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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忘记,何曾容易

 命馨甘 202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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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何曾容易

——《忘记我》后记

徐 风

这本书写了9个月,酝酿的时间,前后却有16年。

原先不敢相信,这个题材可以写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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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夫堡,德军驻比利时总部。

钱秀玲就在这里与法肯豪森将军见面,营救人质。

我从不怀疑,钱秀玲的故事应该可以写成一部厚重的历史作品。但是,耳熟能详的那点事,几句话就可以讲完。太多的故事被老人带去了另一个世界。她生前不喜欢别人关注,甚至回避媒体的追踪。比利时方面曾经授予她“国家英雄”,却没有给她写一部书,甚至没有留下一个独立完整的钱秀玲故事。很长时间内,没有人知道钱秀玲是谁,她的名字一度突然在中国家喻户晓,主要还是2002年央视拍摄的以她为“原型”的电视剧。不过,后来我们知道,当时钱家人看后不太满意,可能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钱秀玲堂兄钱卓伦的名字没有提及。他们认为,没有他,整个故事就没有支撑,所有的情节就会塌方。当然钱家人选择了沉默。不过,历史总是公正的,它带有昭示后人的强大功能。即便我不写,也会有人出来写。我既然要写,起码在真实性上不能妥协---在写作这部书之前,我有幸读到了张雅文老师的《与魔鬼博弈》一书中,有关钱秀玲的章节,雅文老师提到了钱卓伦,并且给予他以非常正面的评价,这让我很钦佩。我与雅文老师通过几次电话,她对我的“钱氏书写”表示了支持和鼓励,并且慷慨地同意引用她文章里的一些历史资料。同时,我在实地采访中,意外地打开了钱秀玲救人之外的故事线索,特别是她堂兄钱卓伦及其子女未被人知的身世,其本身,贯穿着一部动荡的百年史,堪可击节之处,不尽一一。在分别去比利时和台湾地区采访后,我觉得,写一本书的条件基本具备。但是,说实话,写完这本书,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虽然我已经竭尽全力。
16年间,常常会想到那个前往比利时与老人见面的爽约。总想着,要去一趟比利时,见一见老人,以及她拯救的那些人质。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成行的我,便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时在2002年,适逢张雅文老师来宜兴拜谒钱秀玲出生地;其中有一段3分钟的钱秀玲电话同期声;原本以为,这多少可以弥补心头的遗憾,却不料,因为未能亲赴比利时拍摄第一手资料而造成的虎头蛇尾,让我一想起此事,便有一种深重的歉疚。
 
第二部纪录片,则是2018年,我与妻子去比利时采访时,用随身携带的两部摄像机拍摄的。直到这时,我都不敢想象,有关钱秀玲的故事,真的还可以写一部书。我的心愿是,去看看钱秀玲的旧居,她拯救人质的城市,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并且,去她的墓前祭拜。等等。然后拍摄一些视频资料,作为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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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时艾克欣市博物馆采访,收集到了有关钱秀玲的重要资料。

记得,由于语言不通,在进入布鲁塞尔机场边检站口的时候,就因为一句普通的荷兰语问话没听懂,被海关警察关进了一间很小的“问讯室”——顿时有一种被拘留的感觉。在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没有人进来问一句话,也打不出一个电话。这似乎是一种宿命,但我对妻子说,万事开头难,我们会顺利的。
 
当众多被历史遮蔽的素材抖落风尘,陆续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时光深处的一位老人在帮助我。比如说,杰罗姆的协助,103岁的幸存者莫瑞斯的出现,钱育璇提供的其祖父钱卓伦的惊天秘密,以及一些绝版的资料,事先都没有任何的预兆,但说来就来了,挡也挡不住。
 
本书写作,有幸得到了钱家人的支持——钱秀玲的侄女钱棠娜女士、侄子钱宪和先生、钱宪行先生;孙子杰罗姆先生,侄孙钱为群先生全家、钱为强先生夫妇;侄孙路踕(家吉)先生;钱卓伦的孙子钱育旋先生、外孙沈艺江先生等,都为本书写作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和热心的帮助。塔吉亚娜女士是钱秀玲的孙女,也是一名出色的电视编导,虽然我未能与她见面,但她的法文版纪录片《我奶奶是英雄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参照,这里要郑重致谢。钱家人很厚道,也包容;其古道热肠,一如秀玲、卓伦前辈,让我感触尤深。
 
此外,在比利时采访期间,还得到了莫瑞斯老先生、护士巴斯塔女士、艾克兴二战纪念馆馆长雷蒙·穆克先生、艾克兴博物馆原馆长卢埃尔先生、艾克兴市市长夏维先生、二战历史研究者美兰妮女士、以及薛嘉仁先生、翻译蓬飞先生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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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欣市博物馆广场

纪念碑上镌刻着钱秀玲拯救人质的人数和时间地点

 宜兴方面,沈晓红女士、储红飙先生、黄波女士、钱志明、许祥芬夫妇、夏涛先生、戴军女士、蒋亦琦、谈伟、吴达如、孙同、傅剑龙先生等,对本书写作和纪录片拍摄、资料收集提供了各种支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这本书稿的出版也有点磕磕绊绊。最后是译林果断接手、极快签约。由于之前拙著《江南繁荒录》的愉快合作,译林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刘醒龙兄主编的《芳草》杂志,更是以极大的慷慨,在书稿出版前以最快速度刊登完整文本,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徐梅英女士。在比利时和台湾采访期间,大量的摄像、录音、速记工作是她完成的。无怨无悔,亦无所求,是她一直以来的秉性。她不看重我的“成功”,底线只是不希望我太劳累。在比利时采访的最后一天,她因多日辛劳,突感不适而上吐下泻。这一趟远差,她亲眼见证了一个作家付出的心血。她对我唯一要求是,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辛苦!
 
我说,一个作家最苦的,并不是“辛苦”,而是写不出东西的“心苦”。有东西写,作家就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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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拯救的人质名单

( 长篇非虚构《忘记我》徐风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芳草》2021年第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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