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人说，一个人三岁后才能记事。能不能记事，大约也因人而异。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件事，如梦如幻，应该是在三岁前后的临界点上发生，所以记得不是那么精准。深冬？早春？一床墨绿色的被子，将我压得严严实实，祖母还不放心，又在被子上压了一条羊皮褥子。我热得脚蹬手刨，生生将那座温暖的城堡撕开了一个缺口。祖母见状大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堵上了缺口，然后扑在我身上，将她自己也化作了一层被子。
我热得喘不过气来，自知挣扎无用，便不再挣扎，昏睡了过去……记忆至此戛然而止。后来听祖母说，我在外疯跑，受了风寒。要把风寒逼出去，只有发一身大汗。
却原来过去乡间治病，竟是这样的理疗——物理疗法，倒也减少了许多药害。须知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吃药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生活的青台村有一名村医，姓什么，记不准了，可能也姓张。青台村张姓占一多半，叫张医生，没有什么辨识度，所以村里大人，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成东。
家里有谁病了，而且病得重了。父亲便会给我几毛钱，打发我去西堡子后巷里成东家买几片药。买过治感冒的安乃近，治头痛的去痛片、正痛片。这两种片子都是白色药片，装在一个小纸盒里，蓝色的封面上印着两条白色的小鱼。当时不明白，这白小鱼与药片有什么关系，现在才知道，那药是双鱼牌的。
冬天风冷，人容易感冒。春天风头子高，也容易害头痛。夏季感冒不多，中暑俗称热着了、跑茅拉肚子的病却是有的。要去买些仁丹、保和丸什么的。 买药的时间大多在黄昏，白天的时间宝贵，上学的上学，上地的上地，要趁天光读书、劳动的。记忆中，我从东堡子前巷出来，沿村大路往北走，到中巷里，那是很窄的巷子。要下一个有六七十度的陡坡，要路过一棵古老的皂角树，还要走过水塔，然后七拐八弯，最后终于走到成东医生家。 出门前，家里大人早有交代，见了成东叫叔，见了他老婆叫娘。黄昏时，成东总在家中，所以我的买药历程常常比较顺利。值得记一笔的是，有一次从成东家出来，被路边一位大娘挡住了去路。她一见我便惊喜地喊：“呀！这不是那建群吗？几年没见，长成大姑娘了！”其时，我也就是十二、三岁，被她这一番话说得刹时红了脸。正在不知所措间，她一阵风似地转身回了家，又一阵风似地跑了出来，用衣襟兜着几个苹果，非要让我拿着去吃。 面对这样的热情，我木呆呆地竟也没有拒绝，用我的衣襟把那6个绿色的国光苹果兜着回了家。苹果的味儿早忘了，可这位热情的大娘一片心意却在我心中留存了多年。我后来知道，这位名叫马水仙的娘，是我家一个拐弯子亲戚。但无论如何，凭她的年纪不应该认得我这个小毛孩，也不需要对我这样亲热。不过，这没来由的亲热却是最暖人心的。多年后，我和母亲说起她。母亲说，噢，好人。殁了多年了。我心里一紧，母亲又说，不过，她的儿子在县城开了家先锋食品厂，可发了财了！我的心又一松：好人的孩子弄成事才合理公道。
本是要记录我的存活史的，絮絮叨叨扯了这样一河滩话。虽然长大后给家里大人跑了不少小腿，但我的成长史实在是说来话长。 那年我跌跌撞撞一声响亮的啼哭，来到人间，之前在母腹中已经闯过了一道险关。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已经风起于青萍之末，工作队到了我出生的永济县高市村。他们等在村大队，由大队干部在大喇叭里一遍又一遍通知，喊着村里育龄妇女的名字张某某，李某某，马上到大队去上环、结扎，我妈的名字已经被念了三遍，她坐卧不安，想想躲不过去，便咬咬牙朝大队走去。而那时，后知后觉的我已经在我妈腹中栖身两月之久，那冰凉、坚硬的节育环挤进我的居所，我竟然缩头藏尾，躲过了这个不明来客的侵袭，隐忍着与杀气腾腾的它同居一室，还悄悄生长，存活了下来。 10月怀胎，一朝分娩。那年冬天，我响亮地大哭一声，竟然与那个戒指样的神秘来客同时来到人世，而且四肢健全，模样周正，用父亲的话说是个圆亲圆亲的肉娃娃。长到一岁多时，母亲忽然要践诺，当初怀孕之时，她便与娘家弟媳约定，若生下儿子，便自己养，若生下女儿，一定要送给弟媳。弟媳结婚两三年了，一直没有孩子。而母亲已生了五个女儿，这第六个丫头， 一定要送于娘家，才算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母亲收了她的母亲、我的外婆一件宝蓝色的绸缎裙子。这中间有个讲究，过去的人家孩子送人，俗话是自己的孩子群被拆了群。可能对留在家里的孩子不太好，抱孩子的人家为了帮着补上这个群，便要送孩子的生母一个裙子。这其中自有善良的心意在其中。 母亲收下了裙子，我于是从自己家高市村到了外婆家青台村，由屈建荣改名张建群。晋南的添丁进口是重大事情。张家本也十分节俭，为了欢迎我的加入，全家人在县城照相馆，照黑白合影一帧。相片上，我头扎小蒜苗，低头认真地玩一个钱包。祖父一脸严肃，祖母平静安祥。新的母亲笑靥如花，新的父亲文质彬彬，脸上写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后来我的新母亲——我妈告诉我，照相时我哭得立不起桶子，没有办法，她把自己身上一个椭圆形的塑料钱包掏给我玩，这才将我抱到了照相机前。看来我从小便不能免俗，小小钱包便安抚住了我。我自从在那架神秘的相机前与青台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合了影，便乖乖地融入了这个新家庭的生活。
大概因为生母乳汁稀薄，我一岁多时竟然尚不会走路。晋南人称软作。到青台后，软作的我整天坐在一张小桌子上，眼巴巴望着祖母在锅台与院子里穿梭，望着她将一颗鸡蛋在碗沿上磕了，打在碗里，用筷子搅了。然后将鸡蛋碗放进有水的锅里，墩到砖砌的炉子上去慢慢囤。我一直觉得囤这个字不对，但晋南就发这个音。囤鸡蛋，靠水的温度将鸡蛋变熟，而不是蒸鸡蛋。 常常鸡蛋还没有熟，我已经急不可耐地哭起来了。舞动手臂，捶打桌面，声嘶力竭，泪眼婆娑。祖母一边安慰我，马上就好，稍安勿躁。一边不停地端起锅来看炉火。心急水不开，这样越折腾越慢，我是越哭越欢，祖孙俩在小小的院落里、锅台前，同时满头大汗。 那时候，我一天吃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要不，三个鸡蛋？世事久远，祖母已离世32年，无人可问了。当事人我，彼时尚不省人事，自然只是稀里糊涂吃喝。如此吃喝，由奶奶精心照顾，竟也未能一帆风顺，顺利成长。 半年之后，我成功爬下小桌，张开双臂，像小鹰学飞一样，在平坦的砖墁院心里走开了路。软作的孩子，终归是会走了。我妈大喜过忘，全家兴奋异常。更令人惊喜的是，我妈的肚腹终于有了动静，骄傲地隆起了。我为家中建群之使命，初告成功。然而，三岁多时，风波又起，我先是一双眼珠发黄，再是全身皮肤发黄，精神萎靡，茶饭不想，像旱地里一棵因缺水打了拧的黄苗子。青台我妈望着我实在吓人，赶紧将我带到了医院，进了医生办公室。老永济县城关医院的温医生处诊治。从青台去县城，要下一个巨大的黄土坡。坡陡路长，旁边更是深沟，沟里有人开了个烧瓦窑，砖坯子垒得很高，黑白烟混杂着冒。村人过坡，无论上下都得推着自行车走。但我妈凭她年轻气盛胆子大，驮着我捏着闸从坡顶直接向下骑去。她身边的路人一阵惊呼，都说，这二杆子媳妇若是掉进沟里就完蛋了。好在我家那辆飞鸽牌自行车质量过硬，闸皮结实，我妈才捏紧手刹，竟然平安抵达坡底。我的小命总算没有断送在黄土坡旁。 到了城关医院，那个和蔼可亲的女大夫、温医生看了看面黄肌瘦的我，撩起我的衣服，将右手生生朝我右肋下按去，直按得我气喘不已。“肝大！这孩子，营养不均衡！回去让娃吃得好点！” 那时的乡村，哪有什么好吃的。为了救我一条小命，温医生开了B12注射液，让我妈带回去。开始时，我妈带我去县城打，后来抱我去村医那儿打。时间长了，让别人打针不胜麻烦，我妈便自己学会了静脉注射。她按照医生讲的那样，一瓣屁股分四份，上边外侧那一块便是肌肉注射区。 于是三四岁时，我家的炉子上常有一个煮针管的搪瓷缸子，咕嘟嘟、咕嘟嘟，响个不停。针管子煮过便算是消了毒，我妈用一个硬币大小的沙轮打掉针剂B12的上部，将红色的B12液体吸入针管，然后用一只胳膊夹起我放于椅上，一只手握针管，践行稳准狠的原则，一眨眼便利索地完成了注射。 我开始大约哭过，哭得气断声噎，满头大汗，后来发现打针成了生活的常态，便停止了徒劳的哭泣。 整整一年，我妈为我打了整整一年B12，那红色的液体终于将通体金黄的我，还原成了一个有些红意的正常孩子。我算是闯过了人生的第二关。 说是闯，并没有矫情之意味。村里之前曾有一个小孩子，在医院打完针后，回来成了跛子。据说是针打在了孩子的坐骨神经上。我妈那样一个自学成才，只为我一个人注射的乡村妇女，在为我打了一年针，都没有打在坐骨神经上，不能不说我和我妈缘分深，我的造化大。 不过，命大是大，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我那不大也不是很结实的臀部因为注射了一年B12，药物特有的结晶现象，肌肉也有疲劳之理由，竟然凸起了硬梆梆两块。好在，时间是医治创伤的良药。它硬它的，我长我的，互不相扰，天长日久，它竟然又回心转意，变软不提。 闯过了第二关，紧接着便是第三关。父亲在外乡教书，母亲有时带我去学校看望他。我小时虽然额头有过高之嫌，眼睛还算明亮清澈，头发虽然稀少，脸蛋还算圆满，总是个肉乎乎的小可爱吧！父亲的同事见了我，总会禁不住友好地拉起我的一双小手，要抱我起来。偏偏我小家碧玉，没有多见过生人，对于陌生人的热情，本能地要进行抗拒，小身子往下一坠，只听“咯巴”一声，一只胳膊便脱了臼。 刹时，我扯起嗓门放声大哭，直哭得自己满头大汗，抱我的老师也窘得大汗满头。父亲见状，赶紧抱上我去村里寻找会正骨、会安胳膊的老头、老太太。常常总还能找到一位。将我抱去，老人拉住我胳膊，一抬一扯一送，又是“咯巴”一声，好了。我立刻停止哭泣，由父亲抱着回校。 然而，又是常常，刚刚安好胳膊，便又有老师过来逗我玩，我那双肉乎乎，手背上小窝儿的手大约比较可爱，老师见到我，故伎重演，我便再次脱臼。此后又是一番折腾，直折腾得父母与我都人困马乏方罢。 脱臼成了我儿时的一种顽疾，时不时便要来一下子，让我不堪其痛，要陪苦泪几盅。而且，这脱臼的事情总发生在我快乐的当儿。
有一年，我去生母家走亲戚，其时，她的官方身份是我的姑妈。那是一年的元霄节，头顶明月高悬，地上灯笼耀眼，天上人间，此等良辰美景最不可辜负，我与几个姐姐在院子里追着、跑着玩。不知是哪位姐姐扯了一把我的胳膊，只听“咯巴”一声，我心中一紧，刹时一阵剧痛袭来，我便成了电影《江姐》中的判徒王连举，垂着一只胳膊，放声大哭起来。 肇事的姐姐见事不妙，撒丫子逃之夭夭，只留下我一人在院子里大放悲声。母亲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看我僵着半边身子的情形，已知我下了胳斗，立刻抱我去巷里找三老娘，她老人家会正骨，安个把胳斗，不在话下。 如此三番，三番如此，我竟然在一次次脱臼的惶恐与痛苦中长大了。长大后，胳膊可能久经考验后，也结实了许多，再没有发生过胳斗被下的事件。我算是闯过了第三关。 关老爷过五关斩六将，想来绝不是偶然，在这个苍茫的人世间，有的人要威震华夏，名扬四海；必须过五关，斩六将，成就威名，光耀太空。而有的人，仅长大成人，再作为平凡人，顺利老去便需过五关，甚至更多关口。 且说我闯过了第三关，接下来还有第四关等着。上小学时，一年春天，班里流行出炸腮。先是中巷里那个叫翠平的女生脸烧得通红，脖子胖壮粗大，接着后弯里的彩霞脸也肿了起来。很快，我便加入了出炸腮的行列。 那时年纪小，不知病疾的凶险，不爱喝水，我奶端着搪瓷缸子满院子追我，一边念叨着：好伢儿哩，汤水不亏人，再喝上一口。我厌烦奶奶的絮叨，也不喜欢白开水的淡然无味，便以逃过喝水为乐，直向学校那所“避事堂”冲去。这样的结果是，我的脖子肿得越来越厉害。声音嘶哑，吞咽困难。我妈见状后，赶紧喝水，炸腮、炸腮，再不喝水，那腮就真的炸开花，人就没命了。我听了，吓得赶紧捧起搪瓷缸子，将奶奶准备的温开水一饮而尽。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尽管我已开始喝水，但脖子依然肿大。学习中巷翠平的做法，我的右脖子上也贴了膏药，据说那药是用河里的稀糊泥制成，可以拔除热毒。不知贴了多少膏药。炸腮终于未炸，脸和脖子还是完整的。记得为辅助治疗，爷爷泡了许多褐色的胖大海让我喝。那本来瘦硬的胖大海在开水里久泡之后，忽然胖大了身子，变得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动物般，在缸子里游动。泡出的水有淡淡的褐色，味道是说不出来的怪，总是不美。因为怕炸了腮，我只能强忍着喝那胖大海水，那时始知，治病的东西都是难以下咽的。而美味的食品则常隐藏着危险。
稀糊泥也贴了，胖大海也喝了，经过多日的病痛困扰，我算是闯过了第四关。 成年后，我偶尔觑得别人腮处有小小的伤疤，心里总会浮起炸腮这个字眼。可怜见地，这位朋友当年腮估计是炸了。当然，这炸是因病情紧急做了手术了。 于是便想，有一张完整的脸，行走世间，得有多大的福报，受多少关爱才能保全这张脸。得闯过多少急流险滩才能还算体面地浮现于茫茫人海，不惜之、爱之、珍之、护之，岂有此理？ 不知先天孱弱，还是缺少定力，喜欢追逐流行的热闹，初二那年春天，麻疹在学生们中流行，我竟然也赶上了流行。先是发烧，面色通红，浑身困乏。其时，班中正有一名同学因出麻疹请了假，老师见我一脸病容，劝我请假回家。一为避免再传染给其他同学，二为回家有大人照管，可以早日康复。我赶紧回了家，又是我妈，她捋起我的袖子，看了看已有小红点的手臂，又掀起我背上的衣服，看了看说，是麻疹。不敢着风，赶紧上炕，用厚被子盖起来。那后巷谁她兄弟就是出麻疹没出好死了的。妈说，这出麻疹又叫朝糠赴，是身体里有热毒，必须顺利发成疹子出来才好。如果受了凉出不来，就没命了。我听了妈的话，只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凉，赶紧钻进被窝，忐忑不安地等候着麻疹出来。妈在地上也没闲着，她从墙上扯了一把干芫荽，又剥了一根葱，洗净剥净后，切成段儿，妈用小锅装水将芫荽和葱煮了一会儿，盛在碗里喊我起来喝。“这是发物，热热地喝了，能把麻疹逼出来”。我连喝了两碗，重新躺下发汗，下午身上便出满了红红的疹子点儿，有些痒，但能忍受。妈说，千万别挠，抓破了便是个小疤。我谨遵母命，一动不动。过了一天，又是一天，那来势凶猛的红疹子竟然悄悄退去。我全身的皮肤完好如初，警报解除，我又闯过了一关。如今明白，活着，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路过关斩将，身边有默默守护着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小过远村的外婆，甚至，还有她养的那一窝会上树的鸡。在晋南，一个家庭抱养孩子并不稀奇。小两口婚后，暂时未能生养，家中老人又着急传宗接代，常常便要从近旁的亲戚、乡邻中抱一个年龄合适的孩子过来。一般要在一岁左右，孩子已断了奶，用馍馍饭好养活，又不记事，长大后和自己生的孩子一样亲。一般多抱养女孩，当然，家中男孩太多的也会把男孩送人。抱来了孩子，就像给新鸡窝里放了引蛋，时间不长，还真会引来孩子。抱来的孩子，人们称为兰伴。即使自己生了孩子，也要继续把抱来的孩子养下去，陪伴后来的妹妹弟弟一起长大。青台妈很快生下了我的妹妹。她比我小两岁，是我到青台多半后生下来。奶奶说，把这大的送回去吧。省得两个孩子累人。我妈说，那不行。这是个孩子，又不是猫儿狗儿。再说，大的若送回去了，小的养不活可咋办？奶奶本来是担心儿媳妇有了亲生的，情感顾不上抱来的这一个，一听媳妇态度坚决，一颗心便也放回了肚子。
我家的鸡，不知是因为被奶奶圈在家里，没有享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还是平常一日三餐奶奶拌鸡食喂玉米太过讲究，反正这些鸡在中规中矩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我家建在二门口的鸡窝里，常常是空空如也，只有引蛋一枚在孤独地发呆。
家中的鸡蛋仅供我吃都难以为继，我妈便去了小过远她娘我外婆家。外婆家屋后便是村子里的地，她家后院还有几棵高高的泡桐树，树下常年有树叶，还稀罕地长着草。外婆家的鸡便有了活动的广阔天地。外婆散养的鸡不仅在桐树下散步，而且还常常飞出围墙去野地里吃。野地里的虫子、草籽是最好的营养，鸡们吃了后不想下蛋都不行，便要钻进外婆垒好的鸡窝里去下蛋。这样，外婆便攒下了可观的鸡蛋。妈每去一次都能背回一大包鸡蛋回来，奶奶再精心地囤好，喂给我吃。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为了养活你，你外婆家的鸡屁股都努红了。这一点，我相信。所以，守候过我的那一群鸡我不能忘。我妈背着生鸡蛋，骑着自行车上坡过桥，担的惊受的怕我也不能忘。我爸常要买些饼干带回来让我吃。那些饼干有的是小兔子形状，有的是小鸡形的，一个个憨态可掬，却都成了我的美食。爷爷奶奶为了我的成长，付出的便更多了。我小时与奶奶住一个炕。她的炕冬暖夏凉，是我的天堂。冬天我与奶奶捣脚头。她总把我冰冷的双脚紧紧抱在怀里。她粗糙而温暖的手，瘦削而滚烫的胸膛，都是我儿时的幸福。梦里，我常会美得笑出声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年月没有谁说这样富有诗意的话，我却是在密不透风的陪伴中长大的。清晨上学，要由爷爷一早送出大门。沿着那弯弯、长长的池泊岸走到学校去。事实远不是这样简单，中途我要去叫同学爱芳一起去上学。爷爷手提家中老旧的马灯，用昏黄而温柔的灯光为我照亮脚下的路，那条上学的路。到爱芳家门前，我放声高喊：爱芳——爱芳——。得喊上她五六七八声，门里边才会传出一声闷闷的“噢——”有时候是她回应，多数是她爹答应。很快，她爹趿拉着鞋过来将门开出一道缝，我侧身进去，爷爷这才提着马灯默默回转。有时候爱芳请了假，早上爷爷送我便要一直走到学校。家里的马蹄表常常怠工，爷爷无奈便凭着感觉起床，有时候凌晨三四点钟便起来了，祖孙俩提着马灯到村子西北角的青台小学。那铁栅栏门紧锁。我和爷爷等半天也没有个人影。抬头看天还黑得像锅底，祖孙俩便又往回返。如此三番，三番如此，直到学校门开了，有学生背着书包，踢踢踏踏来了，爷爷才放心地回家去。有一次，刚到校，还未上课。我和同班一名男生因小事打了架，吃了亏，哭着跑回了家。爷爷看我哭得伤心，大怒，领着我一路小跑便到了学校，用他的大手掌给了与我打架的男生一巴掌，打得原本闹哄哄的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不料，爷爷刚放下手，教室西南角班主任张料花老师的办公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她严肃地站在办公室门口问：怎么啦？爷爷回头一看老师，有些尴尬，但又一看哭红了眼睛的我，说道：“噢，我以为老师不在呢！这孩子打了我群子，我得让他知道个厉害！以后不要再打人。”张老师气恼地说：“学生之间闹意见，自有老师处理，家长到校打人，这可不合适。”爷爷听了，自知理缺，再没有作声，而是大步流星走出了教室。我那时不懂大人的窘迫，但自那以后，那个男生再没有招惹过我。我想若是没有高大的爷爷，我自小就缺少的的安全感可能会更缺。
上小学时，爷爷送我，考上重点中学栲栳中学后，还是爷爷送我。他骑着家中那辆已经显老态的飞鸽自行车，弯腰躬背骑行在从青台到栲栳那条土路上。那路高低不平，上沟下崖，从正阳村中斜穿而过，但是比从过远村大路绕行能近二三里路。爷爷便总走那条路况艰险的小路。家里每星期天都要为我准备一大包馍，还有菜。爷爷将馍布袋绑在自行车后边一侧。因为有了这沉沉的一包馍，他的前进便更显吃力。冬天，少不更事的我坐在车后边望着爷爷呼出的白气和花白头发上的汗水，心里还觉得此情此景很是有趣。为了能让我星期六从学校回家也骑上车子，初二时，我开始自己骑车去上学。我这才知道冬天里骑车上学，实在没有趣味。戴着一双白线手套出了村，刚到村口，十指便冻得如刀割一般。咬着牙，跳下车，搓搓双手，哭上两声，再骂骂这冻人的天气，难道要把人冻死吗？回头望望村子，学总是要上的，总不能回去叫上爷爷再送我。将两只手在袖子里暖上半天，再跳上车子，硬着头皮往前而去。那天运气不佳，好容易骑到了正阳村外，小路上几个人把路面挖出了一条好深的壕沟，可能是要埋上水泥管子引水浇地。我的自行车头上吊着一大包馍，馍包里还装着一罐头瓶炒黄菜。望着眼前这壕沟，怎么能过去呢？可那几个挖沟的人也望望我，好像要看我怎么施展本事。十二三岁正是青涩也骄傲的年纪，怎能去轻易求人？我心一横，抓着车头就向沟内推去。好，这下车头掉进了沟里，车尾巴翘在沟上，我被车头拖倒在地，沾了一身的土。几个挖壕沟的人中有一个人走了过来，轻轻抬起车头，帮我把车子推出了沟外。他说，你这个小伢儿嘴真硬，叫上一句叔，不啥问题都解决了么。这下好，看一身土。我接过车子，红着脸道了声谢，离开了壕沟。到了学校宿舍，我才知道，事情远非沾一身土那样倒霉，还有更糟糕的。我打开馍包后发现，装黄菜的罐头瓶子碎成了渣，黄菜掺着玻璃渣子，将馍馍也浸湿了许多。我望着眼前的一切，真真是欲哭无泪。那时没有大礼拜一说，所以那一周，就着有玻璃渣子的黄菜，我吃了整整六天。在栲栳中学上学时，冬天馍太凉，爸爸联系了教历史的吴三泉老师。他是我家一位拐弯亲戚，办公室里生有火炉，还有锅、笼等器具。我的馍馍便在他的锅上馏一馏，冬天吃起来好咬一些。馏过几次，后来因为学生太多，我家的馍颜色又总是欠佳，从一群白馍里取它时总有些不好意思，便不再麻烦吴老师。但他的帮助令我感念，直到今天。在栲栳中学读书，吃的是水煮南瓜、冬瓜，喝的是照得见人影的稀米汤。一年多时间，我便患了胃溃疡。这病要不了人命，但是泛酸水，厌饮食，痛苦得很。奶奶在家惦记我在学校吃不好，有一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她竟然由爷爷用自行车带着来学校看我。俩老人不敢打搅我上课，只硬硬在宿舍门口等。等我吃中午饭时回到宿舍，才发现爷爷和奶奶呆呆地站在宿舍外边，不知道已经等了多长时间。奶奶见到我，笑着朝我招手，我跑了过去，看见奶奶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我打开包着手绢一看，原来是十个烤得焦黄喷香的饼子。那香味，那色泽，那饱满的形状，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了幸福从天而降。奶奶和爷爷回去了。第二年农历二月十一，奶奶竟然去世了。我后来知道，奶奶检查出重病已有半年，她拖着病体到栲栳中学看我，不知道得有多大的心力与爱，才能支撑着自己坐在窄窄的自行车后座上，颠簸十里路。年纪大后我才知道，奶奶和爷爷对我的爱曾那么深重地牵扯着他们，以至于在沉甸甸、黑漆漆的死亡面前，他们都难以割舍，难以放下。
因为胃病，我在初二后半年时，从栲栳中学转学到永济城镇初中。永济城镇初中，原为永济二中。是永济县城孩子上学的地方。永济虽然只是个小县城，但是当时有永纺、永济印染厂、五七五兵工厂、化机厂、农药厂、热电厂、电机厂等几个大型厂矿。厂矿里的工人多是外地到永济支援建设的知青。他们衣着时尚，语言标准，将小小的永济县城装扮得洋气十足。他们的孩子、我的新同学也都一个个像电影上的人一样，十足洋气，是标准的城市孩子。从那时起，我告别了乡村的生活，混迹于一群讲着普通话的城市孩子里。冬天，我穿着笨拙的棉裤棉袄，夏天我穿着山气的花花衫，总能在一群城市孩子里“脱颖而出”。好在，我终于没有因为乡下人进城而自卑，自暴自弃，而是刻苦读书，在水平出色的老师教育下，每次考试的成绩总还排在前面。越上学，考试与升学的压力就越大。最疼我的奶奶、爷爷也去世了，我怀念的乡村生活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但我又怎能忘记给我生命与成长的乡村，那些旧时的人、旧时的事，旧时绵密如雨丝的亲人之爱，织就了我的童年、少年，织就了我人生的开篇，给了我人生整幅图画、篇章的底色与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