的。 譬如康定一隅有八家喇嘛寺，甘孜一县有好几个两三千僧众的大寺，理化的长青科尔寺（又称理塘寺）的僧号有2000余人，其他如巴安、乡城、稻城、德格等地都有很大的寺庙，至于小寺小庙，更是星罗棋布于各处了。据廿八年（1939）西康省政府编的《西康概要》的统计，金沙江以东各县约计寺庙330余所，喇嘛4万余人，不过有许多分布在小村落的，难于调查，实际恐还不止此数。  长青科尔寺，于1580年由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创建，是康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黄教寺庙。 说到喇嘛寺的势力，要依它历史的背景，“堪布”的学识与能力，财产丰富的程度，寺内喇嘛的多少，以及与土司头人结纳的关系而定。西康的寺庙散布在各处，某一地的喇嘛寺里的喇嘛大多数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民，形成一个有区域的特殊状态，所以寺里势力也有它的范围。出了范围，虽是最有名的活佛，也就无所施其法力了。这一类的例子甚多，如巴安的包活佛在巴安一带是最有权威的喇嘛，巴安附近放草的牛马，当时被“夹棒”——西康土匪的特名——抢走，但是活佛的牲畜日夜都放野在山里，虽然没有牧人看管，但也没有人敢抢劫的。 他三年前离开巴安到康定来参加五明学院开会，当返回巴安期间，却在理发附近被“夹棒”抢得精光，许多想借佛光保佑，同他一路赴康区的邮电公务人员及商人，也遭了同一的命运。又如火竹香根在理化一带是是万人项礼的活佛，但前在理化到康定在折多山附近便被“夹棒”射击了数十支枪，幸赖他侍从得力，开枪还击，方将“夹棒”打退，活佛的性命，不能不靠新式武器来保护了。  四川甘孜 色达五明佛学院 自然有人要说土匪是没有人性的，不是佛法所能感化的，不过西康的土匪却有他处的不同。因为西康地广人稀，不像内陆时有商旅行人往来，若专靠抢劫为生，一年有大半年没有买卖便会饿死，所以他们平时都种地畜牧或做其他工作，也常常拜佛念经的。抢劫生涯只是在某一时期或在某一机会，事情办完，放下屠刀又可立地成佛，小至于虫子也不肯轻易伤害的。 且对于本地的大喇嘛是十分信仰，这种情形，若不用区域的特殊状态来解释是说不通的。虽然如此，西康土著的势力，喇嘛寺还是首要地位的，但这是不是专依佛法而有其它原因在，这里且不说，留在后面讨论。 关于私人生活对佛教所表现的，除少数例外，一般都可说是迷信。他们相信佛是能降福给他们的，所以家里总有个佛堂，至少也有个佛台，供几尊佛像，早晚点着神灯，上供着酒水，跪拜诵经，是当着日常功课做的，尤以妇女们最为虔诚。 出门时带着佛盒，内面放着佛像，同大喇嘛赐给的紬条等物。他们骑在马上或步行时，口里总是不休地念着佛经，认为这样可以趋吉避凶，至少精神上可得到一时的安慰。他们平时虽然自奉俭薄，有银子舍不得用，把它窖藏在地下，但一逢送经修福，求神供佛的时候，却很慷慨地将一切献给寺庙。似乎把死后的事看得很重，尤其把来生看得更重要，所以在今生不能不替来生“未雨绸缪”了。  这显然是受了佛教轮回的说法的影响，不过这种观念不是明了佛理得来的，纯粹是由于一种迷信，由于一种自私自利的变态心理，他们似乎想用今生有余的金银，谋取来世无穷的福利。是一种“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办法，至于是非善恶似乎不关宏要的。所以有时感觉今生的利大，便不管来世如何；觉得来世的力大，便不问今生怎么样了。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同着朝庙供佛、舍身崖下，在西康并行不悖，而时时发生，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当时徘徊于两者之间，不知孰轻孰重的时候，便采取折中的办法。 下面的事实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义敦境内有一个“夹棒”他家里的人死了，想请巴安活佛给他家念经，以便死者早得升天。包活佛因为他是土匪而加以拒绝了，但他再三要求，包活佛不得以说，若他是不在做“夹棒”，便替他念了。他的回答是：永远不做土匪办不到，若包肯替他念经时，他发誓一年内不抢人。活佛最终允许了他的要求。 这真是与“日攘其邻之鸡者”的“月攘一鸡，以待来年而后已”的办法，异曲同工了。他谋家人来世的幸福，只肯出一年不抢人的代价，权衡今世与来生来世的轻重，是如何的琐细！ 佛教对西康现时的影响 佛教在现时的西康，虽然有一部分人在那里努力，也曾得有好的成绩，就整个看来，似乎是日日都在没落中，它衰弱的征象，可有下面几点看出： （一）以戒律的废弛 喇嘛的人数很多，但除少数外，终日哂嘻无所事事，俗语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人一多了，富的贫的都有，怎能不出事呢？你想聚合了许多无知识的、无修养的、血气未定以及血气方刚的少年，自然要小焉者酗酒赌博，大焉者奸淫邪道、杀人越货无所不为了。清末的果亲王对于西康民俗用“七笔头”来描写，其中一段是写喇嘛的，他说：
我前年在西康的感觉，大多是喇嘛还是如此。不过“偏袒右肩”一句，尚不很确切，应该改为“脱下袈裟立地成凶手”。 （二）教化不够，不能依法力行 我曾参观过几个大喇嘛寺，与一些喇嘛接近过，有的当喇嘛四五年了，尚不会念经的；会念的，对于佛经普通的意义都莫名其妙，自然也有好的，不过在里面淘出来的，真是要有些特别因缘，千人中恐怕没有一个人吧！这种纯粹的天才教育大多数僧众对于经义是没有机会了解，也无法了解，让他们能够依法力行，自然不可能了，但是却养成了他们的懒散、自大、糊涂等习惯，比较平民都厉害得多！  吹角的喇嘛 1936 由上来看，佛教在西康是日趋没落，但在社会里不能不承认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原因似可分为：
做该处官吏的，清闲得很，除了催粮催差而外，其它一切都有喇嘛寺代办。自然这不是说他们尸位素餐不想做事，要做也做不通，何如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呢？喇嘛寺既是佛教的寺庙，他的势力雄厚，佛教的地位也因之增高，自可变态的发生很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变态的影响，是结的善果还是恶果，似乎可就年来发生的事实去分别判断了。 最后的几句话  佛教在现时的西康，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惟它本身发生了若干流弊，亟待改革；而且随着时轮的流转，环境的变迁，对人们精神上的指导，似乎已失去了从前的尊严。他的地位虽因种种条件仍居重要，但它的影响，好坏的分量，须详加估计，这对于治边不可不注意。 虽然我们可以“利用其宗法之结构，与宗教之信仰，扶植少数之偶像，以控制多数之顽民，亦执简驭繁之一术也”。但是“过去所扶植之偶像，至是翻成政治之暗礁”，岂无前例？何况“扶植之偶像”是否能控制“多数之顽民”，至今已成问题，反观各寺庙，实早有尾大不掉的情势，成为“政治之暗礁”已极显明。 是治理西康假之宗教一途，确有审慎的必要，这就是作者写此文的意思了。 中华民国卅年2月5日书于乐山 《新评论》 1941年 本文由“瀚海淘沙”独家整理 整理不易，点个赞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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