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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盾、金溪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范围内的一个分支，存在一些基本的概念、研究自古以来的音乐史书写，以建设新的中国音乐史书写体系，是“中国音乐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内容。音乐通史模式在中国的出现与定型、早期音乐史书写的结构特点、其典范作品及其传统的形成过程，是其中较重要的几个问题。经考察可知，中国古代音乐史书写经历了从断代史到通史、从分类史到综合史、从别录到总录等演进过程。它有四个特点：（一）以“通古今之变”为著述宗旨；（二）在分类基础之上作时间维度的叙述；（三）采用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相结合的写作体例；（四）使用校勘、传注、辨伪等文献考据的方法。这四点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书写的特点。就此而言，中国古代的音乐史书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学书写的组成部分。逻辑与特征。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的基本理论。文章提出“音乐史与音乐史学”“绝对性和相对性”“艺术与文化”“时代影响”“个人创造”“经验与教训”“音乐史学之所以然”等七个问题，以期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音乐史；古代书写；史学文体 刊载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第19~29页 （续） 三、 早期音乐通史的结构特点 上述几部典籍大部分保存了完整的卷目结构。将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宋代和此前的音乐通史著作，其分类结构存在着某种规律。 表1 早期音乐史书的卷目分类 在以上表格中，未列出《古今乐录》《古今乐纂》这两部卷目不存的著作。不过，通过细心钩稽，我们已梳理出此二书的架构。根据我们的复原，《古今乐录》的卷目应该是：卷一乐律，卷二乐制乐仪，卷三乐器，卷四古歌辞，卷五鼓吹曲，卷六横吹曲，卷七、卷八清商正声，卷九吴声歌，卷十西曲歌，卷十一乐舞，卷十二乐书。[i]而《古今乐纂》现存的佚文，则涵盖了律吕、乐器（现存佚文中有琴与笛）、九部乐和十部乐。《古今乐纂》的类目和表1所示很相近。 据此分析，中国早期音乐史书写有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他们都不是单纯的朝代叙述，而采用纵向分类的叙述方式。乐制、乐律、乐仪、乐器、乐章是最重要的五个类别，其次则是乐舞、礼乐文献两类。从卷次编排看，乐律和乐制通常排在首位，这反映了历代礼乐建设的两个出发点：一是以乐律为制器的标准，二是把乐制当作制乐的中心。而在所有分类中，都隐含了形上、形下之辨，所以记录具体操作的乐仪，时或摒除在乐制之外成为独立项目；而仪式音乐所用曲目，则往往被割裂，分别置于乐制类或乐章类——以乐制类记载其表演制度及沿革，以乐章类记载其来源、本事、歌辞和乐曲。由这种种迹象可见，中国早期的音乐史书写，本质上是礼乐史书写。 第二，在分类叙述之下，也有时间维度的叙述。一般来说，各乐书“乐制”部分的内容，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所谓“历代沿革”，也主要是指乐制的沿革。而上文所谓“订论历代乐名、乐仪、乐议、乐音、乐图、乐章、乐器、乐曲及夷乐之名甚备”，意思则是：于乐名、乐仪、乐议、乐音、乐图、乐章、乐器、乐曲、夷乐等项，在分类之后都按年代先后来叙述。这些迹象又表明，中国古代的音乐史书写有两个方法论思想：其一是分类例，其二是通历代。后者的表现形式是进行时间维度的叙述，其内在精神则是“通古今之变”。 综上所述，在宋代以前，中国的音乐史书写已形成一定模式。一言以蔽之，其主要特点是分类作时间维度的叙述。 四、 音乐史书写的集大成之作：《律吕正义后编》 当我们讨论中国早期音乐史书写模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讨论到音乐史书写的几种著述体裁。现在我们看到了三种体裁：（一）由《古今乐录》《古今乐纂》代表的乐书体；（二）由《通典·乐典》代表的政书体；（三）由《玉海·音乐》代表的类书体。其中最重要的著述体裁是乐书体。它有很多作品，其极致是《律吕正义后编》一书。[ii] 图3 《律吕正义后编》书影 《律吕正义后编》又称《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是编成于清代乾隆朝的一部大型乐书。此书一百二十卷，由允禄、张照等奉敕撰，乾隆十年（1745）成书，次年刊行。在它之前，康熙朝的学者已撰成《律吕正义》上编、下编和续编，含《正律审音》《旋宫起调》《和声定乐》《协均度曲》等篇章。由于这三编篇幅较小（仅五卷），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讨论乐律学理论与相关乐制度），故乾隆朝补撰了《后编》。《后编》重视历史叙述，具有较鲜明的音乐史属性和官方文件属性。 和《通典·乐典》一样，《律吕正义后编》也有承前启后的特性。从“承前”的角度看，它明显遵从了前代乐书的体例。首先，它和刘贶《太乐令壁记》等许多乐书一样，采用前代与本朝分立的乐书结构——以前六十一卷记录当朝礼乐制度和仪式乐章，其后论述上古至明代的音乐史。其次，它和此前各种音乐史著作一样，分类作时间维度的叙述——全书下半部分即由《乐器考》十六卷、《乐制考》十五卷、《乐章考》二十卷、《度量衡考》四卷、《乐问》四卷组成。也就是说，其基本架构遵循了早期音乐史书写之旧。 但是从“启后”的角度看，本书有一重要特色，即采用了纲目体的书写方式。这在下部《乐制考》十五卷得到充分表现。《乐制考序》介绍这一方式云：“顾历代之制可考也。爰博稽史籍，摘要为纲，详注为目，从《通鉴纲目》例，以便观览。其历代论乐之书，依次附列，犹表志之次本纪也。”[iii]可见《乐制考》有明确的史学意识，亦即仿效《资治通鉴纲目》和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进行编纂，其具体方法是“摘要为纲”“详注为目”“附列表志”。其中“摘要”是编年纪事，“详注”是相关考释，“附列”则相当于资料长编。因此可以说，《乐制考》是一部兼用纲目体、纪传体、长编体的中国音乐史著作。 图4 《乐制考》首页书影 （一）关于“以编年纪事为纲” 《乐制考》的主线是编年纪事，亦即以“摘要”的方式简述史事。从它和“附列表志”的关系看，编年纪事相当于纪传体史书的本纪；从它和“详注为目”的关系看，编年纪事相当于纲目体史书的纲要。例如《后编》卷八五宋代部有一纪事云：“宝元元年，诏郊庙仍用旧乐。”其后为“附列表志”，表志末注云：“按李照、阮逸等所议乐律，撮其大要如此，其详备见于后所引《宋史·乐志》《律历志》《玉海》《文献通考》中。”[iv]由此可见《乐制考》的基本结构：以简要的编年纪事为纲；由附列的长篇资料展开其内涵，为目；再以详注作补充提示。 （二）关于“附列表志” “附列表志”是编年纪事的资料长编，因而书写在每一条编年纪事之后，表现为比较完整的文献集合。表志之后往往附有按语，叙述附列此段文献的理由。例如卷八〇秦汉部附列《史记·乐书》和《律书》，其后注曰：“按古乐失传久矣，后之人犹得寻其遗绪，以存什一于千百者，端赖迁《史》。此宋蔡元定《律吕新书》与李、范、马诸儒及先明诸家言乐者所祖述者也。”[v]由此可见，附列表志的意义是通过表志等文献来呈现古乐的“遗绪”。 事实上，在《乐制考》中，“附列表志”并不是引用文献的唯一环节；相反，编年纪事和详注也要引用文献。不过由于目的不同，三个环节所引典籍的类别和体裁颇有差别。我们曾编制一份《<乐制考>引书表》，以朝代为纵列，以“纪事”“表志”“详注”为横列，以此探察《乐制考》不同环节引书的差异。我们发现：“纪事”引书，基本上见于《乐制考一》《乐制考二》两卷所载上古三代纪事中，所引有《诗》《左传》《周礼·大司乐》《论语》《韩诗外传》等经部典籍及其注疏。“表志”引书则大多为整篇，汉晋部分主要引用正史乐志和律历志，刘宋以后只引正史乐志。至于“详注”，引书范围则比较宽，唐代引徐景安《乐书》、杜佑《通典》、王溥《唐会要》等，宋代引《玉海》《通志》《梦溪笔谈》等，凡与音乐制度、音乐事件相关的文献都受到关注。由此可见，在编纂《乐制考》之时，清代史家颇注意资料分级。最先编成的应是以表志为基础的编年体长编，其次着手的应是“摘要为纲”，最后完成的是以“详注”为名的综合考证。这三个环节，分别注意了古代典籍的不同类别。在编者的潜意识中，经部典籍及相关注疏具有纲要意义，“表志”是其主要的辅助。 一般来说，“编年纪事”只引用短篇文献，但历朝关于音乐制度建设的诏令奏议等官方档案例外。比如汉宣帝本始元年定孝武庙乐舞诏、汉哀帝罢乐府官诏、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后周显德五年王朴上疏等，都是整段整段地收载在“编年纪事”当中的。这种做法和早期的音乐史书写不同——在早期音乐史著述中，它们是以“乐议”的名义列入卷末文献汇编当中的。这件事表明，《乐制考》作者是把官方文献当作“事”而非“著述”来看待的。这一认识其实来源于古代史家——古代史家撰写正史本纪之时，通常要依年份而载录各种诏令奏议。 （三）关于“以详注为目” 在《乐制考》中，“详注”位于每事之末，看起来只是编年纪事的辅助部分，但它却有三个功能：其一解释大纲，阐发历史事件和历史事物的内涵和意义，有史学功能；其二实现“事”与“言”的结合，有文体功能；其三表达著书人的主观认识，有理论功能。因此，尽管详注方式早见于以前的音乐史书写——比如在释智匠《古今乐录》中有三种注释，其一是以“今”起句，说明古今音乐的不同；其二是就前人论述加以补充；其三是以小字加注[vi]——但《乐制考》的“详注”却有特殊意义。它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提出了一系列音乐史专题，二是采用多种史学手段来论述这些问题。后者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括起来看，包含以下六种方法： 1. 叙体例，明缘由。《乐制考》的注文有一习惯：凡首次使用某一体例，即加以注解；在开列资料之后，又往往以按语解释其由来。前文“宝元元年诏郊庙仍用旧乐”条的注解即是如此。又如卷七九东周部列《乐记》全文，其后注引《汉书艺文志》和诸家经注记述文献来历，其前注则云：“邹鲁大儒皆出于七十子之支流余裔，今世所可见者此而已，故自《乐记》以下并附列焉。”[vii] 这类注释，使《乐制考》呈现出层次整饬的面貌。 2．校异文，订错讹。即采用他校、本校、理校等多种文献学方法，对异文加以校勘，并推断其原因，以考究古籍原貌。如卷九二明代部诸条，于注文中不仅引《明史·乐志》《礼志》及纪传诸篇互证，而且引《续文献通考》等政书互证，以明其异同，求其真相。[viii] 3．补文献，备背景。这是《乐制考》详注中最常用的方法。所补多为与编年纪事在时间上、性质上相近的音乐史料，以及相关的背景资料。补充时往往遵照横纵并行的思路，即先补主题上有直接关联的文献，复按时间先后进行引申。如卷八五宋代部 “（至道）二年太常献九弦琴图”条后，注文曰：“按琴阮有《凤归林》《鹤唳天》等曲，皆太宗所制也。后真宗以太宗所制曲名三百九十，及九弦琴、五弦阮谱字变弦法，并调弄操引名，共三百三十六，付史馆大乐局。仁宗以琴阮谱赐群臣。”[ix]这里的做法是：采用其他文献，补充介绍献九弦琴图的背景。 4．引群书，证史实。这一方法可以突破资料局限，改善已有认识。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多方考据，来纠正舛误，补正简略，发掘内涵，澄清异说。如卷八三唐代部列《旧唐书·音乐志》“四厢金石”条，其后注云“按张浚奏引六代乐县之数”云云，乃以长篇文字考证历代乐悬制度及《隋书》诸志、两《唐书》诸志相关记载之差异，得出“《旧志》云云，殆传写之误”等结论。[x] 5．辨异说，陈疑问。此法可以称作“多闻阙疑”之法，即罗列异说，然后提出质疑。如卷八七宋代部以长篇文字讨论“中声”，其中注文引《补笔谈》“乐有中声，有正声”云云，说：“按此，则中声安可废哉？”又引蔡攸语，说：“按攸谓黄钟君声，不当有二，是已；厥后乃有三黄钟律，毋乃矛盾耶？且天下固无正而不中，亦无中而不正者，独声然哉？”[xi] 6、述得失，商优劣。《乐制考》注文于其所列文献，不仅自陈之所以详列的缘由，而且评论其优劣得失。评论时往往将不同年代的言论相互对照，例如讨论雅乐与律吕，均以汉为分界，作前后对比。又如卷八一东汉魏晋部卷末注云：“又按，律吕之道，始于黄帝，著于周礼，散见于《左传》《国语》，演于《管子》《乐记》，详于《吕氏春秋》《淮南子》，集于《史记》、前后《汉书》。其大指虽同，然其词由略而详，由正而变……此皆昔人层见迭出，日引日开，前人简言之而不失之略，后人备言之而不失之烦。故考乐制者，虽上下其议，而于经史之正文，无所去取焉……自《晋志》而后，拘牵者徒掇拾成书，以袭其旧；夸张者又独逞私智，以炫其新。旧者既为昔人所已言，新者又为正雅所不道，此则不容转相沿饰者也。故自《晋志》已下，删其所袭，存其所创；删其可疑，存其可信。其有相传既久，及震惊耳目者，则虽存之，仍为辨其黑白，摘其异同。” 这段话综述古今律吕文献，有判断，有褒贬，采用了“太史公曰”的史评方式。 从以上六点来看，《乐制考》的详注涵盖了校勘、考辨、阐释、评论等多个方面，既有细微辨析，又有宏观比较。撰者的音乐史观和学术见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表现。 综上所述，《律吕正义后编》是一部体例整饬、结构丰满的音乐通史著作。它把早期音乐书写实践中形成的模式继承下来，作了进一步扩充与强化，使之成为逻辑维度、时间维度两条线索并行的结构。从其中《乐制考》十五卷来看，它对中国史学的各种著述方法作了充分吸纳。它通过编年纪事、资料补充、考证论述三者的结合，组成了立体的叙述结构。它并且以精致的考订和论证，使每一层级的叙述都相互策应，充分实现了其史学功能。《律吕正义后编》无疑代表了中国音乐史书写的高峰。 注释： [i] 参见金溪：《<古今乐录>的整理与考释》，载《岭南学报》复刊号（第一、二辑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69页。 [ii]《律吕正义》，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共65册，自第6册起为《后编》。《乐制考》在第24册至第49册。 [iii]《律吕正义》第42册，第4753页。 [iv]《律吕正义》第46册，第5377~5379页。 [v]《律吕正义》第43册，第4924~4939页。 [vi] 第一种注释如《初学记》卷十六《乐部下·琴第一》引《古今乐录》：“大琴二十弦。今无此器。”《乐府诗集》卷三七《相和歌辞·西门行》题解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西门行》歌古西门一篇。今不传。”第二种注释如《乐府诗集》卷一九《鼓吹曲辞·宋鼓吹铙歌三首》题解引《古今乐录》 ：“沈约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尔。”第三种注释亦多见于《通典·乐典》及《玉海·音乐》，即以自注为按语，对所引史事与文献进行考辨。 [vii]《律吕正义》第43册，第4824页。 [viii]《律吕正义》第49册，第5909~5990页。 [ix]《律吕正义》第46册，第5357页。 [x]《律吕正义》第45册，第5217~5221页。 [xi]《律吕正义》第47册，第5578~55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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