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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末清初，活跃于京师地区的王氏铸钟工匠家族，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先后有9位工匠，历4代，跨两朝，延绵近80年从事铸钟活动，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认定的同一铸钟工匠家族中参与工匠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留存资料最丰富的一例。本文以活跃于北京地区明末清初的王氏铸钟工匠家族的铸钟作品与铸造活动作为个案，对该家族现存资料进行了全面梳理，由其所铸梵钟的器形与装饰风格的演进入手，探讨了王氏工匠与铭文中捐资人、募化人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管窥古代“工匠精神”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金火匠人、王氏铸钟工匠家族、北京梵钟、明代宦官、工匠精神 一、王氏铸钟工匠家族的发现及对其现存资料的梳理 笔者目力所及收集到北京地区王氏铸钟工匠家族所铸古钟资料，共计15口，其中现存实物者8口，实物无存仅存有拓片者7口，均为铁钟。分别为： 现存8口：龙王庙铁钟、三官庙铁钟、天仙庵铁钟、朝阳庵铁钟、天仙庙铁钟、观泉寺铁钟、伏魔关帝庙铁钟、白衣庵铁钟。 仅存拓片者7口：敕赐龙泉寺铁钟、崇宁庵铁钟、文殊庵铁钟、东岳庙铁钟、伏魔庙铁钟、地藏庵铁钟、玉清宫铁钟。 为方便进一步研究，以纪年为序，将各铁钟列表如下（见【表一】）。根据【表一】中金火匠款识，可整理出一个脉络清晰传承4代，共计9人的王氏铸钟工匠家族世系图谱【图一】。通过王氏世系图谱并结合纪年可知，王氏铸钟工匠自第一代金火匠人王改至其曾孙辈止，上起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下迄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传承近八十年，在今北京地区从事铸钟活动。  【图一】王氏铸钟工匠家族世系图 王氏第三代与第四代工匠排列的先后顺序是依据古钟纪年的时间顺序，其中王学存仅见于明万历辛亥年崇宁庵铁钟铭中，其铭文为“金火匠清水村王改，男王志、王学存”，王学存名字列在第二代匠人王志之后，虽未明确标注为“孙辈”，但根据“学”字为王氏第三代工匠中其他人三人名字中均有此字，有别于第二代“王志”的单字取名，因此笔者认为王学存应为王氏第三代工匠。 钟铭中王氏工匠自署“清水村人”，其后又有“宛平县清水社上清水村”、“ 宛平县清水社村”、“清水社”、“顺天府宛平县清水村”、“顺天府宛平县西山清水社上清水村”等不同自属籍贯的称谓，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综合上述地名可知：王氏工匠在当时应为顺天府宛平县清水社上清水村人，即今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人。上清水村位于今北京市门头沟区灵山东麓，地处北京西山腹地，自古便是华北地区沟通山西北部的重要通道。原存上清水村西双林寺内的《辽玉河县清水院统和十年经幢》（992年）幢文中已出现有“清水村”这一地名。现存于上清水村北约20里燕家台村过街楼下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重修通仙观碑》中亦有：“附宛平县之北二百里许，乡曰斋堂，堡为清水，有观曰通仙”，又据《宛署杂记》记载：“永乐初，编户七十五里，……万历二十年存五十里……曰清水社一图（离城二百八十里），曰清水社七图（离城三百里），曰清水社十图（离城三百里）”，可知，清水村成村年代可上溯至辽代，元代以来此地一直是宛平县西部一处重要的聚居区。对于“社”这一称谓，赵世瑜先生研究认为：“乡、屯、社、图都是里的别称，无论是官方称谓的里, 还是因俗旧称呼的乡图, 或是因移民而称的屯，都可以同社一样，进行以传统的'社’为单位的活动。由此可见，明政府在实施其基层管理体制的时候，还是充分照顾到传统的因袭的。”此外，据《元一统志》记载：“铁，宛平县西北一百五十里清水村有冶。”，又据《（永乐）顺天府志》“宛平县场冶”条引《图经志书》记载：“铁冶在城西北一百五十里清水村”，可知上清水村当地的冶铸传统历史悠久，元代至明初，官方曾在清水村设有铁冶。 2018年，笔者根据这一地名所指，来到了今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进行实地走访调研，有幸访得王氏铸钟工匠后人王德印先生。据王先生介绍：王氏家族是由山西迁入上清水村，最初投靠当时上清水村中望族寇氏，并凭借其铸钟技艺在当地谋生，具体迁入时间与来自山西何地则难以追述。王氏家族在上清水村当地被称为“小户王家”，家族内自王大学、王二学以降，分为两支，王德印先生是王二学一支的后人。家族后人认为王大学与王二学兄弟二人是其家族迁入上清水村的第一代人，亦仅知兄弟二人为铸钟匠，而不知其家族内当时还曾有其他铸钟匠人。 王氏家族没有家谱传世，自王先生的“德”字辈起始，尚可上溯至排行为“应”字辈的9代人排行，而与已知的王氏工匠第四代“吉”字辈之间的关系尚不能确定。据王先生回忆：原上清水村周边的三官庙、河神庙、南庵、双林寺，均有王氏家族铸造的铁钟。其中双林寺钟楼所悬挂的铁钟上王先生还依稀记得有王大学、王二学的名字，且分别敲击铁钟八个钟耳的撞钟点，则会发出八种不同音调的钟声，这一独特的现象使双林寺钟在清水镇当地广为称奇。位于今上清水村北台地的一处院落，曾为王氏家族祖宅，被当地人称为“老铸钟匠院子”，据传某位王氏铸钟工匠曾居住于此。2009年该院落翻修过程中，在挖排水沟时，曾在院落周围挖出大量被加工成核桃大小的铁矿石，以及炉渣等遗物，可知王氏工匠当谙熟从矿石冶炼到成品铸造的一系列冶铸工艺，此处很可能就是当时王氏工匠在村中从事铸造活动的作坊。上清水村北至今还有被当地人称为“铁石洞”的铁矿石出产地点。 据王先生口述，王氏家族后来放弃铸造行业，在上清水当地世代务农，在可上溯的九代人中，没有冶铸行业从业者，家族内也未有铸造技艺传承。从钟铭来看，自崇宁庵铁钟与龙泉寺铁钟（两钟均铸造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始王氏工匠才均自署“宛平县清水社上清水村人”，已知王氏最早铸造的龙王庙铁钟（1605年）铭文中则未署籍贯，则可能是当时来自山西的王氏工匠尚未完成籍贯观念的转变与认同。 二、王氏家族铸钟的分期研究 从现存实物并结合拓片资料来看，王氏家族工匠铸造的古钟均为铁钟，其形制基本一致，即：钟顶上部蒲牢呈“Ω”形，中心有圆形的挂钟穿孔。蒲牢双龙首吻部较短，近似狮面，下颌、前爪与钟顶连为一体。钟顶呈半球状。折肩，钟体呈圆筒状，外撇弧度较小。钟体中部，平行分布着三道粗弦纹，将钟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三道粗弦纹上下两侧各分八栏，各栏边界较窄，栏内铸有纵向的栏线。底口均为八耳波形口。每个钟耳正上方的钟裙上沿部位各分布有一八卦符号，按照“后天八卦”次序排列。以上器形特征贯穿王氏工匠铸钟始终，仅在钟的体量上存有差异。此外，钟体上栏临近钟肩处一般留有一宽约8cm的带状区域，随钟栏宽度亦作八等分，每个独立的区域内一般铸造有两个双钩大字，内容为佛名神号或祝颂吉语，为同一时期北京地区梵钟所仅见。 1、分期与时代特征 通过对实物与拓片资料的排比可知：各钟形制上的差异主要集中表现在钟裙部位。根据钟裙部位变化并结合钟铭纪年，可将王氏家族铸钟作品分为四期（见【表二】、【表三】），各期特征分述如下： 第一期：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 所涉铁钟为：龙王庙铁钟、敕赐龙泉寺铁钟、崇宁庵铁钟。 器形特征上来看，本期铁钟的钟裙部位外撇弧度与钟耳弧度均较大。钟裙上沿与下沿均铸有“菱花口”状的双线边郭，上下两道双线边郭各自横向相连闭合，环绕钟裙一周。钟钮蒲牢挂钟穿孔与两钟耳之间正中相对。钟顶部圆周作八等分，每个等分圆周内各装饰有一个独立的莲瓣纹，各莲瓣中心开一圆孔，且各与钟耳相对。从崇宁庵铁钟与敕赐龙泉寺铁钟二钟拓片可以看出，钟裙部自“菱花口”上沿至钟底口明显加厚，略高于钟体平面。 装饰风格上来看，各钟耳上方的八卦符号外廓间隔铸有圆形或菱花开光状的单线外郭。钟裙部在间隔的“乾、坤、兑、艮”四个八卦符号下的钟耳正中铸有四个突起的圆形撞钟座，其中“乾”、“ 坤”两卦符号下方撞钟点内分别铸有“日”、“月”二字，另一个撞钟点内作四出金钱状装饰，上铸有顺读的“天下太平”四字阳文。其他四个钟耳正中铸有双龙、折枝荷花、折枝菊花、蔓草等纹饰。撞钟座部位偶见铸有与撞钟座直径相当的正圆形边郭，也可作撞钟点使用。 此外，龙王庙铁钟在钟裙上沿菱花口边郭的上方，还铸有一道与之走势一致的双线闭合边郭，二者间距约为4cm，其间装饰有乳钉纹，环绕钟裙上沿一周，钟肩部亦铸有乳钉纹一周，颇具装饰性。钟裙上沿八卦纹外围无边郭。钟体八个上栏均被横向等分，每一栏等分的上半部刻划有两个双钩大字，自年款一栏起始，顺时针环绕钟体一周为祝颂语：“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 第二期：明天启五年（1625年）至崇祯四年（1631年） 所涉铁钟为：文殊庵铁钟、三官庙铁钟、天仙庵铁钟、朝阳庵铁钟、东岳庙铁钟。 器形特征上来看，这一期铁钟的钟裙部位外撇弧度与钟耳弧度较第一期明显变小。钟裙上沿不再采用第一期的“菱花口状”样式，而改为与钟底口平行的弧线，相连闭合。钟裙部位明显加厚，略高于钟体平面。钟铣变尖。钟钮蒲牢挂钟穿孔与两钟耳之间正中相对。钟顶部圆周作八等分，每个等分圆周内各装饰有一个独立的莲瓣纹，各莲瓣中心开一圆孔，且各与钟耳相对。 装饰风格上来看，钟裙部一改第一期繁冗的装饰风格，以素面为主。间隔的“乾、坤、兑、艮”四个八卦符号下的钟耳正中铸有四个略突起圆形的撞钟座。撞钟座内分别铸有“日”、“月”的阳文装饰，并在撞钟点外围铸出呈发散状短线条，表示日月光芒。钟裙部与钟体偶见折枝莲花纹。八卦符号外围素面或铸有菱花开光状的单线外郭。八卦符号两侧偶见装饰有折枝花卉纹。朝阳庵铁钟钟体上栏出现带有“崇祯皇帝万万岁”的龙牌，钟裙部装饰繁复，出现海水纹与金钱纹。东岳庙铁钟肩部神号为单线刻画小字，且集中于一个带状区域内。 第三期：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 所涉及铁钟为：地藏庵铁钟、天仙庙铁钟、玉清宫铁钟、观泉寺铁钟。 器形特征上来看，这一时期的铁钟，钟裙部位与第一期十分接近，即钟裙部位外撇弧度与钟耳弧度较大，钟裙上沿以每一个钟耳部位为单元铸有“菱花口”状双线边郭，八个“菱花口”相连且闭合，环绕于钟体下方。钟裙部自八个“菱花口”以下至钟底口加厚。钟底波形口边缘铸有宽约3cm突起的边郭一道，贯穿于钟底口一周，这也是本期铸钟与第一期在形制上最显著的区别。钟钮蒲牢挂钟穿孔与两钟耳之间正中相对。钟顶部圆周作八等分，每个等分圆周内各装饰有一个独立的莲瓣纹，各莲瓣中心开一圆孔，且各与钟耳相对。 装饰风格上来看，间隔的“乾、坤、兑、艮”四个八卦符号下的钟耳正中铸有四个略突起的撞钟点。钟裙部再次出现如第一期式的繁冗纹饰，装饰有折枝花卉纹、海水纹、双龙纹等纹饰。撞钟点内铸有“日”、“月”文字，及作金钱状。八卦符号外围铸有菱花开光状的双线外郭。八卦符号两侧，出现云鹤纹装饰。钟底口边缘突起的边郭内铸有卷草纹或素面。长峪城铁钟肩部双钩大字间装饰有钱纹，每个钟耳中正均铸有圆形的撞钟座。观泉寺铁钟肩部祝颂语大字为单线刻划。此外，地藏庵铁钟钟裙上沿的八卦符号排列次序错乱，当为工匠疏忽所致。 第四期，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所涉及铁钟为：伏魔关帝庙铁钟、白衣庵铁钟。 器形特征上来看，这一时期的铁钟，钟裙部呈外折状，略突起。钟裙上沿平直，在每个钟耳正中与八卦符号相对处作“V”状下凹。钟底波形口边缘延续了第三期铸有约3cm突起的边郭一道的做法，环绕于钟底口一周。钟顶部圆周作十六等分，每个等分圆周内各装饰有一个独立的莲瓣纹，在无撞钟座的四个钟耳上方，于两个莲瓣之间各开一圆孔。白衣庵铁钟钮蒲牢挂钟穿孔与单独钟耳相对。 装饰风格上来看，间隔的“乾、坤、兑、艮”四个八卦符号下的钟耳正中铸有四个略突的撞钟座。八卦纹外围无边廓，两侧装饰有云纹。钟裙部装饰有莲花、梅花、海水、蔓草等纹饰。撞钟点内不再出现文字装饰。钟底波形口边缘的宽边郭内铸造有卷草纹。关帝庙铁钟上栏内铸带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祝颂语的龙牌。白衣庵铁钟肩部祝颂语大字改为单线刻划，钟体下部无铭文两栏内分别铸有莲花瑞鹤与麒麟望日为题材的图案，画面构图饱满，注重主次呼应与细节刻画，八卦纹亦出现了排列错置的现象。 2、形制演化原因分析 （1）摒弃与迎合——第一期风格渊源与变化的分析 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龙王庙铁钟这一现存最早的王氏家族铸钟实例来看，具有显著的北京地区以外的地方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1、钟肩部与钟裙部的乳钉纹；2、钟体上部的大字祝颂语；3、每个钟耳对应的钟裙上沿作“菱花口”状。从现存实例来看，具有以上三点装饰风格的梵钟主要见于元明清时期的河北西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见【表四】）。钟体铸有乳钉纹作为装饰，可上溯至唐宋时期北方地区梵钟的装饰传统。自金代开始，已出现在钟体上栏内铸有大字祝颂语的装饰手法，元代以后大字祝颂语的位置上移至钟肩部。每个钟耳上沿作“菱花口”状样式的梵钟至迟于明代早期已在山西北部地区开始出现，继而盛行于整个山西地区并流行至清代。目前北京地区的所见明清时期梵钟实物中，未见同时具有上述装饰风格的实例。值得注意的是：钟钮蒲牢挂钟穿孔与钟裙部两钟耳之间正中相对的做法，也是上述地区特别是山西地区流行的样式。以上龙王庙铁钟形制上表现出的诸多地域特征，则亦可与王氏工匠后人叙述的王氏工匠来自山西地区相互印证。 六年后，同时铸造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孟夏的第一期后两口铁钟——敕赐龙泉寺铁钟与崇宁庵铁钟，均未采用乳钉纹装饰，是二者与龙王庙铁钟最显著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两钟所属寺观位于临近京师的宛平县东北部地区，加之两钟的功德主以京师地区达官显贵，内府宦官、士绅耆老为主，在本地梵钟地方风格或功德主审美意志的影响下，进而促使王氏工匠对这一来自北京地区以外的颇具地方色彩装饰风格加以摒弃，并在此后的铸钟作品中也未再采用乳钉纹装饰，而钟裙部每个钟耳上沿作菱花口状的形制则继续保留。此外，王氏工匠在这一阶段对钟肩部双钩大字铭文的位置也进行着探索与尝试（【图二】），最终调整为在钟肩部辟有单独的带状区域内铸造大字铭文，这样做的目的当是为了节省钟体上栏空间，进而可铸造更多捐资人的姓名，同时又不失庄重。这一做法自崇宁庵铁钟始，其后成为王氏铸钟的定制一直沿用。 通过第一期三口铁钟在装饰手法上的变化可以看出，王氏工匠在本期铸钟活动中，对其原有京师地区以外的地方风格装饰手法加以摒弃，并同时做出了迎合本地区信众审美的探索与调整。  【图二】第一期铸钟肩部大字铭文位置变化示意图 （2）模仿与效法——第二期钟裙部的形制的来源 王氏家族第二期铸钟在器形与装饰风格上和第一期相比都具有明显的“跳跃性”，即：钟裙部位外撇弧度与钟耳弧度较小。钟裙上沿为与钟底口平行的弧线。钟裙部位明显加厚，略高于钟体平面。钟铣较尖。钟裙以素面为主，偶见装饰性纹饰。通过与北京地区梵钟进行比较，可知王氏工匠第二期铸钟形制与北京地区明代早期至明代中期（永乐至成化年间）官式梵钟样式形制基本一致（【表五】），而非王氏工匠主观创造。 王氏工匠第二期铸钟陡然转为对明代早中期北京地区官式梵钟样式的模仿，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与第二期铸钟的功德主的身份和第一期相比更加显赫，出现了当时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及其名下诸多高级宦官（见【表一】），有着密切关系。无独有偶，今北京怀柔区红螺寺大雄宝殿内悬有一口明天启乙丑年孟秋（1625年）魏忠贤党羽王体乾为该寺捐造的大铜钟，其年代与魏忠贤捐资铸造的文殊庵铁钟几乎同时，形制亦为明早中期北京地区官式梵钟样式，钟体下部的《敕赐钟铭》中写道：“堂堂神器，精炼质刚。巍乎法象，赫赫声扬。四方维则，和鸣锵锵。晨昏是赖，朝礼未央。镇护神京，永奠安康。”，铭文开篇即对钟的形制进行了赞颂，足见功德主王体乾对此钟形制的推崇。此外，嘉靖年间由宦官李瑞捐造的广济寺嘉靖丙辰铜钟（1556年）、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嘉靖三十九年李淮铜钟（1560年），以及天津市博物馆藏隆庆五年冯保铜钟（1571年），亦均为此类形制，可见晚明以来宦官对这一形制梵钟的推崇在魏忠贤与王体乾之前早已开始。崇祯初年，宦官刘若愚在其所著的《酌中志》卷十九《内臣服佩纪略》中记载了魏忠贤专权以后，其与同党王体乾、及名下王朝用、李永贞等宦官对原有的内廷宦官佩服制度大肆毁改，罗列了其对贴里、牌穗、服饰、朝冠、雨具等原有内廷佩服制度的破坏与僭越，这些行为则都是魏忠贤及其党羽肆意彰显极度权力的直接体现。因此，为显示权力与地位，作为大功德主的魏忠贤及其名下诸多宦官在捐资铸造文殊庵铁钟时，很有可能参与了该钟样式的设计与度定。加之，魏忠贤与文殊庵僧人的密切关系，此庵地处京师宣武门外，寺僧对明代京师地区梵钟样式也当有一定的认识，故文殊庵僧人也很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铸钟的形制。 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在分析汉中青铜器个案时所论：“这股由后代人重新采用前代样式的复古之风，带来的其中一项效果便是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因此，王氏第二期铸钟器形与装饰风格表现出的“复古之风”，并非是单纯的在器形与装饰上对明早中期北京地区官式铸钟形制的“模仿与效法”，而当是魏忠贤及权阉集团显示权力与地位的表征。从现存实物来看，自天启五年的文殊庵铁钟之后，王氏工匠将这一形制奉为其在北京地区为达官显贵捐资铸钟样式之“圭臬”，一直保持到崇祯早期。 （3）回归与改进——第三期与第一期器形的比较 王氏家族第三期铸钟形制，并未在第二期铸钟形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是钟耳弧度明显增大，各钟耳对应的钟裙上沿分别作“菱花口”状，钟裙部注重装饰，再次出现了繁复的纹饰，以上特征表明，第三期铸钟形制是对第一期形制的“回归”。如果说王氏第二期铸钟形制是受到了当时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及其党羽集团意志的影响，那么王氏家族第三期铸钟形制出现的大致时间——崇祯中期，则与崇祯皇帝剪除魏忠贤一系阉党的时间大体相当。此外，进入崇祯朝后，王氏铸钟的功德主中宦官人数开始减少直至淡出；同时，第三期铸钟活动中王氏第二代匠人王志不在参与其中，均由第三代与第四代匠人铸造，以上两点也可能是导致王氏第三期铸钟形制回归其家族传统形制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期铸钟的钟底波形口边缘铸有宽约3cm左右突起的边郭一道，贯穿于钟底口一周，可有效地防止钟底口在敲击过程中因瞬间受力过大而出现破裂。钟底口铸造有宽边郭这一形制，在明代中晚期的北京地区梵钟中已十分流行，因此这一特征不仅是该期铸钟与第一期铸钟相比的改进之处，亦表明王氏铸钟样式开始出现与北京地区本地样式融合的趋势。 （4）融合与坚守——第四期钟裙部的再度改进 通过器形对比可以看出，王氏家族第四期形制是在第三期形制的基础上加以简化，即：钟裙上沿平直，每个钟耳正中与八卦符号对应的位置作“V”状下凹，底口边缘保留有宽边郭。通过对比可知，第四期铸钟的钟裙形制与明末清初北京地区梵钟钟裙部特征一致（【表六】）。因此，王氏家族第四期铸钟钟裙上沿的“弃繁从简”，实则是其家族传统样式向当时北京地区本地样式的转变。白衣庵铁钟挂钟穿孔改为与单独钟耳相对，则标志着王氏家族铸钟与北京地区本地样式的融合，但自钟裙部以上的钟体、钟顶、蒲牢部分则仍保持了原有的家族铸造传统。 此外，从【图三】中可以看出，王氏家族工匠中有6位工匠，均经历了两期铸钟形制的变化，其中王二学则经历了王氏工匠铸钟的二、三、四期三种形制的变化，参与铸钟时间竟达58年之久。由此可见，王氏工匠铸钟形制的变化，当是交织在种种错综因素下工匠的“有意为之”。  【图三】王氏工匠铸钟统计图 三、王氏工匠的群体特征及其与募化人、捐资人、其他工匠之间互动关系 1、家族性 自唐代起“城乡各种手工业者通常是父子相承，职业世袭”的现象已十分普遍。王氏工匠的家族性则亦体现在完全由其家庭内部男性成员组成铸钟团队开展铸钟活动。而铸造于与王氏工匠活跃年代相当的隆庆保明寺钟铜 (1572年)、顺治法源寺铜钟 (1660年)两口梵钟，铭文中显示其二者均为异姓金火匠人组成匠师团队铸造。在京师地区日渐兴起以异姓金火匠组成团队开展铸钟活动的明末清初，王氏家族依然严格保持着其团队的家族性，尽管有一定的保守因素，但却保证了其精湛技艺在家族内部传承，当然也为其铸钟技艺的失传埋下了隐患。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之祯所撰长峪城天仙庙铁钟铭文所述：“王好学以世传精艺承役斯工，予亦时常临步，每将凫氏之条向学讲论，学亦应答如流，井井如毂，无愧家风，堪为凫弟。”。可知，当时以王好学为代表的王氏工匠，及其家族世传的铸钟技艺，得到了身份荣显的捐资人群体的认可与高度赞颂，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王氏工匠在北京地区铸钟行业的竞争力与知名度，更是其家族在明清递嬗之际仍能够持续从事铸钟活动的重要原因。 2、流动性 明代以来，金火匠人穿梭于城镇村落、通衢隘口，从事铸造生产活动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不仅与冶铸工作特点有关，更与明初因匠籍制度改革，使金火匠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着密切关系。在考察王氏工匠铸钟活动的流动性时，笔者认为可从地域与时间两个方面来考察。 从地域方面来看，笔者以钟铭为据，将王氏工匠所铸各钟的原属寺观地点于地图上标出（【图五】），从图中可明显看出：王氏工匠铸钟活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宛平县境内，以及当时房山县东北部。这些铸钟地点都与王氏工匠的居住地——宛平县清水社上清水村，相距甚远，其中长峪城、房山县三庵村等地都位于偏远的京西群山腹地。从【图五】中还可看出，位于宛平县东北部的阳台山东麓，是王氏工匠铸钟活动较为集中的一个地区，已知王氏工匠为此地不同村落的寺观铸有六口铁钟，分别是：敕赐龙泉寺铁钟、崇宁庵铁钟、东岳庙铁钟、伏魔庙铁钟、地藏庵铁钟、玉清宫铁钟。其铸造年代，自万历晚期至顺治末年，前后跨度近50年，六口铁钟铸造年代间隔短者1年，长则达到20年与21年之久，其中敕赐龙泉寺铁钟与崇宁庵铁钟系同年同月铸造。通过【表一】对以上六口铁钟募化人与捐资人进行对比，可发现存在着以下联系： （1）同时铸造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孟夏月（1611年）的敕赐龙泉寺铁钟与崇宁庵铁钟，两钟众多捐资人中，有一部分是相同者——分别是：慈寿慈恩寺住持僧录司左善师本在；周边寺庙僧人：明然、镇源、真禄、如意、真语；以及信众昌平州儒学生员李梦元等。此外崇宁庵住持僧人宽洪不仅是崇宁庵铁钟的募化人，同时还是敕赐龙泉寺铁钟的捐资人。 （2）为东岳庙铁钟捐资的昌平州铺头村李天贵、李天福、李梦祯、李梦熊、李梦麟、许仲金等人，亦曾为早于该钟20年的敕赐龙泉寺铁钟捐资。作为东岳庙铁钟捐资人之一的御马监里草栏贴厂太监张进朝，还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赞助了地藏庵的重修工程。此外，作为募化人的东岳庙住持道人霍一玄与白衣庵铁钟的募化人住持道人常一鉴同为“一”字辈道人。 （3）伏魔庙铁钟与地藏庵铁钟两钟铸造年代虽然时隔7年，但募化人却同为身兼两庙住持的僧人真玉，同时亦有：性定、宽灯、宽旺、性通、性学、普印、圆明、性亮、普举，9位僧人均参与了两钟的捐资。 （4）六口铁钟的募化人与捐资人中，僧众与内府宦官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两大群体，特别是身为各庙住持的“明”、“真”、“如”、“性”、“海”等字辈僧人，可明显看出他们之间的法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募化伏魔庙铁钟与地藏庵铁钟二钟，并身兼多庙住持的僧人“真玉”其法名还见于：万历九年《新建护国报恩千佛寺宝像记》碑阴（1581年）的赞助人中，以及五台山显通寺万历十二年铁钟（1584年）与王氏工匠所铸万历三十三年上清水龙王庙铁钟（1605年）的捐资人中。从时间上看，以上所见三处万历年间僧人“真玉”很可能与作为募化人的“真玉”为同一人。由此推测，王氏工匠最初由山西来到上清水村甚至也可能和当时山西僧人流动到顺天府有着密切关联。因此，王氏工匠在最初的铸钟活动中可能首先得到了僧道群体，特别是僧人的认可，进而在该群体募化与捐资铸钟活动中，又因其宗教法脉，及与捐资人之间的种种社会关系的关联，从而直接影响了王氏工匠铸钟活动的流动。 再从时间角度出发来看，明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作为大功德主捐资铸造文殊庵铁钟之后至崇祯早期，不足十年的时间里，王氏铸钟活动表现得异常活跃（【图三】），内府宦官、达官显贵、守边武将、州县官员等群体纷纷作为捐资人于这一时期参与到铸钟活动当中，而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恰涵盖了上述捐资人中的各群体。这些处在当时社会上层的功德主，凭借手中的财力与权利及其群体内部横向与纵向的联系，得以在一定时间内频繁聘请王氏工匠铸钟。 柯律格在《中国艺术》一书中所论：“17世纪初，上层社会掀起的佛教信仰高潮反映在重新修饰大量的寺庙，重修寺钟和鎏金铜像，但是已经不会再有更多的新壁画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从地域与时间两个角度分别出发，均可看出：王氏工匠铸钟活动的流动性不仅与其技艺精湛，在当时宛平县及周边地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有关，更和募化人、捐资人之间，及其各群体内部之间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关联。因此，王氏工匠看似无序流动的铸钟活动表象背后，实则有序可循。  【图五】:王氏家族铸钟分布示意图 3、主导性 王氏工匠的主导性表现为内部与外部两大方面。 对于内部而言，在不同时期的王氏家族铸造团队中，始终采取由一位地位尊长者作为铸钟活动的主导者，由其带领同辈及晚辈进铸钟。黄启臣先生在《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指出：“明清之际，山西、广东佛山等地的家庭小作坊铸铁手工业成员多是亲属组成的，他们的关系是以封建宗法来维系的。家长也是小作坊的主人，享有绝对的权威，兄弟子侄的劳动完全在家长的指挥下进行。”王氏第三代工匠中王大学与王二学兄弟二人，从事铸钟活动时间分别为39年与58年之久，其中王二学经历了王氏工匠铸钟二、三、四期三种形制的变化。自崇祯中期以后直至康熙年间，此兄弟二人居于其家族铸钟活动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图三】），这应当也是二人的铸钟事迹被人传颂，并成为王氏工匠家族后人家族记忆的原因所在。 对于外部而言，王氏工匠铸钟活动的主导性则表现在与其他工种工匠共同协作之中。从钟铭中可知，王氏工匠铸钟过程还涉及木匠（木作）、泥水匠、铁匠三个不同工种的工匠，均来自其他异姓工匠（【表一】）。已知王氏工匠铸造的15口铁钟中，有4口钟的铭文中出现了其他工匠，其中只有龙王庙铁钟同时出现了木匠、泥水匠、铁匠，其他三口钟则仅出现一种或两种。木匠与泥水匠当是主要参与模、范的制作工作。铁匠则可能是主要负责将募化来的各种铁制品或铁矿石进行加工，以及参与到实施浇铸等工作。同一工种工匠的名字在不同的钟铭中并未有重复出现的情况，由此可知，这些工匠与王氏工匠之间并未形成固定的合作关系，进而推测这些工匠很可能是来自铸钟寺观所在地或其附近地区。从铭文中反映出的铸钟团队实际，以及长峪城天仙庙铁钟铭文中对王氏工匠铸钟技艺的赞颂可以推断：王氏工匠必然精通整个铸钟流程的各个环节，其他工匠的加入则可能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此外，白衣庵铁钟铭文中王氏工匠一同出现了3位未署具体工种的异姓工匠（【图六】），他们可能并未有明确的分工，而是共同参与了铸钟的整个工作，从工匠之间的姓名排列上看，王氏工匠中王二学的名字位于居中正上方，则表明在与异姓工匠组成分工并不明确的铸造团队时，王氏工匠也处于该团队的主导地位。因此，王氏工匠在与木匠、泥水匠、铁匠的合作铸钟过程中，当处于铸钟工匠团队的主导地位，对铸钟工作进行着整体统筹与细节指导。  【图六】白衣庵铁钟工匠署款拓片 四、结论 明末清初，活跃于京师地区的王氏铸钟工匠家族，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先后有9位工匠，历4代，跨两朝，绵延近80年从事铸钟活动，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认定的同一铸钟工匠家族中参与工匠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留存资料最丰富的一例。 通过对王氏家族铸钟器形与装饰风格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王氏工匠的铸钟技艺有严格的家族传承，装饰手法灵活丰富，其铸钟形制的演进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即在坚守家族工艺传统的同时，又与功德主意志、时代风格两大因素互动，因此其铸钟样式体现出家族样式、明代早期官式、明末清初北京地方样式之间的交融与交汇，并最终与当时北京地区梵钟样式相融合。黄启臣先生在《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所论：“这种独立家庭小作坊铁冶手工业具有小商品生产的新因素。它可以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发生竞争和分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氏工匠铸钟上繁冗的纹饰，则也并非是单纯的工匠“炫技”，而很可能是其希望藉此扩大产品影响，以达到提高行业竞争力的目的。然而，也应注意到的是：王氏铸钟表现出的器形规整程度与纹饰严谨性均欠考究，钟体铭文中常出现错字、反字、俗字，及八卦纹排列错误等现象，则与王氏工匠出自民间基层手工业从业者，以及明晚期以来北京地区梵钟铸造整体水平下降有着密切关系。 钟铭中所反映出王氏工匠铸钟的捐资人中，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即：皇亲贵戚、宫廷官宦、内府官员、内边武官、州府大员、县乡生员、士绅耆老、寺观僧道、以及铸钟寺观周边村落的众多普通信众，进而使王氏铸钟工匠家族享誉京师地区。虽然随时代的变迁，王氏家族的铸钟技艺最终失传，但通过对其铸钟实物与铸钟活动的研究，可以看出：王氏家族虽出身底层工匠，但家风严格，敏于探索，善于汲取，在因时而变，取长补短的同时，始终恪守家族技艺与传统中的精华。这些在铸钟活动中表现出的工匠品格与操守，使得王氏工匠家族在明末一举成为北京地区远近闻名的铸钟行业从业者。饶有趣味的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王氏铸钟工匠家族铸毕白衣庵铁钟，遂淡出北京地区铸钟业的同年冬季，“样式雷”家族第一代雷发达以艺应募赴京，开始参加清廷宫苑营建，拉开了其家族书写中国传统建筑领域匠人传奇的帷幕。 总之，明末清初北京地区王氏铸钟工匠家族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不仅开启了北京地区古钟研究的新视野，为深入研究北京地区古钟文物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更重要的是，可让今天的我们透过对王氏铸钟工匠家族铸钟活动的管窥，借此来反思古代“工匠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附记：本文为北京市优秀人才基金项目成果，项目名称：《北京古代铸钟工匠家族个案研究——以王氏家族为例》，项目编号：2017000020044G158。撰写过程中承蒙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吴梦麟研究馆员、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原副馆长全锦云副研究馆员的悉心指导，以及本馆诸位馆领导的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罗飞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原文发表于《故宫学刊》2020年 总第二十一辑 327-357页，内容略有删减。另因排版问题暂略文章注释，完整版请参看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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