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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亚洲现存规模最大的二战日军'慰安所’旧址在哪座城市？” 三八妇女节那天，这条短短的微博，把她姐问懵了。  微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同胞纪念馆 怀着一点点好奇，又或者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无知，她姐开始在网络上搜索答案。 可比答案更早跳出来的信息，却刺得她姐心里难受—— 日军侵华时，被迫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女性数量是20万左右。 而如今，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受害者只剩10余人。 “慰安妇”受害者纪录影片《三十二》和《二十二》中的老人，只剩下3位。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未曾关注的时候，她们正在离去。  “慰安妇”受害者影片《二十二》《三十二》结尾 当历史的痕迹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当有声的证词和无言的证据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记忆里，她们的身影又将保留至哪一刻呢？ 今天的话题也许有点沉重，可她姐还是想和小伙伴们聊一聊它。 聊聊这个被我们渐渐忘却的群体——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女性们，和她们的故事。 （特别说明：由于在这一议题下， “慰安妇”较“性暴力受害者”更广为人知， 文中仍暂时使用“慰安妇”一词）  “眼泪都不敢流” 乍一看，韦绍兰和其它老奶奶好像也没什么不同。 她和儿子罗善学一起生活在广西桂林的一座砖土房里。  《三十二》 年轻的时候，她为了生存还能去山上挖点药草卖卖。 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草药挖不成。 白天她就去附近的溪流处提桶水，洗洗衣裳，或者拾一些柴，做顿饭。 闲下来了，她就在门口坐坐，看看远处的夕阳和近处养的家禽。 日子至少能过下去。 只是看着镜头里的她，或许很难想象，韦绍兰曾经被强掳去，被迫成为了“慰安妇”。  《三十二》 那一年，韦绍兰24岁，结婚没多久。 可好日子还没开头，就被炮火给轰散了—— 1944年10月左右，侵华日军包围了桂林。 有日军小队闯进村子里，肆意地抢夺粮食、牲畜，一同被抢走的，还有难以计数的女性。 韦绍兰被抓住的时候，怀里正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 日军割断她裹着孩子的背带，一路拖着她就往山下走。 耳边轰轰的炮火声，刺刀明晃晃的光亮，吓得韦绍兰连害怕都忘了。 她不敢流眼泪，也不敢抬起头来看，只是颤抖着、机械地走着。  《三十二》 到了马岭，她被关起来，日子彻底灰暗了下去。 别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日军进了房间，韦绍兰就要面临一次让身心受创的“强奸”。 没人管她是不是在生理期，没人管她是不是在生病，没人管她是不是在流泪。 甚至有日本兵进来的时候，她还要低头哈腰，用教给她的日语说一句：“欢迎您，请坐。” 只要抬头看了、哭了、说错话了，就要挨上一顿打。 整整3个月，几乎每天，她和其它的“慰安妇”受害者们，都在重复着这样的日子。 有些受害者，甚至一天要遭受十几次凌辱。  《三十二》 想逃跑，可太难了。 日军每天在附近巡逻，一旦逃跑被抓住，等待这些“慰安妇”受害者们的就是毒打，又或者是更残忍的“四脚牛”折磨—— 逃跑的女子手脚撑地，腹部下方立着尖刀。 姿势要保持住，如果抬头或者姿势不好，都要被暴打。 时间一长，体力不支，女子们撑不住了，刀剑穿腹，命便没了。  网络 但韦绍兰没放弃逃跑这件事。 那个时候，被掳去的女子们除了要承受性方面的虐待，还要负责给日军洗衣洗裤，干各种脏活累活。 韦绍兰就借着这些短暂地“外出”机会，悄悄观察周围的环境，在脑海中一遍遍思考怎么才能跑出去。 终于，她等来了一个机会——负责看管她们的守卫因为太累，打起了瞌睡。 韦绍兰抱紧女儿，悄悄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一出巷子，便赶紧摸黑跑到附近的小路上。 她不敢走大道，大道上没什么遮掩，太容易被抓回去了。 她一路跑，不敢停歇，直到天慢慢亮了起来。 远远地，她看见一个放牛娃，小心翼翼地去问了问，这才找到了回家的路。  《三十二》 可生活，却再也回不到正轨上了。  “背了一辈子，坏了一辈子” 哪怕是放在今天，女生如果被强奸了，仍然会被讲闲话。 更遑论是在当年的乡村。 不说其他人，韦绍兰丈夫首先就接受不了。 韦绍兰回到家里没一会儿，就被丈夫骂哭了： “我以为你不知道回来了，你肯定去外面学坏了。”  《三十二》 他心里其实知道，韦绍兰没“学坏”，他知道错在那些“流氓一样”的日本兵身上。 可他就是难以克制地开始嫌弃她。 亲人的责难，让韦绍兰彻底崩溃了。 她和许多“慰安妇”受害者一样，选择了自杀。 可能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她的命还是被救了回来。 村里的医生带给她一个不知道算好，还是算坏的消息。 她怀孕了。 《三十二》 所有人都清楚，这个孩子是一次“性暴行”带来的，身上流着侵华日军的血。 韦绍兰也慌了。 那时候，她拼死拼活抱回来的女儿刚刚离世。身边的人不停劝她：“万一以后没办法生育怎么办？你老了怎么办？” 想来想去，韦绍兰还是不忍心打掉，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1945年7月，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1个月前，儿子罗善学出生了。 《三十二》 加诸在韦绍兰身上的歧视和谩骂，像是找到了新的攻击目标，连带着传到了罗善学身上。 同母异父的弟弟不认他，说要“买凶杀日本人”，他是日本人，那也要杀他。 村里的小孩子们看不起他，常常是指着他“日本人，日本人”地喊，不停笑话他。 《三十二》 十里八乡，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他。 有人给他说了6次媒，每一次问起来，女子们的回答都是类似的： “嫁什么人不好，嫁日本人，不要名誉了么？” 《三十二》 “日本人”这三个字，罗善学“背了一辈子，坏了一辈子”。 哪怕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国籍是中国，说地地道道的中国方言，这辈子没去过日本。 没人当他是中国人。 《三十二》 他有时候也会忧虑—— 年迈的韦绍兰至少还有他陪伴照顾，等韦绍兰离去了，又有谁来陪他说说话，帮他倒杯水呢？ 熬过了无数大风大浪的韦绍兰比儿子想得开，她总说： “只愁命短不愁穷。” 人得活着。 自尊，没有命值钱。 “有四两就吃四两，有半斤就吃半斤。” 她姐不敢细想，这句话里藏着多少过往的叹息。 2019年5月5日，韦绍兰老人离世。 2020年12月29日，又一位“慰安妇”受害者骈焕英老人离世。 她们的离去悄无声息。 微博@纪录电影《二十二》 说不出口的词：“慰安妇” 可实际上，她们不止一次发出了呐喊。 一些老人，如陈林桃、万爱花，曾经在1995年之后，联合起来，向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 她们在全世界面前，一层层揭开了身上的伤疤。 她们一次又一次出庭作证，一次又一次讲述自己的遭遇。 晕倒，送医，继续站起来作证。 所求的是一句早该得到的道歉和合情合理的赔偿。 《国家记忆》 “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看到日本道歉的那一天。” 这是这些站出来的“慰安妇”受害者们的信念。 “如果我死掉了，还有我的孩子去抗争。” 可当她的孩子也死掉了，还有谁记得这件事？ 我们吗？ 我们会吗？ 《新闻调查》 2016年年末，上海曾经计划拆除一些旧的房屋，其中包括一座老建筑——海乃家。 这里曾是上海最大的一处日军“慰安所”。 当时，不少人对这项拆除计划表示了支持。 有些人考虑的是实际居住需要。和海乃家相连的几幢建筑里挤了不少户人家，每次使用厨房、卫生间都要排长队，确实不方便。 还有的人则是觉得，海乃家该拆了，毕竟它的“身世”摆在那了。 “它好像过去做过日本人的'妓院’什么的，放在学校附近总归不大好，不是正能量的。” 《新闻调查》 接受采访的有学生，也有成年的居民。 大家拐弯抹角着，不愿意直接说出那三个字，“慰安妇”。 好不容易有人讲出了这个词，却是一句斩钉截铁的： “'慰安妇’就是妓女啊。” 《新闻调查》 可“慰安妇”究竟是什么？ 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意思是随行慰劳军人的妇女，是为了美化当年的强抢行为而裹上的一层糖衣。 在中国，这些女子大多是像韦绍兰一样被强抢去的。 有的刚刚19岁，还有的，甚至是未成年的女童。 她们有的在当时被凌虐至死，有的不堪受辱自杀，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了下来。 她们是被迫成为“慰安妇”的。 更准确地说，她们是“慰安妇”制度下的受害者，更是战争性暴行下的受害者。 可直至今日，很多受害者已经离世，她们仍没收到一声道歉，更遑论赔偿。 《二十二》 如今，她们有勇气说，我们没勇气听。 她们有勇气讲，我们没勇气看。 我们甚至，不敢仔细地凝望她们的脸。 这样集体的失语，正加速着对历史的遗忘。 而对“慰安妇”受害者们的污名化，无疑是掷向她们更为锋利的刀刃。 《二十二》 一直在帮助受害者们的张双兵不止一次感到后悔。 他常常觉得，如果他早知道事情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尾，还不如不惊动这些老人们。至少她们的晚年该比现在平顺。 可是曾经经历过那些悲惨苦痛的老人，比他想象得更有勇气—— 她说：“你们来看阿婆，阿婆就开心啊。谢谢你们。” 《二十二》 她说：“希望中国和日本一直友好，不要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很多人死去的。” 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这群需要被安慰、被拥抱、被温暖的人，反过来温暖着整个世界。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 “亚洲现存规模最大的二战日军'慰安所’旧址在哪座城市？” 答案是南京。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官微 如果你去慰安所旧址参观，在小广场的一侧，会发现一面有点特殊的墙。 土黄色的墙壁前矗立着一座慰安妇雕像，她们衣衫破旧，或双手撑地难行，或掩面啜泣。 雕像后面是13个巨大的透明的“泪滴”。 那是历史的痕迹，更是她们在哭泣。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官微 那些眼泪该流进我们心里，该在我们心里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勿忘国耻。 那不是要因为“耻辱”选择回避，不去提起。 而是要记得。 记得她们受过的苦难，记得她们的名字，记得陪她们、替她们要一句应得的道歉。 或者至少，在那些把她们当“耻辱”的人里，减少两个—— 减少一个我，减少一个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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