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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民 开拓实验方剂学的中医药学家王世民 王红梅 施怀生 王永吉 整理 编者按 王世民，河北石家庄市人。１９３５年生，山西中医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卫生部第四届新药审评委员。王氏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北京 中医学院，其后拜陆石如、孔嗣伯、白清佐、刘寿山等名中医为师，尽 得其传。先后出版《中医方药手册》、《局方别裁》等学术专著，发表学 术论文５０余篇，培养硕士生１７名，创刊并主编《山西中医学院学 报》、《中医药研究》杂志，因其在中药、方剂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本文注重介绍了王氏在学术上强调方剂辨证，开拓中医实验方 剂学的构想和作法，以及对补肾剂抗衰老的研究。临床则以食疗药 膳，慢补最宜；治病求其本，善用补和泻为特色。名案评析中的当归润肠汤、藿香正气丸、黄芪 建中汤治疗验案是对方剂辨证的例案说明。其医论医话、经验方均是王氏心得之谈。细读全 文，对王氏开拓实验方剂学的思路与方法，定会有全面的理解，并会有很大收益。 求所从来，方为至治。 ———《景岳全书·传忠录》 王世民，男，汉族，１９３５年８月生。河北省石家庄市人。１９５６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缘 于其母因外伤感染破伤风，为庸医误治，英年早逝，遂立志学医，济世活人。在校修业６年， １９６２年毕业，是我国首批正规的高等中医院校毕业生，同年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 王氏在京读书时，勤奋好学，毕业实习，被分配到北京市同仁医院，跟随名医陆石如和四大名医 之一孔伯华的嫡传孔嗣伯侍诊，孜孜以求，甚得师长之欢心，并以家传抄本相赠。到太原后又 拜山西省名老中医白清佐为师从事内科临床工作，白氏和名震京华的孔氏善用生石膏等凉派 相反，主张脾湿肾寒，擅长用温燥药，如附子、肉桂、干姜……，屡起沉疴，王氏虚心学习，择善而 从。王氏认为，这种用药各执一端，虽属偏颇，但也正是其所长，更值得认真学习。１９６５年以 后，王氏先后在内科和传染科（肝病科）任医师，在山西省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讲授中药与 方剂课。由于他备课认真，并能衷中参西、深入浅出地讲授，深受西学中学员的欢迎。所编著 《中医方药手册》１９７０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一版发行６０万册，但该书在１９８４年再次 修订为第二版才恢复王世民的署名，由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１９７０年由谢海洲老师推 荐，王氏拜师著名中药文献学家刘寿山先生，从事《中药研究文献摘要》的编写工作，尔后又参 第五卷２６１ #### 加了《方剂研究文献摘要》的编纂。９０年代王氏和他的学生们合作，出版了《局方别裁》、《中药 新用手册》，参编了《微量元素与中医药》、《生命元素与药物应用研究》，协助谢海洲教授、孙华 士教授整理考订《医药丛谈》和《幼科金针》。 王氏身为临床医师，对中药却情有独钟，他讲授中药课不仅生动活泼，而且还亲自带领学 生上山认药和采集，常说，作为一个中医应当是“医能识药”。从这一角度出发，他曾撰文提醒 临床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些药学问题，发表于《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明确地指出，文献上报 告的临床经验重现率不高的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一些药学问题，如异物同名，一物多名和 炮制、制剂质量等，常有一定的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些恰又是临床医生常易忽视的问 题，很有启发意义。对于中医药理论，王氏也是刻苦钻研，他不仅读古今文献，还要进实验室作 实验，因此对中药的一些理论颇有“心悟”。他撰写的《中药归经学说浅谈》一文，不仅指出中药 归经中的一些混乱问题，还深刻地指出研究归经学说，特别是在实验研究上，由于中医与现代 医学的基本理论不同，不能用简单地对号入座方式图谋解决归经问题。对于药性理论，王氏独 具匠心地把中药的作用，归纳为固有作用、次生作用和配伍作用三种，此说可以说是古今文献 上未曾见到的。特别是对次生作用和配伍作用的分析和阐释，探幽发微，融会古今，堪称是发 前人之所未发。 王氏在７０年代以后，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方剂学的实验研究，这在所谓“纯中医”中不 仅是较早的，也是很少的。由于王氏有一定的临床经验，中医基础理论较扎实，又掌握了一定 的实验研究方法和手段，中西兼容，虽不能说处处得心应手，但确实方便不少。他先后在山西 省中医研究所和山西中医学院建立了方剂研究室（后改为方剂研究所）。首倡将实验药理学、 分析化学方法引入方剂学的研究中，主张方剂学进行学科分化，确立实验方剂学的学科地位。 并对该学科的性质、任务、研究方法以及与中药药理等临近学科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１９９２年在山西省大同市，王氏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实验方剂学术讨论会议。１９７５年以来，他 对山西特产名贵中成药龟龄集、定坤丹和某些道地药材如党参等都做过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其 中龟龄集、定坤丹的实验研究获得山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１９８７年在王氏的主持和指导下， 与太原市日化研究所研制成功了卫生洗剂康洁司乐。本品集祛污护肤，防病治病于一体，除用 于一般皮肤病外，实验还证明，能杀灭艾滋病毒，防治性传播疾病，如尖锐湿疣等，是北京亚运 会指定的卫生用品之一。经卫生部门、日化部门鉴定投产后，救活了濒临倒闭的太原市日化 厂，后又发展为中外合资山西康洁力可生保健品有限公司，产品行销国内外。随着生物无机化 学的深入发展和测试手段的进步，王氏敏感地注意到中药方剂中微量元素的研究，并提出络合 物化学可能是找寻中药方剂生物活性物质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他还与南开大学物理系等单位 联合研制了中药党参微量元素标准参考物质和中药连翘微量元素标准参考物质，于１９９４年８ 月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鉴定。这两种国家一级标准物质党参定值５种元素，连翘定 值１１种元素，鉴定委员会认为本项目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达到了国内的先 进水平。这是我国首次研制的中药微量元素标准参考物质。本项目业已经国家标准局核准颁 布。１９８６年王氏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到１９９４年已招研究生１７名，在 已毕业的１４人中，已有９人晋升为高级积称（正高２人，副高７人），几乎全是破格或越级晋 升，除在国外２人和读博士的１人外，在国内的大多是单位的骨干力量，两人还被提拔到领导 岗位。 第五卷２６２ #### 王氏倾心于科学研究，也热心于群众学术活动，王氏是中国药学会会员，第三届药学史专 业委员会委员。早在７０年代，他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西分会理事兼秘书期间，便积极组 织全省的各种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先后承办了全国妇科、脾胃病和痹证学术会议及北方 １０省市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学术讨论会在山西的召开。１９７９年５月，作为山西省的代表，他还 出席了全国首届中医学术会议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大会。董建华、祝谌予、印会河、刘渡 舟……等全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差不多都曾受到邀请来山西讲学或参加学术交流。还曾数 次邀请日本的中医药学专家、日本东洋医学国际研究财团桑木崇秀会长、日本长崎大学药学部 大桥裕教授等来访和进行学术交流。并达成由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派员赴日研修的协议，促进 了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连续三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日、韩三国中医药学术交流会的举行，我方先 后有６名代表出席会议，增进了友谊，促进了了解。学术活动的开展与园地建设分不开，在困 难的１９８４年底创刊发行的《中医药研究杂志》，现已在全国颇有影响，王氏是该刊的发起人和 创办者，当时也是该刊的副主编和实际上的主编者。相隔１０年后的１９９４年，《山西中医学院 学报》创刊，他又是创办者和主编。王氏不仅注重学术刊物，他还视中医药科普工作为己任。 早在７０年代，便与吕景山教授、张药师，组织编写中医药科普短文，在《山西日报》、《山西科 技报》的支持配合下，开辟专栏，积极宣传中医药知识和小伤小病的防治，受到省内外广大人民 群众的欢迎和拥护。１９８７年他又别开蹊径，与几位年轻人合作，编写了一本《中医食疗保健台 历》，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由于形式新颖，内容实用，不仅行销省内外，远在万里的新加 坡仁济医院图书馆，也专门来函索购。王氏笔耕，除了这些科普作品和前述的几部著作外，自 １９８０年以来已发表学术文章和译文５５篇。 王氏在学术研究上的主攻方向是补肾剂，和他在临床上的特点一样既善补，也能用泻。并 就补肾剂的强壮，增强性功能而延缓衰老、保肝、降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抗糖尿病、抗骨质 疏松、抗老年性痴呆以及对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治疗作用等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初步 揭示了补肾剂治疗有关疾病的某些药理学基础，而且为中医的“肾主生殖、发育”、“肾主骨、生 髓、通于脑”和“肝肾同源”等基本理论提供了一些实验依据，还给自古以来用补肾剂补肾强精 以治疗老年病、延年益寿提供了佐证。 王氏研究的领域较宽，包括中医药学、实验方剂学、微量元素和老年病以及食疗药膳学等， 学术上中西兼容，是一位医药兼通的专家。且性格爽直倔强，“言人不敢言”，不慕名利，办事公 道。退休前是山西中医学院副院长兼方剂研究所所长，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山 西省中医研究所方剂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科教处主任、副所长、附属医院副院长； １９８７年后任山西中医学院方剂教研室主任、方剂研究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山西中医 学院学报》主编。还是中医药微量元素分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卫生系列高级 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普通高校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山西省科委系列高级职称评 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部第四届新药审评委员会委员，山西省１～４届新药审评委员会委员 兼中药组组长，《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杂志编委，山西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山西省微量 元素学会名誉会长，山西省晋城中西医专修学院名誉院长等。 第五卷２６３ #### 学术精华 一、证与方剂辨证 证是中医临床上施治的重要依据，不论药物治疗抑或针灸、按摩，都是如此，所以证的辨 认是中医治病的先决条件。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医学术的精华，因此，对于证 的概念和辨证论治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临床实用意义。 （一）证与方剂辨证的概念 “证”与“症”文字学上是同义的，但在中医学这一特定范畴中却有着严格区别。症，是指孤 立、单一的症状，如出汗、发热等。而证则是专指一组相互有机联系的症状，如脉浮缓，发热，恶 风，自汗，舌红，苔薄白之中风表虚证。显然证是医者按照中医理论，对机体在疾病过程中外在 表征的分析概括，其实质是人体在致病因子作用下应答反应的一个特定状态。由于机体对疾 病的应答反应是受致病因子的性质、强弱、数量、侵人途径、作用时的季节、地理区域以及机体 本身机能状态、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制约或干扰，故其状态不一致，而随之表现出来的证也各不 相同，中医辨证就是着眼于此。它抓住机体应答反应的外在表现———证候，而不追求其内在的 变化细节，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所以，只要对证治疗也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中医辨证方法，经前贤数千年来不断地研究总结，形成了病因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 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和经络辨证等。近年来，医学界同道又提出“微观辨证”、“影像辨证” 等。上述诸类辨证，不管怎样不同，最终必须九九归一，落实在一证用一方（包括按摩、针灸等） 的治疗上。方与证之间愈丝丝入扣，疗效愈佳。由于方剂是根据证而立法遣药，配伍组合而 成，与证候之间有着牢固的内在对应关系，因此，王氏认为，提倡和进一步开展“方剂辨证”（或 谓“汤方辨证”，简称“方证”）研究，不只是比较切于实用，而且对中医学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所谓方剂辨证，就是按证举方的意思。方剂辨证源远流长，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堪称典范，仲 景把外感热病（包括一部分杂病），根据其发生、发展、演变、转归划分为六经病，而且每一经病 中又具体归纳为若干方证，论述中常常以方名证，突出地阐述了其方剂辨证的学术思想。例如 《伤寒论》１２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鼻 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等等。正因为证与方有着不可移易的对应关系，有的还径直把典型的 适应证称作某某汤证，即以方名证，如《伤寒论》３４条“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 ……”等。后世对此方证关系也很重视，至今中医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伤寒论讲义》也是以方名 证，可见影响至深。 （二）方与证研究的意义 前已述及，证是机体对致病因子的应答反应，而方剂则是对应于此应答反应的有效治疗措 施。因此提倡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医，在目前还无法打开中医这个“黑箱”的条件下，不失为一 第五卷２６４ #### 方便法门，常可获事半功倍之效，尤其对于促进中医药学走向世界，逐步国际化更有着不容忽 视的意义。 １方与证之间内在牢固的对应关系，使其应用范围比较广泛。中医学发展史揭示，药物 治病，是从单味药开始的，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虽不免神话传奇色彩，但却正确反应了我 们祖先寻找食物或药物的情景，当时只能是一药对一症，不可能是辨证论治，只能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地治疗，例如常用中药贝母，《诗经·风·载驰》中有明确例证，其曰“陡彼阿丘，言采其 ，女子善怀，许人尤之，亦各有行。”朱熹注云：“，贝母也，主疗郁结之疾。”由此可见，早在公 元前４７５年以前，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发现了贝母一药和忧思一症的内在牢固对应关系，伴随着 中医学的发展，一药对一症日益积累增多，开始升华为数味药对几个相互有机联系的症，这在 解放后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武威医简》等文献，都有具体体现，迨至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 论》问世，创立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把前人总结起来之方证对应内容纳入六经体系，所以六经辨 证论治体系是方证对应的系统化，方证对应则是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的核心与基础。《伤寒论》 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就是因为它总结的方证经长期临床验证，大多数能较确切地反映出机 体当时的应答状态，据证选方遣药，疗效显著，从中不难看出，中医学术孕育着“药与症”、“方与 证”的孪生关系。 正是由于方与证的对应关系比较紧密而稳定，它反映的是机体的应答反应，因此不论是什 么病，只要有此方之证，即可用此方治疗，明乎此理，中医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法则也 就不难理解了，盖因中医治病不是以病名来决定治疗原则的，而是以反映机体对致病因子应答 反应的证来决定的，所以常有同一个病由于证不同而治疗方法不同，选方用药则异，这就是“同 病异治”，反过来，虽然是不同的病，由于有相同的证，也可用相同的方药来治疗，这就是“异病 同治”。由是可知，由于方与证内在牢固的对应关系可以超越病种、病位、时间、地域等的限制， 从而形成了中医在论治上的优势，不论什么病，只要有证可辨，就有方可施，有药可选。 ２方证的客观性便于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药学走向世界。在我国，目前是中医、中药与 西医、西药并存，两者的服务对象和目的虽然相同，但却因为学术体系不同，对于同一个疾病不 论是病证的表述，还是病理机制的解释以及研究观察的方法，均存在着明显差异，概而言之，西 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以直观、分析见长，着重于人体结构和形态的观 察，重视对物质代谢的检测，对疾病的认识是比较客观的、微观的；中医则是建立在以朴素唯物 论为指导的长期反复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以客观、动态分析见长，着眼于整个机体功能的大系 统，依据“有诸内，必形诸外”，不追求打开“黑箱”，善于由外在征象以推断“黑箱”的内在变化， 因此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去研究中医的生理、病理，找某某“实质”，不用说是气血、阴阳，就 是脏腑也是难有共同语言的，因为中医的脏腑是根据人体功能状态的外在表现，加上思辨推理 形成的“器官”和“功能”，因此称作脏象是比较准确的表述，它决不是现代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 组织器官及功能。然而由于方证的对应关系，较易于动物模型的设计造型，从而找到方与证相 对应的现代生理病理学与药理学的结合点，发现某些微观变化或客观指征，找到一些中西医学 之间的共同语言。如现已被广泛采用的邝安教授有关肾阳虚证研究的实验，就是成功的例 子。无疑这对促进中西结合，使中医药走向世界，是大有裨益的。 第五卷２６５ #### （三）方证的专一化趋向举隅 近年来，有关某些方剂与某一证的专一化关系，以不同的表式见诸期刊杂志者日渐增多， 有些研究成绩，已被多数专家首肯，并成为广大中西医务工作者治疗某些疾病的重要手段。下 面仅就较成熟、定型的几个方剂简介如下： １茵陈蒿汤：本方出自《伤寒论》，药物组成为茵陈蒿、栀子、大黄，原是治疗阳明湿热蕴结 发黄之主方，现在该方已基本成为治疗各种黄疸的定型方剂，广泛用于急性传染性肝炎、重症 肝炎及胆石症、胆囊炎，蚕豆黄和新生儿溶血症等有湿热黄疸表现者，并有资料表明，本方对新 生儿溶血症还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据研究，该方机理主要是利胆、松弛奥狄氏括约肌和保肝作 用，此外，其抗炎作用也不容忽视。 ２四逆汤：本方出自《伤寒论》，药物组成为炮附子、干姜、甘草。原是治疗亡阳厥逆证的 主方，目前该方是中医用以抢救各种休克的急救良药。实验研究表明，强心和升压是本方抗休 克的药理学基础。 ３小青龙汤：本方出自《伤寒论》，由麻黄、桂枝、芍药、细辛、干姜、五味子、半夏、炙甘草等 ８味中药组成，是治疗外寒内饮、咳嗽气喘的名方。药理学表明，本方能使气管平滑肌弛缓，并 能抗过敏，是临床用于治疗以咳喘为主症的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和 过敏性鼻炎等病的重要方剂。 ４补中益气汤：本方出自《脾胃论》，由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当归身、升麻、柴胡、陈皮 等８味药组成。功能益气升阳，是治疗脾胃气虚、中气下陷的主方。实验研究表明，本方对改 善机体蛋白质代谢，防止贫血的发展，增强体力均有良好的效果，对子宫及其周围组织有选择 性兴奋作用，能增强肠道平滑肌的张力，大凡属于骨骼肌、括约肌及支撑组织的紧张度下降而 引起的功能低下或无力、内脏下垂或脱出等弛缓性疾病，诸如子宫脱垂、脱肛、胃下垂、疝气、重 症肌无力、产后或术后膀胱肌麻痹引起的尿潴留和年高之人因肠道蠕动迟缓所发生的便秘等， 皆可使用。 以上列举的方剂，实际上已成为医药学家熟知的专指性治疗药剂，他们使用这些方剂的重 要指征是与方剂主治对应的证，而不是某一个病。 总之，证是中医对机体在疾病过程中外在表征的概括，它是中医施药治病的根据和理论基 础。按证举方，称作方证或方剂辨证，由来已久，行之有效。方证的专一化趋向，易为中西医结 合找到共识，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二、关于中医实验方剂学的刍议 中医方剂是祖国医学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起着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 的桥梁作用，而且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形式。几千年来的临床应用经验证明，在辨证立法正 确的情况下，临床疗效如何，关键就取决于方剂运用的正确与否。从中不难看出，中医方剂是 在人体用药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医方剂学知识的积累，是通过在无数的病 人身上摸索出来的。不管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还是君亲服药，臣子先尝的记载，都是古人在 人体进行药物疗效和药理作用探讨的例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整体来看中医方剂学应 第五卷２６６ #### 属于临床药学的范畴，单就方剂来说确切地讲，应叫“临床方剂学”。尽管这些方剂经得起临床 反复验证，并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了方剂学的一套理论，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等。但这 些古老的药学理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和整个中医学理论一样，论述都较为简单，着 眼于宏观，难以揭示其药效药理学的全部奥秘。尤其是未能充分借助于科学实验，只能靠宏观 的、思辩的推理，用形象的文字加以描述。这不仅难于与现代科学同步，也难于揭示中医药学 治病的原理和真谛。为此，在临床方剂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实验研究，促进方剂学科分化， 创建实验方剂学新学科，跻身于现代科学之林，是历史的要求和科学发展的必然。 （一）中医实验方剂学的基本定义和内涵 中医实验方剂学就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实验药理学方法和分析 化学为主要手段来研究方剂的组成、配伍作用、药效学、药动学和制剂工艺及临床实用的一门 科学。其目的在于揭示古今方剂治病的奥旨，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并跻身于现代科学之行列，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所以必须采用实验药理学方法，以 验证古今方剂的有效性和药理作用，确立方剂组成药物相互关系和配伍的科学机理，并借助化 学分析找出上述作用的物质基础———有效成分的组分或配合物，乃至单体及其代谢过程，进而 确定正确的剂型和制剂工艺，为临床应用的安全有效提供现代科学的说明依据。或许有人要 问，既然承认中医的绝大多数药物和方剂已被临床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今天何必再搬回到动物 身上实验，让实验动物点头认可？诚然，不论是中药和方剂，特别是某些名方、经方，都是经千 百年来的验证，效果是肯定的。但这些药效的观察，限于当时的条件，只是凭借直观的手段 ———望、闻、问、切四诊所获得的资料加以逻辑推理、归纳总结出来的，回顾性的总结多，前瞻性 的研究少，个案多，大样本的观察少，难以进行统计学处理，更缺乏现代生理、生化、病理方面的 资料和信息，因此难于被现代科学武装了头脑的现代人所理解和接受，更难于推向全世界。也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工作，不仅要用现代的语言和观点，而且还必须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才能逐 步揭示中医方剂学的真谛，才能提高中医方剂学的地位。这就是中医实验方剂学与传统的研 究方法之不同和重要意义。 （二）中医实验方剂学的基础条件已基本具备 １客观上的需要 （１）研究古方和创制新药都需要以实验研究为基础。古方、名方组方严谨，疗效肯定，是学 者所公认的，但其疗效的说明，机理的阐述，大都停留在过去直观观察所得的宏观认识上。不 难理解，不借助动物实验，不利用化学分析，要想全在人体上探明其微观变化的机理是不可能 的，也是不允许的。在新方药的研制过程中，药效学的评价，毒理学的考察等，没有动物实验的 验证，更是《药品法》所不允许的，这也是目前严峻的现实。 （２）中医要走向世界，必然是中药先行。按照中医药理论制作的中成药制剂，要使世界各 国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必须有实验研究做后盾。中国人常言说“丸散膏丹，神仙莫辨”，意思 是说制成成品的中成药，其组成药物成分以及质量的优劣，谁也无法弄清楚。这在过去只能凭 感观来鉴别中成药的时代，确实是真理，而今则不然，药学家和临床医生都要求提供该药的药 物组成、功能主治、用法用量、药理作用乃至有效成分测定方法及毒副反应等，这已是基本的要 第五卷２６７ #### 求。国外学者要求更为严格，没有这些内容，难于接受。所以中医赖以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之 一的方剂，要想打出国门，走向现代世界，没有必要的实验研究，是很难如愿的，这也是今天形 势的需要。 （３）在中医药高校开设方剂实验课，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重要方法。方剂学 教学，也和中医其他学科的教学一样，虽然正规的中医高等教育已开办４０年了，除了见习和临 床实习外，中医药课程的讲授，大多还是停留在教师说、学生听的“满堂灌”。近年来这些情况 虽然有改变和提高，但基本模式变化不大。可以想见这样的学生必然是动手能力差，思维也不 活跃。因此国家教委王镭同志曾明确提出，中医的教育思想需要转变，应从传授知识为主，向 培养能力为主转变。而促进这种转变的良好方法就是增加中医药学的实验课程，具体到方剂 学教学来说，就是认真开设方剂学实验课程，加强实验教学。例如我们在讲授四逆汤配伍甘草 的解毒作用时，让学生动手，用薄层色谱法进行实验，可直观地看到随着方中甘草剂量的增加， 乌头生物碱含量降低。这样，学生在科学实验中，既能巩固和加深理论知识，又可通过实际的 实验操作和观察，逐步认识到中医使用方剂治病的所以然，跳出传统中医思辩的认识问题的窠 臼，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这也是振兴中医药事业的需要。 ２中医实验方剂学的研究力量已基本形成 （１）方剂学的实验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近年来我国有关方剂的实验研究报导越来 越多，据统计，自５０年代中期第一篇方剂的实验性研究报导以来，至１９９０年第一届全国方剂 学术会议上，已做过不同程度实验研究的方剂已逾７６０个，论文超过１４００篇，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仅 复方方剂有关药理学研究的论文，据１６０种杂志统计，已发表了论文１４９８篇，涉及单位３０５个。 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了方剂学的各个方面，药效药理研究，不仅数量多、质量高，特别是有关方剂 的药物动力学和化学研究，也已开展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在研究手段上更是充分利用了现代的 科学技术，如电镜、放射性核素等多指标的进行，从整体、器官到细胞、亚细胞及基因、受体功能 分析等都有涉及，可以说已在多学科、多方位地全面开花。这些资料和研究报告，不仅见于各 种医药期刊及临近学科的专业杂志，并已有专著问世，如《中医方剂的药理与临床》、《中医方剂 药理学与临床研究进展》、《中成药与名方药理及临床应用》、《中药制剂成分现代分析法》等。 还有，１９９０年的全国第一届方剂学研究讨论会（桂林），１９９５年的第二届中医方剂中西医结合 研究学术讨论会（太原）与全国实验方剂学学术讨论会（大同）的召开，以及《中药药理与临床》 （重庆·１９８５）、《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广州·１９８９）、《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北京·１９９５）的创 刊发行，无疑都为方剂的实验研究和中医实验方剂学的创立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方剂的实验研究不仅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各地展开，而且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是方兴 未艾。日本的中医虽然没有合法的地位，但中药及其复方方剂，特别是“经方”则是日本药典方 的重要内容，其成方制剂可以不受限制地由病人自由选购。据了解，在日本中药制剂至少要占 一般医用药品的４０％，其实验研究起步较早，特别是在剂型和制剂工艺上研究也颇多，并且长 期被政府当局的重视，早在１９７３年日本政府就拨出专款，组织其全国的大药厂、高校、药检等 部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把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的研究报告汇编成册，后一部 分于１９８０年出版后，１９８６年由我国的胡宝华等译成中文出版，名曰《汉方制剂分析技术》，是 专研究检测汉方制剂及其质量、质控等方面的专集，可资参考。韩国方面的研究也相当活跃， 据统计，截止到１９８９年已做过研究的方剂在１５０个以上，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研究的８０个方剂中， 第五卷２６８ #### 约有３／４均出自我国历代医典方书。研究思路是把书上记载的方剂功能主治，用实验研究加 以证实。以上这些资料虽然是挂一漏万，很不全面，但综合国内外的情况来看，方剂学的实验 研究已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了。 （２）高等中医药院校及科研机构，已开始了人才的准备。据了解，自８０年以来，全国已有 一些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中医专业本科，先后开设了方剂学实验课，如第一军医大学中医系、江 西中医学院、山西中医学院等，并且编印实验指导之类的小册子，尽管其内容还不成熟，但终归 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还有，全国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已有１０个方剂学硕士点和２个博士点，更已 成为方剂学专业高级人才的摇篮。我院自１９８６年起，已招收了七届以实验方剂学为研究方向 的硕士研究生，目的是培养一些通晓实验研究知识和掌握较先进的实验技能，能够采用较多手 段进行方剂的配伍机理、药效药理、毒理、成分检测、制剂工艺、临床应用等研究的高级人才，为 实验方剂学的建设添砖加瓦。 综观目前方剂学的实验研究，虽然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但是毕竟还是起步了，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实验研究已成为方剂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方 剂学实验研究已在国内外展开，并取得不少成绩，它已为中医实验方剂学打下了基础，或者说 充当了中医实验方剂学这一新学科的助产士。 （三）促进中医实验方剂学诞生的设想 １定期组织研讨会：界定中医实验方剂学的概念、内涵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异同。目前方 剂学的研究不仅是中医药界人士参与，而且现代医药学的许多学科，如生理、生化、药理等都很 有兴趣，甚至一些看来与此毫不相干的科学工作者，也都直接、间接地介入它的研究。所以方 剂学研究中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成果时有出现，故应定期组织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讨论实 验方剂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概念和内涵，界定它与中药研究和中药药理学等学科的区别与 联系等等。 ２编写方剂学实验指导：尽管各院校已开展了一些方剂学实验课程，但学时数都很少，设 备简陋，实验大多停留在药效验证方面，实验项目、方法、动物都是套用有关学科的内容，更是 参差不齐，涉及方剂学本身的实验，更是至粗至浅。因此很有必要通过交流和讨论，总结经验， 并编写统一的方剂学实验指导或参考书，确定方剂实验的方法学、各类方剂的方证动物模型， 代表性方剂的观察指标等。 ３编写中医实验方剂学专著和教材：在《方剂学实验指导》的基础上，再组织一定数量的 专家，起草《实验方剂学》教学大纲，明确该学科的结构框架，分头起草，组织试用后讨论确定各 部分应占的比例和教学时数，修订为《中医实验方剂学》教材，作为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规划 教学用书。 总之，中医实验方剂学的建立，是时代的必然。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将会揭 示出中医方剂的组方配伍和临床应用的科学规律，并随着中医实验方剂学的发展，一定会大大 丰富中医药学理论，为中医药学增光，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卷２６９ #### 三、分析化学是方剂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多年来，王氏一直致力于中药及方剂的药效学研究，应该说在该领域是首着先鞭者，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研究的手段和视角也不断扩大更新。通过临床与实验观察，他敏锐地指 出，方剂发挥治疗作用的物质基础是该方中各单味药的化学作用及其在制剂中综合作用的表 现，这里的化学成分甚为复杂，既有有机成分，也有无机成分及有机成分和无机成分相互作用 的产物，欲知此间究竟，必须引入分析化学和与之相应的分析方法与手段，就目前所知，配位化 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特殊的作用，可能是寻觅方剂有效成分的正确出路。王氏指出，引入 分析化学这一方法，至少对下述研究可以做出贡献： １找寻方剂的有效活性物质———化学成分：中药的成分复杂，一个单味药就含有很多成 分，而且现在大多真正的有效成分尚不清楚，由多味中药组成的方剂，其有效成分的研究更为 复杂。诚然如此，但是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利用分析化学的方法和手段，找到有效成分，业已 有了先例，如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靛玉红、人工引产的天花粉蛋白等，都是从有效中医 方剂中分离出来的单体或组分，这些化学物质的获得，对于阐释方剂药理作用的本质是有积极 意义的，对沟通中西医也大有裨益。王氏认为，找寻方剂药理作用的化学成分，不能简单地把 从某一方剂中得到的主要成分或某一药味的主要成分视为该方剂的有效成分，而应当有药效 药理实验的配合确定，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是采用正交设计，首先找到方剂中的有效药物 或组分，进而找出其主要有效化学成分或部位。王氏等在来复汤抗休克的研究中就是采用的 这一方法，业已证实来复汤药理作用的主要药物是山茱萸，单体成分或组成正在研究中。 ２探知配伍作用的化学本质，规范方剂制剂工艺，提高质量：中医方剂是由多味中药配伍 组合而成，这是中医临床用药的最大特点。这种配伍组合是按照中医药理论———“七情和合”， 用君、臣、佐、使的配伍形式组成，通过这种配伍组成的方剂，其作用与原药味就不再完全一 样，即可能改变了其原来的性能，如大黄苦寒，善治热结便秘，若与附子配伍，则是专治寒结便 秘了，所以说配伍作用是组成方剂各药物作用的综合体现。王氏指出，这种综合作用是一个 “合力”，而且应当是一个“矢量”，因此才能定向地作用于某一病证或脏腑，发挥有针对性的治 疗或保健作用，所以说中医用方剂治病是一大特色。这一“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 性”的配伍作用之本质，还是其化学作用。因此，王氏认为，只有研究配伍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变 化，才能真正阐明方剂治病的疗疾的机理，才能真正探知配伍作用的物质基础———化学物质和 方剂配伍的规律，才能逐步规范方剂制剂，提高质量，做到方剂的成分、疗效可知和质量可控。 在这一方面，王氏和他的学生们也做了有意义的探索。实验用薄层扫描法，对不同用量干姜、 甘草配伍的四逆汤中三种乌头生物碱进行测定，结果表明，甘草可以降低汤剂中三种乌头生物 碱的含量，干姜虽也有类似的作用，但效力次之，药物化学告诉我们，乌头生物碱是附子中的有 毒成分，单用强心作用不大，且有导致异位心律失常的副作用，干姜、甘草无强心作用，但与附 子相配伍组成的四逆汤却有显著的强心升压作用，还能避免附子产生的副作用，这个实验一方 面说明了配伍作用重要的临床意义，一方面还能推知四逆汤中产生毒副作用的化学物质是乌 头生物碱，而解除或降低这一毒副作用的化学物质虽未有定论，但甘草确有此功，因此要想避 害趋利地使用附子，就必须用巧为配伍的四逆汤，这就是临床上不单用附子而使用方剂四逆汤 第五卷２７０ #### 回阳救逆的根本原因和它的本质所在。王氏指出，通过这一分析自然就会明白，要发挥方剂的 良好治疗作用，减少毒副作用，必须使方剂制剂规范化，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疗效，减少毒副作 用，而化学成分分析是其基础，也是方剂制剂现代化的手段，是万万不可或缺的。 ３探求方剂药理作用的生物化学基础：以上所述主要是在体外对方剂的一些实验观察， 方剂是用于治病的主要手段，因此最终还要落实到人身上，也就是说，方剂要作用于人体才能 产生治疗作用，因此，体内的变化是最终决定疗效的关键因素。王氏指出，方剂中药物经过配 伍、制剂过程的变化后进入人体，在机体内还要发生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并以其特有的方 式———疗效或毒副反应表现出来，用分析化学的方法和手段，测定体内某些生物活性物质的量 和变化，乃是探讨方剂药理药效的重要方法。王氏等在补肾剂对胚胎发育影响的研究中证明， 五子衍宗丸和六味地黄丸能明显提高小鼠肝组织胱胺酸含量（Ｐ＜００５），已知胱胺酸是一种含 硫氨基酸，是哺乳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必需氨基酸，那是因为它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牛磺 酸，牛磺酸对胎儿发育有重要的作用。很显然这就为补肾剂治疗宫内胎儿发育迟缓提供了生 物化学的根据。王氏等还观察了补肾剂治疗老年性痴呆的生物化学变化，其机制是提高脑组 织中ＮＡ和ＤＡ等单胺类神经递质。凡此都说明分析化学在方剂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以上观察表明，方剂研究，尤其是其化学成分分析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王氏认为， 这一研究必须是药理学工作者与化学工作者紧密配合，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才能在方剂 学的研究中有所作为。他引用了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对方剂的一段名言，可以说是对方剂本身 的复杂性和探讨其奥秘之困难的注脚。徐氏说：“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 物之理，各有功能，可以变易气血，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人人肠胃， 何以能如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以相辅者， 或以相反者，或以相用者，或以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 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 四、补肾剂延缓衰老的探讨 人从出生到衰老、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要想长生不死，看来是绝不可能，这 是古今中外已证实了的。但延缓、推迟衰老，正是人们目前追逐的目标和希望。 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主生殖发育，它虽与现代医学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中医 学中关于机体衰老演变的认识和描述，如“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天癸至，任脉通， 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 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却与现代医学对生长发育的观察记述大 体一致，这是不需争辩的事实，医学生化学检测也证实，妇女绝经后血清雌二醇分泌减少，含量 下降，Ｅ２／Ｔ比值降低，而老年男性也表现为性功能低下，血清Ｔ含量有所降低及Ｅ２／Ｔ比值增 高，这正是机体肾气日衰，天癸竭的年龄阶段，这个事实从生理学角度说明了中医所讲的“肾 气”与性腺关系的密切性，也说明性腺功能与衰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以此为楔机来探 讨补肾剂对性腺功能的影响来观察老年病的发生发展，可能是补肾剂延缓衰老实验的可行方 法之一。已知雌激素在雄性动物体内的增高与中医的“肾虚”之间有内在联系，并且雌激素含 第五卷２７１ #### 量的上升可作为雄性个体“肾虚”的物质基础之一。而且性腺功能障碍、性激素平衡紊乱是许 多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老年人，如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骨质疏松等，在性激素 紊乱方面共同的表现是Ｅ２／Ｔ比值的改变。基于此，王氏首先用去势或腹腔注射苯甲酸雌二 醇的方法，造成了雄性大鼠性激素的紊乱，表现为Ｅ２升高，Ｔ下降，Ｅ２／Ｔ比值升高，同时，大鼠 表现出竖毛而无光泽，身体瘦弱，拱背少动，反应迟钝，阴囊皱缩，睾丸回升，部分退入腹腔，常 蜷缩拥挤在一起等明显的肾阳虚证候。并以老年病中最为常见的高脂血症为观察对象进行了 实验。实验用Ｗｉｓｔａｒ雄性大鼠，饲以高脂饲料后，可造成实验性高脂血症，同时反映性激素平 衡状况的Ｅ２／Ｔ比值也显著升高。而在去势的基础上再饲以高脂饲料，则大鼠血清的ＨＤＬ－ｃｈ 显著降低，ＴＣ、ＬＤＬ－ｃｈ、Ｅ２／Ｔ比值比单因素去势造型组又有显著升高。相关分析表明，Ｅ２／Ｔ 比值与血清ＴＣ呈显著正相关，与ＨＤＬ－ｃｈ呈显著负相关。众所周知，去势方法是已被公认的 肾虚造型方法之一，去势造型后，动物血清Ｔ急剧下降，Ｅ２升高，Ｅ２／Ｔ比值升高，伴随着的是 血脂升高，很显然是由于性激素的紊乱而加重了脂代谢的紊乱，形成了高脂血症。已有实验表 明，脂蛋白腊酶（ＬＰ）活性与血清Ｔ水平呈正相关，因此，可见性激素在脂代谢环节中起着重要 作用，这提示补肾剂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与其改善性腺功能有关。实验同时还发 现，补肾剂的作用与甲基睾丸酮的治疗效果相似，现在临床上已经在研究伴有性激素平衡失调 的老年男性高脂血症、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应用睾丸酮制剂来治疗的新途径，这种思路与王氏 所倡导的用补肾剂以防治老年病，延缓衰老的指导思想真是不谋而合。有理由相信，这种认识 和方法将为中老年人改善生活质量，延年益寿带来新的希望。在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今 中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实用价值，也是毫无疑问的。 临证特色 王氏虽不以医名，但他熟谙方药之学，又能结合实验成果，衷中参西地选方遣药，亦能如矢 贯的，故临床疗效颇为满意，深得患者的称颂。中医治疗的病种，就当前来说大多是慢性的、难 治性的疾病，所以难以速效求功。这就是王氏临床上常用食疗药膳和补益之法的基本原因和 根据。 一、食疗药膳，慢肝最宜 食疗就是将食物当作药物一样，用于临床病人，或教以病人忌用的食物以治疗疾病的方 法；药膳，通常是用食物、药物或药食共用之品，烹制而成，用以治病或养生防病的方法。简单 地说来都可以混称为食疗。食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医学认为疾病的根本原因是机体 阴阳的不平衡，药物治病就是用药物的偏性以纠正机体阴阳的偏颇。食物和药物一样，也各有 偏性，这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如辣椒、生姜等均属热性，多食常食 则易于“生火”；西瓜、梨等均属凉性，可清热泄火，故有“药食同源”之说。药食同源提示食物和 药物一样，是可以用其偏性以调整机体的阴阳而治疗疾病的。早在《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就有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 第五卷２７２ #### 菜，食养尽之”的记载，这就是强调在治病过程中，即使用无毒的药物，也是“十去其九”，即应改 用食物调理善后，从这个意义上讲，食疗是药物治疗的继续和变通，并不夸张。 食疗是中医治病的一个重要手段，《周礼·天官》记载的“食医”，就是指的专管食疗营养的 医官，且置于“四医”之首。唐代孙思邈还明确指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 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又说：“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何以把能操食疗 治病者视为良工呢？盖因中国民谚有云“是药三分毒”，意即药物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食物虽 与药物在某些方面一样地也有其偏性，但食物的偏性较弱而缓和。食物更与今天的化学合成 药物不一样，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来自天然，常含有多量的蛋白质、氨基酸、糖类和维生素、微 量元素等，不仅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还可能具有某些生物活性物质，如枣中的ｃＡＭＰ、苦瓜中 的类胰岛素样物质、茯苓中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多糖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食疗与药物治疗有异 曲同工之妙。王氏深谙此理，故常用食疗药膳治疗慢性病，尤其是慢性肝炎病人，因为肝脏作 为机体重要的解毒器官之一，无论是外来的或是机体内产生的毒物，都需经过肝脏处理，使之 变为无毒或毒性较小、溶解度较大的物质而排出体外。因此染病的肝脏，特别是慢性肝病，已 不堪众多药物的解毒重负，所以临床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用药宜轻宜少，更宜于选用药食共 用者，以食疗护肝治病，缓缓图之，确为其他疗法所不及。食疗还可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口味爱 好，巧用烹调技术，使色、香、味、形具佳，病人不知不觉地在吃的过程中得到了治疗。据说，近 年来美国人食品消费的趋势之一是“以厨房代替药房，以食品代替药品”，看来，远在西方的人 们，也意识到食疗的意义了。现介绍几款慢性肝病的食疗方法如下，供作参考： １杞精膏：枸杞子、黄精、蜂蜜，依法制成膏剂。本品益气补脾肾而不燥，濡润填精而不 腻。慢性肝炎、肝硬化病人常服，可以改善其神疲乏力、面色无华等症状，并有助于肝功能的恢 复。 ２万岁蜜：本品是以蜂蜜为主料的佐餐食品，以此代替果酱佐餐，对于慢性肝炎、肝硬化 病人视物昏花、肠燥便秘者，可使其大便通畅，神气爽朗。 ３红宝白玉粥：粟米、白糯米、枸杞子、山药，慢火煮成粥。枸杞子，性甘平，入肝肾经，自 古是补肝肾、明目之良药，《神农本草经》称其“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故西北地区称其为 “红宝”。现代研究证明，枸杞子能显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抗四氯化碳所致的肝损伤，保护肝 细胞，改善肝功能。而粟米、糯米、山药皆属健脾益气的日常食品，尤其是山西的粟米，有名“沁 州黄”者，历来是朝廷的贡品，质优味美。本品至少含有１９种以上的氨基酸，并有多种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临床实践表明，本品对慢性肝炎、肝硬化病人之脾肾两虚，纳呆便溏，精神短少 者，是最佳的晚餐，久久服用，自见功效。 ４鲤鱼二珠粥：鲤鱼（去肠杂）、赤小豆、薏苡仁、大蒜等，依法慢火煮成稀粥饮服。方中鲤 鱼含有丰富而易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及多种营养物质，其性甘平，能利水消肿，配以健脾、利湿、 解毒的赤小豆、苡米，最适于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病人血浆白蛋白偏低，小便不利，有轻度浮 肿症状者食用。 ５天香菜：也叫苦菜，属菊科植物，采集鲜嫩之植株，清水洗净，生用或用沸水稍烫之后， 加醋、香油等调味料拌匀，佐餐食用。本品性寒，味苦，对慢性肝炎有湿热郁结、尿黄、转氨酶持 续不降者，最为适宜。 第五卷２７３ #### 二、治病求其本，善用补和泻 《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意思是说病邪之侵袭人体皆因机体的正气虚弱所致，这 是中医学中强调疾病的发病机理的基本认识，自然这也给治疗学定下了“虚则补之”的法则。 所谓补，就是补偏救弊的意思，属于八法中的补法。与虚相对应的是实，实者，邪实也，不论外 感六淫或内伤，凡水湿停聚，实热蕴结，气结血瘀等，皆属实证范畴。“实则泻之”，以祛除病邪 为目的，其中以泻下法最为典型，常能药到病除。所以补法和泻法皆是治病救人的良法，要在 用之得当，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所谓治病求本也。王氏熟谙药性与方剂之学，对此补泻两法， 选方用药，颇能体现治病求本之意。 首先说补法。补法按脏腑、阴阳、气血可分多种，其中补脾、补肾在慢性病或老人延年益寿 方面讨论最多，各有高见。王氏对补肾剂研究有年，不独在实验室，临床应用上亦颇多体会。 他认为老年病如高血脂症、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不论男女，多是随着增龄和“天癸”的衰 竭，身体“发福”变胖，发白齿槁、少动喜静等肾气虚衰表现日益突出的同时悄然降临。故而知 晓，此病本在于肾虚，虚则补之，用益元补肾之剂，药用淫羊藿、巴戟天、枸杞子、鹿角胶等。此 方效果虽较缓慢，需服２月以上，始能见功，它不仅能使血脂缓缓下降，气色精神好转，还可以 增强体力，改善性功能，最适宜于中老年人使用。病去则体健而益寿延年，自然是治本之法了。 再说泻法。此治则事实上包括许多治疗的方法，如泻热、泻心火、泻肝等。这里仅指泻下， 泻下也叫通下，也是祛邪中最常用的方法。虽然它与补法相悖，但却各有其能，也是功不可泯。 中老年人虽然是虚多实少，但应注意到随机体的衰老，脏腑气化功能减退，运动减少，再加生活 水平的提高，晚辈奉亲敬老，恒多以温补、精细食品为上，因此老人苦便秘不通者并不少。如此 一些代谢产物和有害物质不能及时排出，在体内蓄积而致病或加速衰老，甚或诱发中风等而导 致死亡，有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所以对中老年人保持大便的通畅以维持阴阳的平稳及健 康是至关重要的。中医理论还认为，胃肠属六腑，是传导、输送、排出废物的器官，“以通为顺”， 因此，通下不仅能促进肠道内有害物质的排出，减少毒物的吸收，而通下的本身就是顺其生理 的自然或调整自身的功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已成为家 常便饭，贪图口福者日多，是故苦便秘腹胀、体重日增者众，高血脂、高血压症尤为多见。临床 上对这些饮食肥美，或大腹便便的厨师之高血压、高血脂症患者，王氏通常都用防风通圣丸，清 热通便，上下分消，以通为度。如患者牛某某，年过６旬，退休在家，又善庖厨，烹煎炸，烟酒不 限，病目而又苦头痛、头晕，便秘腹胀，收缩压常在２３４ｋＰａ左右，查其脉弦有力，目赤面红，舌 苔厚垢，便秘不通，内外俱实，予防风通圣丸，每次服１０ｇ，一日２次，次日便通即感轻松，并以此 丸酌量服用，以维持大便通畅为度。患者服后自觉身体有轻松感，收缩压维持在１９５ｋＰａ以 下。通下不独能治慢性病，巧为配合还可用于治疗某些急性热病中伴有精神神经症状及某些 癫痫病，中医称此类病症为痰浊蒙蔽清窍，故而神志昏迷，或癫痫惊狂，治宜祛痰通下，代表性 方剂就是礞石滚痰丸，专用于辨证属于实热顽痰作祟而身体又较壮实者。按中医理论，实热老 痰，阻塞胸脘，清阳不升则眩晕，闭塞清窍则成惊狂癫痫，神志昏蒙，是方以礞石、大黄相配，坠 痰泻下使痰火随大便而出，浊去清升，神明外展，癫狂乃愈。一般认为本方药力猛峻，然就临床 所见，大凡在热病过程中，神志昏糊乃至手足躁动，大便数日不解，舌苔垢腻，脉滑数有力者，即 第五卷２７４ #### 可放胆使用。用后泻下之大便极为臭秽难闻，得泻后，神志即渐转清。对于癫痫日久，每在便 秘时发作或每遇便秘即有发作预感，而一般情况尚佳者，投之有效，未见偾事。本方孕妇忌服。 名案评析 一、当归润肠汤治验案 患者李某某，年５６岁，河北籍，素有溃疡病，近３个月来便秘，２～３日一行，甚至干结如羊 屎，并伴有呕吐，吐出物为吃下之未消化食物，吐后反觉为快，故常以指探喉，促使呕吐，身体明 显消瘦，面色欠华润，舌有白苔，根部较厚，脉弦。自疑为胃部肿瘤，思想负担颇重，经钡餐造影 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幽门不全梗阻。此属反胃，缘于瘀血内阻，阴津不得下润大肠，故腑气不 行，大便干结难下，治宜活血润燥，用当归润肠汤。处方：生、熟地各１０克，当归１５克、桃仁、红 花各１０克、升麻５克、炙甘草６克、炒槟榔１０克、火麻仁１５克、熟大黄１０克，水煎服，５剂。服 ３剂后，大便即能通畅，食后不再反胃呕吐，舌根部厚苔渐退，原方又服５剂，续用丸剂调理善 后。 ［评析］ 此病为溃疡病继发幽门不全梗阻，大便干结，２～３日一行，并伴有呕吐，吐后反 觉宽舒，但吞咽并不困难，是本病一个特点，故病人常自行探吐。本病大体属于中医反胃的范 畴，古人常把反胃与噎膈相提并论，实际应当做胃镜或钡餐造影加以鉴别。这种幽门不全梗 阻，现代中医多责之于瘀血内阻，胃气不得下降，阴津不得滋润大肠，故大便干结，腑气不行，浊 气上逆而反胃作吐。治宜活血润肠通便，用当归润肠汤有效。本方即李东垣的通幽汤加火麻 仁、大黄而成。通幽汤原用于治疗噎塞便秘，《汤头歌诀白话解》说：“本方是胃的幽门（就是胃 的下口）不通，大便艰难之剂。”中医理论认为，六腑以通为顺，由于幽门不通，浊气不得下降，不 独大便艰难不行，还会引起胃气上逆而反胃，故方中用二地、当归身养血润燥，桃仁、红花活血 祛瘀，升麻升清，槟榔降浊，甘草和中，再加大黄、火麻仁，其活血祛瘀，润肠通下之力更强，使瘀 血去幽门通，清升浊降，吐逆便秘自然蠲除。临床上用于幽门不全梗阻，可以缓解症状；亦可加 三七、丹参；癌肿患者可再加上鳖虫，似有一定作用，加用至３０克／次，亦未见不良反应。 二、藿香正气丸治验案 患者张某，男，２２岁，河北籍。沈阳等地在６０年代以高粱米为日常主食，张某考入该地之 某高校，生活不能适应，每日腹泻３～４次，但无里急后重及脓血，大便常规无异常，伴有消化不 良，食纳减少，甚则作呕，脐腹疼痛，舌有薄苔，偏滑腻，脉如常。诊为水土不服所致，投以藿香 正气丸３袋，每服１０克，一日２次，生姜煎汤送服，服后２天即愈其大半，又服４天，大便自调， 饮食如常。 ［评析］ 藿香正气散为《局方》，是一个临床常用的化湿和中、治疗霍乱吐泻的名方。所谓 霍乱者，乃因湿滞肠胃，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清浊不分，故而挥霍作乱，上吐下泻。方中重用藿 第五卷２７５ #### 香芳香化湿，半夏、陈皮燥湿和胃，降逆止呕，又配白术、茯苓、厚朴、大腹皮，健脾行气，化湿止 泻，使清升浊降，则吐泻乃止。该方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多用芳香醒脾胃化浊之品，除藿香外，还 有紫苏、白芷、厚朴等，故原方言其能治山岚瘴疟。所谓山岚瘴疟者，出自《肘后方》，原指岭南 闽粤等处感受山岚瘴毒而发的一种危重疟疾。此病临床上在北方不曾见到，估计在南方除个 别人烟稀少或偏僻山区外亦非常见之病。而今的药理研究证实，上述这些药物有不同程度的 抑菌、杀菌作用，并对肠管运动有明显的调节功能和抗过敏作用，故治疗外感风寒，内伤生冷的 湿浊之邪，以及旅游他乡的水土不服皆能有效。水土不服类似于现代所称的“旅游泻”，盖因初 到生疏地方，机体适应力不逮，或因过敏，常致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而上吐下泻。是方确有 良效。 三、黄芪建中汤治验案 患者林某某，女性，３３岁，干部。患者七八年来常感胃部不适，吞酸烧心，胃痛时稍用饼 干、馒头等食物可缓解之。近一月来胃痛又作，痛如针刺、刀割，喜温喜按，不能吃生冷硬物，伴 有嗳气吞酸，食欲不振等症，外院诊为“十二指肠溃疡”及“胃窦炎”，服维生素Ｕ等效果不理 想。脉弦，重取无力，舌苔白，大便一日１次，潜血试验阳性，复经我院钡餐造影证实为十二指 肠球部溃疡。辨证属中虚胃寒、脾不摄血，用黄芪建中汤加味温补中焦，兼以止血治标。处方： 黄芪１５克、桂枝６克、炒白芍１２克、炙甘草６克、丹参１０克、神曲１０克、炮姜６克、大枣５克、 饴糖３０克（冲），水煎服，另用白乌贝散６克，一日３次，饭前冲服，连服３剂，未见著变，但有大 便先干后溏。将原方去丹参、饴糖（因无货），加瓜蒌１５克、炒山药１５克、当归１０克，又服３ 剂，大便基本通调，潜血阴性，疼痛亦减，遂以上方出入调理，诸证向愈，上班工作。 ［评析］ 溃疡病的发病率很高，其主要特征是胃脘部疼痛，烧心吐酸，喜温喜按，冬季或受 凉、食用生冷硬物之后发作或疼痛加重，因此秦伯未先生说溃疡病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脾胃虚寒 的疾病，故用黄芪建中汤为主方治疗是很有效验的。黄芪建中汤出自《金匮要略》，乃用桂枝汤 倍芍药加饴糖、黄芪而成，对于脾胃虚寒的胃脘疼痛有效，盖因其祖方桂枝汤本身就是一个健 胃补中的方剂，刘渡舟教授明确指出“桂枝的调和荣卫是在调和脾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 此推论，桂枝汤调和荣卫乃其本，调和脾胃是其本，发汗解肌是其末，鼓舞中气使谷精内充，揆 度阴阳的运行是其本”。可见桂枝汤的原方即有温运脾胃、建复中气的作用，再加芍药、饴糖， 即小建中汤，功专温中补虚，缓急止痛。方中芍药甘草相配，名芍药甘草汤，药理研究证明，该 方对病理状态的胃肠异常兴奋有明显抑制作用，并能镇静、镇痛，抑制胃液分泌，与生肌长肉的 黄芪相配，自然能促进溃疡的愈合而显效。溃疡病多属虚寒，但不一定都是大便溏泻，相反，便 秘者亦不少见，此系运化失职，津液不布而便结不行，宜重用全瓜蒌，或加当归，滋润通肠，甘寒 而不犯胃。大便一通，对食欲的增加和胃痛的缓解都有帮助。治疗胃肠病应特别注意“通滞”， 即使在补益中宜常寓通，这点古人早有明训，六腑“以通为用”、“以通为补”也。此药的加减，即 是这一治则的体现。 第五卷２７６ #### 医论医话 一、通下剂———祛病延年之道 中医的养生之道，益寿延年之法，除了按摩导引、吐纳气功之外，药物也是重要的手段之 一。用药以养生，首先考虑的是补益药。但我们这里想讨论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通下 法———祛病延年之道。此说或不为学者所接受，但确有至理存焉。 １生老病死是谁也不能抗拒的自然规律，“养生”就是尽量延缓由出生到死亡的这一进 程，使人的寿命得以延长。但人能活到天赋之年寿者却不多，为什么会衰老向死亡，除了天灾 人祸之意外事故，大多是因病而衰，因病而老，因病而亡。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因病而衰老 乃至最后死亡者多，即病是致老和死亡的真正主要原因。由此推之，防病应是养生———衰老以 延长寿命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祛病即是延年。对于疾病，从中医的观点来 看，不论是内因还是外因，都是这些致病因子作用于机体引起了阴阳的不平衡，因此调整和保 持阴阳的平衡，乃是至关重要的养生长寿之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它可以包括各个方面， 饮食与排便亦在其间，一出一入，理应平衡，否则都会酿成疾病，《内经》云：“出入废则神机化 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特别是老年人，保持大便的通畅，是维持生理平衡的重要手段，对老年 人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盖胃肠属六腑，“腑者，传化物者也”，即胃肠是传导输送、排出废物的 器官，因此通下就是调整其自身的功能，并促进肠管内有害物质的排出，减少毒物的吸收。所 以中医说“六腑以通为用”。不仅仅如此，通下法的某些治疗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治疗挤压 综合征，用通下法，一次腹泻排钾量，较正常排钾量增大１０～２０倍，用以控制血钾过高，使病人 安全地渡过致命的高血钾期；对氮质血症，通下法亦能力挽狂澜，使病人转危为安。于此可见 通下不仅是顺乎生理，而且是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方法，也可以说是祛病以延年的具体表现。 中医说六腑“以通为补”，于此亦可见一斑。 ２《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此，目前延年益寿之法，多从补益入手。虚则补之， 这是中医的治疗大法，无可非议。然而还应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祛邪以治病，应当 明白疾病在身是难以延年益寿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祛邪治病乃是延年益寿的先决条件。 张孟林曾报告两例虚证用通下的验案，一为经闭，一为低热，都是久治不愈，虚象毕露，他抓住 便秘不通一症，放胆施用大黄一味，大便通利后纳增血充，体重增加，月事来潮，诸病悉除。据 报载，解放前上海三友实业社的“三友补丸”就是一味大黄，投放市场后很快打开了销路；江西 一位中医也以单味大黄制成的“通补丸”而出名。当然，今非昔比，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美味佳肴，愈来愈多，晚辈敬老，也多以参茸温补为上。因此《寿世秘典》告诫人们：“凡药有 偏性而无全功，……其他草木之药，近于热者，皆能蕴毒。”是故近年来苦便秘、腹胀，体重日增 的老者实在不少，高血压、高血脂症患者尤为多见。虽不能尽说是由于过补而便秘作崇，但在 伙房工作而饮食又较肥美者，均予防风通圣丸通导之，辄效。我们的实验表明，防风通圣丸对 小鼠的实验性高胆固醇血症，有良好的降低作用。众所周知，高胆固醇血症是老年病中最为多 第五卷２７７ #### 见的，它是引起动脉硬化、高血压病乃至发生中风的元凶。由此可见，通导大便的通下法，在防 病抗衰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晋代的葛洪曾说“若要长生，肠中常清；若要不死，肠中无屎”，这话 虽然说得有点过火，但说明保持大便通畅也是祛病延年的一大法门。现代研究证明，肠内容 物，特别是脂肪，经细菌分解可产生致癌物质。所以保持大便通畅，以减少肠中有毒物质对人 体的危害，是有必要的。这也可以说是通下法可用于养生，以达到祛病延年的理论根据。由是 观之，通下法与补益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的“以通为补”理论，大概也不算过分了。 总之，养生用补，世袭相传，是一大法；通下以祛病延年，殊途而同归，是养生的另一法门。 二、中药归经学说浅谈 祖国医学根据脏腑经络学说，结合药物的作用特点，把所有的药物分别与经络和脏腑加以 联系，以说明某一药物对某些脏腑经络病变的选择性治疗作用，称作归经学说。中药的归经学 说，是中药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医临床医生正确运用中药的理论根据之一。 它来源于临床实践，反过来也指导着临床实践。因此，学习研究中药的归经学说，是有一定意 义的。兹将一点粗浅体会，简述如下： （一）归经的概念 众所周知，历代本草中并没有归经学说的专著，就每一味药来讲，各家对其归经记载也不 尽一致。大体说来，归经理论的渊源始自《内经》的“五人”、“五走”。宋元以后，在张元素、王好 古、李时珍的本草著作中，归经的概念基本确立。但归经一词的正式使用，却始自清代的沈金 鳌，现代中药著作已将归经列为中药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归经，我们的体会，归就是走向、 指归的意思，含有识别、选择的含义；经就是经络，因为经络内联脏腑，外连五官九窍，四肢百 骸，全身上下无所不到，因此，这里的经，既包括经络，也包括脏腑，所以归经就是指药物对人体 经络的归向，实际上就是药物对人体特定部位有识别的选择性作用，即定位之意。但必须指 出，这里定位，是中医学里的脏腑经络定位，不尽与现代解剖学的脏腑、组织、器官定位相同，多 是综合多种功能系统而言。很显然，中药理论中的四气五味说，虽然也有一定的定向性，但主 要是言其作用的性质，对病位并不十分明确；归经则明确了定位的意义。从这点上说，两者相 辅相成，互为补充，使中药理论更臻完善。 （二）归经的意义 归经，是中药的一个普遍的内在规律，学习、掌握这个规律，对临床用药有指导意义，归纳 起来可分为以下五点： １执简驭繁，便于学习、掌握中药的性能：中药种类繁多，植物、动物、矿物皆有，品种约在 ５０００种左右，就是常用中药一般认为也在４００味左右。欲将这些药物施用于临床，掌握药物 归经是大有方便之处的。例如黄芩苦寒，能归肺、大肠经，如果一时忘了它的具体功效，但根据 其性味苦能泻、能燥，寒能清热，即可知当清热燥湿，归肺、大肠。则可定位病变在肺、大肠，结 合起来推断肺热咳嗽，及湿热下注大肠者，用黄芩治疗是可行的。这种方法无疑是有助于记忆 第五卷２７８ #### 药物的功效和临床应用，对初学者来说，尤为方便。 ２指导中药的炮制加工，增强药效：炮制是中药的一种特殊加工方法，通过加工炮制，不 仅有助于中药的制剂，还能增强或改变某些药物效能，减少或消除副作用，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炮制加工方法的理论根据之一，就是归经学说，如盐味咸、盐能入肾，所以用盐水炒黄柏、知母， 称盐知柏，可增强知柏清泻相火的作用；酸能入肝，醋制元胡，可以增强元胡疏肝行气止痛的功 能等。 ３有的放矢地选药组方，提高临床疗效：临床诊病除了要分清疾病的寒热虚实、阴阳之 外，还要分辨病之所在，是表是里，是何脏何腑，即需定位。与此相应的选药组方也是如此，必 须按照药物的归经择善用之，才能有的放矢，疗效卓著。例如喘证，除了分辨其寒热虚实之外， 还需要察知病之在肺，还是在肾，即病位问题，在肺者若属实证，宜用归肺经的麻黄、杏仁之属， 宣降肺气以平喘；在肾属虚者，则当用蛤蚧、冬虫夏草补肾纳气而定喘。反之，不明病在肺、在 肾，不按经选药，只知属气逆不降，一律用降气之药，疗效是不会高的。所以古人有言：“不知经 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 ４引经报使，直达病所：药物有识别和选择性作用是药物的普遍规律，这主要是指单味药 而言。中医临床治病以用方为主，古人在临床上不仅组方选药时注意药物归经这一特点，而且 还在群药组成的方剂中，再加一、二味所谓引经药，以增强该方剂的定向性和定位性，提高整个 方剂的选择性作用。引经药的应用，金元时期易水学派的张洁古、李东垣等，最为崇尚和倡导。 验之于临床，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如参苓白术散中的桔梗，一般认为它就是舟楫之药，能引诸 药上升于肺，所以参苓白术散为补益脾肺之良方；补中益气汤中升麻、柴胡，李时珍说：“升麻引 阳明清气上升，柴胡引少阳清气上升……脾胃引经最要药也。”都是借这些引经药，发挥全方良 好的补益脾胃作用的。由此可见引经药的引经佐使作用之一斑。 ５发展完善中药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归经学说的正式形成是在较晚的元明时期。大 概在千百年来的临床实践中，诸贤先哲尽管运用了中药的寒热温凉、补泻阴阳等药性理论，解 决了临床上的诸种问题，但仍有不足之感，因为疾病的发生，总有个部位的问题，也就是寒热温 凉补泻只解决了药物功能的一个方面，对于疾病的发生部位———脏腑经络没有直接的联系，归 经学说应运而生补充了它的不足，解决了这个定位问题。同时也提示了诸多同类性质的药物， 由于归经之不同，其治疗效用也就随之改变，体现了药物同中之异，即普遍中的特殊性，使临床 用药的选择更为精细了。如黄连善清心火，黄芩善清肺火，龙胆草善清肝火……等，就是基于 归经学说而形成的。所以说中药理论中的性味说有其重要意义，而归经学说恰好是中药理论 的发展和补充，使之更加完善。“用药不知脏腑经络，开口动笔便错”，就是对中药归经学说的 正确评价。 （三）问题讨论 归经学说是对中药理论的发展和补充，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实践意义，但它未必尽 善，至少有三点仍需讨论。 １归经不统一：从古到今，不仅对归经学说认识不一致，就是同一味药，其归经在各书的 记载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每味药物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同的临床医生从不同 的角度观察了药物的疗效，并根据自己的认识与体会加以总结，所以就产生了同一味药而归经 第五卷２７９ #### 不同。这说明了药物功能作用的多样性，也说明了我们的观察方法、标准还不统一，因此对同 一事物做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对研究中药的性能，总结临床疗效不会没有影响。随着时代的 进步与发展，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归经，也就可能有新的归经被发现而补充了进去。归经不统一 的第三个原因，可能和中药的品种混乱有关。因为中药中的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现象普遍存 在，这当然很容易产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因而使归经也产生了混乱。由此来看澄清中药的混乱 品种，是很有意义的。 ２一药归多经：据文献记载，一药归数经者并不少，我们统计了全国统编教材《中药学》 （１９７８年版）中，一味药归３个或３个以上者就有１６１味，约接近总数的１／３。当然也可以说归 经多是一药有多种功能的表现，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药的选择性不高，或作用不专一， 这也可能是中药起效慢，作用缓弱的原因所在。所以如此，也可能是对其作用实质没有深刻的 认识，尚未揭露其本质的一环，至少部分药物或部分作用是这样的。当然事物总是有它的另一 个侧面，正因为中药的选择性不高，其疗效的产生可能不是直接作用，而是由于药物作用于多 个系统，而发挥综合的治疗作用，不是“绝对地纠偏”，而是通过多个系统的调整来纠正阴阳的 不平衡，所以中药副作用少或轻。 ３归经的现代研究与问题：归经是药物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药物的内在规律，这种对人体 特定部位有识别的选择性治疗作用，现代药物学也有类似的理论，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归经与受 体学说，很有相似之处。现代药理学的受体学说认为，药物所以发生治疗作用，就是由于药物 的某种成分在胞膜上可以与药物发生作用的部分———受体，发生了某种化学变化而产生治疗 作用的，不同的药物发生反应的受体也不同，因此药物就有了某种选择作用。Ｄ．Ｒ．Ｗａｕｄ对受 体学说的认识，可作为这种关系的一个注释，他认为一个药物本身适合于受体的能力，依赖于 药物和受体二者的结构、构型及构象的性质。它似乎有某些内在的相象和联系，这是很值得深 入研究的课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基本理论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用对号入 座的方法来研究归经问题，例如黄连能归心经，就测定用黄连后，心脏中黄连素的含量来证明 其归心经；黄芩归肺经，就测定肺中黄芩甙等。虽然这种方法是目前常用、比较容易做的方法 之一，但很清楚，这与中医对心肺的认识是有相当距离的，至少说是对中医理论还未完全了解， 或不了解其实质的一种思维方法。因此，中医药学研究的方法学问题，是值得大大深入地探 讨，并应投入很大力量的一个课题，否则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三、试论中药的固有作用、次生作用和配伍作用 中药之所以能治疗疾病，就是因为中药的性味有偏颇。按照中医理论，疾病的发生就是机 体阴阳失去了平衡，根据辨证选用适宜性味的药物以调整机体的阴阳，即以药性之偏，来调整 机体阴阳之偏，这种调整作用，就是中药的功能。据此推论，由于每味药的性味一般来说是固 定的，因此它的功能也应该是有限的。所以笔者认为，中药书上记述的中药功能很多，可能是 除了它的性味所决定的固有功能之外，把有些药物的次生、衍化作用或经过配伍而产生的作 用，也归之于前者所致。对于这一问题，似乎讨论得不多，兹就笔者的一点认识和体会，略作讨 论如下： 第五卷２８０ #### 中药的功能是通过机体的应答反应来表现的，机体这种应答反应就是中药的作用，归纳起 来，大体有三种作用。 （一）固有作用 一般说来每味中药都有它自己的特有或主要的性味和作用。如黄连善清心火、黄芩善清 肺火、黄芪能补气、五倍子能固涩等。也就是说，每味药都有它自己的作用和特点。这种作用， 可能是由它本身的某种内在物质所决定的，这种内在的化学物质大概就是中药性味功能的内 在根据。所以说中药的性味，归根到底是由其化学成分而决定的。成分不同，性味则各异，孰 多孰少，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又决定和影响了其某一性味的偏盛偏衰，且五味所入不同，“酸入 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又表现了对机体作用部位的选择性。这些交互差异，作 用迥然有别，使中药的作用益加纷杂，但毕竟还是有其共性的。盖某些内在的物质———化学成 分或主要化学成分相同，就有了它们相似的性味和作用。如日本学者小菅卓夫等测定了附子、 细辛、吴萸、川椒、高良姜、丁香等热性药，均含有甲基乌药碱。这个成分作为β－受体兴奋剂， 具有强心、扩张血管、松弛平滑肌、增强脂肪代谢、升高血压等一系列的生物活性，这些作用与 热性药的药性基本一致。提示这些热性药药性来自它们的共同的化学物质，因此，这类药物都 有相似的能救治机体寒证的功效。对于寒凉药是否也可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李时 珍曾说“兰凡五种，菘兰、蓼兰、马兰、木兰、吴兰，诸兰形虽不同而性味不远”，提示这些性味相 同的药物是由一个共同的物质决定的。现已证实，这个物质就是吲哚甙类及其水解缩合产物。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药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临床观察以总结其功效，再加中药本身多不是单体 化学物质；中医的用药特点又是多味药组成复方，因而对中药自身的固有作用往往被人们忽 视，而常常是把在制剂过程中衍化出来的次生作用，以及在复方中由于配伍而表现出来的配伍 作用，也当作某一中药的固有作用。晚近，更把用现代制药工艺提取的一些中药单体化学物 质，都统统归属于西药而不能被我中医所利用，可能就是这个缘故。笔者认为，这是很不应该 的。实际上中医使用的中药并不都是原始的“生药”，而是很早就使用了提取或纯化技术，并获 得了较为纯净的单体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如冰片、青黛、元明粉，乃至烧炼制成的各种丹药——— 红升丹、白降丹以及轻粉等，都是较为纯净的药物，只是人们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或重视罢了。 笔者还认为，重视单体化学物质的开发和利用，不仅能使中药的品类更加丰富，而且使中医的 临床疗效易于稳定和重复。对于提高疗效，发展速效制剂也可能不无裨益。目前临床上不仅 有人把西药的单体化学物质作为一味中药与原有的中药共同组方，构成了中西药结合的方剂 使用，如速效感冒胶囊等，而且还有人提出将西药赋予中药的性味归经理论而为我所用。这是 有卓识远见之举，应该引起重视。临床实践证明，有些中西药结合的方剂，其疗效并不逊色，因 而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其实从古到今，我们中医不仅使用我国自己生产的药材，也把国外的东 西拿来为我所用。远在唐代就进口了乳香、没药、诃黎勒……晚近引进的西洋参、番泻叶、穿心 莲等都是例证。不管这些药物在原产地作何用场，但经过我们中医找到了按照中医药理论使 用的规律，就赋予它中药药性理论———四气五味，而被“驯化”为中药，收入本草或中药著作中。 可见不仅把由中药材提取的单体化学物质，乃至合成的西药，只要大胆地、严格地使用和观察， 及时按照中医药理论进行总结，赋予它以中医药理论，“驯化”为新的中药是可能的。这一点前 贤张锡纯先生堪称楷模。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石膏解中说：“阿斯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 第五卷２８１ #### 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所以我们认为，把从中草药中 提取的一些单体化学物质都弃之不用，甚至把它们统统斥之为西药，拒之于中医药学大门之 外，至少说是不明智的。 （二）次生作用 这是由中药的固有作用衍化、派生出来的，也可能包括一部分间接作用。大体可有以下三 种情形。 １固有作用的延伸或间接作用：如银花能清热，按照中医理论，毒由热化，故亦能解毒。 这个解毒的作用应是次生作用。再如生石膏辛、甘、大寒，除清热泻火外，还能止渴。这个止 渴，并不是石膏的直接作用，而是由于清热使津液消耗减少，间接地止了渴。三七的化瘀止血、 生地的凉血止血等，可能都是这种作用的表述形式。 ２机体的应答次生作用：如黄芪的行水消肿、止汗作用，实际可能是由于黄芪的固有补气 作用，使机体发生应答———肺的气化功能增强，使由于气虚而失常的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之令 行，小便通利，水肿消退。所以黄芪这种作用表述方法应当是补气行水消肿，而与车前子的利 水消肿相区别。黄芪的补气固表止汗作用，也应当这样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表述和理解中医 药学的术语，就不是模糊的概念，而是颇为严密的了。 ３炮制或制剂过程中衍化而来的次生作用：某些中药本来不具备的作用，由于在炮制或 制剂过程中发生了分解、化合乃至在代谢、降解过程中而产生了某作用，亦应属于中药的次生 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我们中医在过去可能不太明了或未被发现罢了。如人参，一般说来没有直 接的抗癌作用，但在炮制加热时产生的次级甙ＲＨ ２ 则有明显的抗癌作用；再如，有实验表明柴 胡皂甙Ｃ本身虽无促进皮甾酮分泌的活性，而其代谢中间体甙元则有很强的活性。 （三）配伍作用 配伍作用是指药物互相配合之后产生的作用，这是中医用药的最大特点。按照“七情和 合”的理论，通过配伍，可以使药物的作用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方药 离合论》中说：“方之与药，似和而实离也……圣人之制方，以调剂之……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 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这种通过多味药的配伍、调剂产生的配伍作用，是组成该方剂诸 药物作用的综合效应，是一个“合力”。我们体会，这个“合力”应当是一个“矢量”。由于中医临 床主要是使用方剂，即主要利用方剂中各药物组合而成的“合力”作用，定向地作用于某一病 证，因此往往把这个合力误解为某一味药的作用，再加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有些本草文献上 记述的某味药的不少作用，实际可能就是这种配伍形成的“合力”作用，例如金银花的解表作 用，表现这一作用的代表方剂是银翘散。银翘散是辛凉平剂，按吴鞠通的组方本意是遵《内经》 “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方中首用金银花、连翘，其意是针对温邪而施，不在解表。盖 金银花性味甘寒，功能清热解毒，并无辛散宣解之能，只是由于配伍了辛温的荆芥、豆豉，辛凉 的薄荷，才使全方成为辛凉解表之剂，所以金银花在本方中的作用是清热解毒，其本身并无辛 散解表之功，说金银花能“轻宣解表”是把它的配伍作用混同为固有作用所致。还有一个反证 的例子是感冒退热冲剂（大青叶、板蓝根、连翘、拳参），可以说没有一味解表药，但它治疗感冒 风热的疗效似乎不亚于银翘散。再如升麻、柴胡，其升提中气的作用，不论是补中益气汤，还是 第五卷２８２ #### 升陷汤，都是在与参芪等补气药配伍之后才表现出来，实验室的工作也证实如此。 配伍作用的发现和应用，是我们祖先对药物使用上的一大贡献。通过配伍，可使药物发生 协同、增效或减少某些毒副作用，甚至还能改变单味药的性能，发生“转向”，产生新的功效。这 不仅使方剂呈现它的多效性，从而使方剂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能够曲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病 情，还尽可能地减少了毒副作用。所以配伍作用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不做这一工作，就可能 丢失许多实践证明有效的信息。至于这种配伍作用是哪些内在变化的表现，目前研究得尚不 多，但至少已有材料证明，通过配伍可以使药物之间发生某些化学变化，有新的物质产生，如翟 云凤等观察到天麻钩藤饮中牛膝之皂甙与桑寄生中的酚性物质之间，有明显变化，其变化后的 产物既不具备皂甙的溶血现象，同时也改变了鞣质及酚性物质与ＦｅＣｌ ３ 所呈现的显色反应，即 有新的成分产生。这里还提示我们在解释方剂的功用时，不能只按照传统的方法，把组成方剂 的各味药物的作用，简单地加以相须相使，或相杀相畏的关系加以说明，而还应当考虑这种新 生物质可能是某方剂产生疗效的真正内在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探明了配伍作用的物 质基础，才能最终揭示出方剂的真谛。 因此在中药研究中，应当首先着重探讨它的固有作用和次生作用，而配伍作用则是方剂学 研究的重点，方、药研究相配合，有主有次，才能把中药学研究搞得深入、细致，使中药学有一个 长足的进步。 四、中药方剂配伍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 古人把单味药与单味药共同应用之间的关系称为“七情”。“七情”中的相反、相畏，是中医 方剂配伍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前人把它们总结为十八反、十九畏，成为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之 一。然而自古以来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就不一致，近年来也做过不少的讨论和研究，见仁见智， 确有很大进步。在这方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否则就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和结论。 （一）注意药材品种的历史沿革和混乱 中医药学是一古老的医学，数千年来在药材品种上屡有变革，因此在研究十八反、十九畏 这一理论时，就必须考查提出和总结这一理论时的用药情况，否则，按照今天的用药品种就可 能很难说明问题，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乃至误解曲解古人的经验或理论。如用党参来探讨与 细辛、芍药的配伍作用，即使做出有意义的结果，也只能是我们今天的新发现，根本无法说明古 人的经验，因为党参这一药名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代，或云古之人参即今之党参，此说更为不 确，我们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不赘。再如沙参也大体如此，现在通用的沙参是指北沙参，而北沙 参首见于《本草汇言》，为伞形科植物，与《本经》所记述的桔梗科沙参有别，以此种做实验，又何 以说明古人“相反”的本意呢！由此可见本草史的研究，中药用药的历史沿革情况，也是方剂学 研究的基本功之一。药材品种的混乱，产生不同的实验结果，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如“藻戟遂 芫俱战草”中的大戟，现在已知除大戟科大戟外，还有茜草科ＫｎｏｘｉａｓｏｒｙｍｂａｓａＷｉｌｌｄ和瑞香 科Ｓｔｅｌｌｅｒａ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ｃｍｅＬ，都称为大戟，与甘草配伍焉能产生一致的结果，据此遽做结论自然 就会失去科学价值。 第五卷２８３ #### （二）注意机体的机能状态 一般的配伍研究实验，多采用健康动物进行。按照中医理论来说，中药的性味功能，常指 机体在病理状态下对药物的反应。现代药理学亦已证明，生物有机体在正常状态与在病理状 态下对药物的反应性是不同的，有毒药物更是如此。特别是在采用注射给药时，由于避开了肝 肠屏障，与传统的给药途径不同，所观察到的结果，进而得出的结论，更是需要审慎的。因此， 中医方剂配伍的研究中，动物的种属差异姑且不论，而实验动物机能状态的选择，也应当是不 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于此可见，中医方剂配伍研究中涉及的问题是较多的，以上两点，乃管见所及，谬误之处， 敬希教正是幸。 五、上党人参———党参古今考辨 目前临床上凡古方剂之用人参者，大多以党参代之，盖因其作用相似，且古文献有人参出 上党之论。现代研究确认，党参的名称始于清代，系指桔梗科植物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Ｆｒａｎｃｈ） Ｎａｎｎｆ，而人参则为五加科植物Ｐａ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Ｃ．Ａ．Ｍｅｙ，显而易见，此乃两种不同的植物，不应互 相混淆。据考，古之上党即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目前这一地区尚未发现过野生人参，而党参 却是本地区的主产药材之一，产量之大，品质之优，居全国之首。那么古之上党人参是否即今 之党参，实有考辨之必要。兹就管见所及，讨论如下： （一）古代上党地区可能是人参主产区 人参和党参不一样，其历史悠久。《说文》就有“人参，药草，出上党”之记载，《吴普本草》及 《名医别录》更指出生于上党山谷。这种上党人参《本草经集注》虽有描述，但似不确切。不过 从唐代一些诗词中所描述的上党人参却像是五加科人参，如陆龟蒙等说“五叶初成椴树阴，紫 团峰外即鸡林，名参鬼盖须难见，材似人形不可寻……”这句诗的意思大意是人参有五叶，生在 椴树遮荫的山西上党的紫团山及新罗（即今朝鲜），样子似人形。到宋代《图经本草》才有图可 征，从其４幅图来看，只有潞州人参最像今之五加科人参，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说： “上党，今潞州也，……宋苏颂图经本草所绘潞州者，三桠五叶，真人参也。”可见在明代，上党人 参还是指五加科人参而言。上党地区为太行山脉分布，彼时森林植被和气候可能是很适宜人 参生长的。解放后绛县等地引种人参成功，也间接表明在森林植被适宜的情况下，这一带地区 是可以生长人参的。因此推测上党地区可能是我国优质人参的原产地之一，是有根据的。 （二）自古以来上党人参就存在着混乱 虽然自古就认为上党人参是珍品，但就在此同时也出现了品种混乱问题。这主要是由于 人参是一个珍贵药品，其“价与银等”，难免有人从中谋利，再加当时的科学水平所限，鱼目混珠 在所难免。东汉时期王符的《思贤篇》中就说“病当得真人参”，既然要得真人参，那一定有伪品 了。这从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中描述人参是“一茎直上，四、五叶相 第五卷２８４ #### 对，花紫色……”。这显然与“三桠五叶”的人参不类，倒很似现在的轮叶沙参。故苏敬在《唐本 草》人参条的注释中感叹陶氏不悟高丽人作人参赞中“三桠五叶，背阳向阴……”之语，实际他 们描述的是两种东西，自然“不悟”。可见当时这些医药大家也是混淆不清的。宋代《图经本 草》中所绘４种人参图，除潞州人参外，皆与五加科人参相距甚远，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说：“人参，伪者皆以沙参、荠尼、桔梗采根造作乱之……”实际元明以降乃至近代某些贤达，也 错误地认为古之人参“即今之党参是也”，问题是既然形态上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还会出现 这些混乱呢？我们认为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谋利发财者外，可能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限 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及交通条件，观察得不够仔细，又不能及时交流修正，有的注意到了苗叶，有 的则着眼于药用部分的根部，因而难免“张冠李戴”。如《唐本草》说上党人参“形长而黄，状如 防风，多润实而甘”；《图经本草》中所附潞州人参的图很像五加科人参，但又说其“花紫色”，这 恐怕又与五加科人参不一致了。二是自古以来就有以荠尼、桔梗、沙参做伪人参者，就是着眼 于它们的根形很似人参，以致伪作或误用，学识浅薄者，不辨真伪，只见其花色紫而相类，根又 肖人参，遂以为真人参，以讹传讹。后来由于资源匮乏，人参渐少，遂有只取其根相近之党参充 作人参。类似的演变，直到近代仍有，如太子参，原为五加科人参之小者，药商难于出手，易名 为太子参或孩儿参，继之则以石竹科植物假叶繁缕的根充之，因其形似鼠尾，颇类小的人参，延 至今日，竟成正品，药典中亦已收载。党参的演变情况可能亦然。 （三）上党地区人参之消亡与党参的兴起 既然承认古上党地区可能是人参的主产区之一，同时又是党参的重要产地，何以人参绝 迹，而党参则兴旺发达？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１官府逼贡人参，资源破坏：由于人参是一种珍贵药材，历代统治者为了“长命百岁”，而 要人民纳贡人参。地方官吏为了讨好上司和他们自己享用，借机横征暴敛，迫害百姓，因而药 农不愿再操此业，促使人参的生产减少、凋蔽。《潞安府志》说：“上党，今潞州也”，“民以参为地 方害，不复采取”；又说“人参出壶关紫团山，旧有参园，今已垦而田矣。” ２植被破坏，失去了人参的生长环境：按现在人参种植情况来看，其要求环境条件相当苛 刻，而古代由于交通等因素，太行山一带森林植被可能是很好的，适宜于人参的生长。宋元以 降，由于战乱、火灾，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据《梦溪笔谈》卷２４记载：“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浙 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皆童矣。”提示到宋代太行山一带都变成了不长树木，光秃秃的山，失去 了人参必须在“椴树荫”下的生长条件，因而人参遭到灭绝。然而官府仍然逼着地方上贡人参。 因此只好以产地相同，而外形略有相似的桔梗科党参冒充“上党人参”；因其外形又似防风，故 又称其为防风党参。此种党参之生产条件较人参之要求为低，因而形成了今天潞党参的兴旺 发达。 总之，根据历史资料及今天培植人参的经验来看，古时之上党人参应是五加科人参。由于 天灾人祸，五加科人参灭绝，该地同时也生长之桔梗科党参才益见兴旺，衍出了上党人参、党参 的混乱局面。大概这就是今天中医药界使用潞党参以代人参之由来。 第五卷２８５ #### 经验方 一、白乌贝散 组成：乌贝散６０克、云南白药５克，混匀即成。 功能主治：制酸止痛，收敛止血。主治：胃痛泛酸，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大便潜血阳性者。 用法及用量：饭前口服，每次６～９克，１日３次，白开水送下。 按语：本方系乌贝散（乌贼骨、浙贝母）加云南白药组成。乌贝散原为老中医王药雨的经验 方，现已为《中国药典》收录，并在制备中增加了些许陈皮油以矫味。它是一个良好的收敛制酸 剂，可制酸、止痛、止血。用于慢性胃炎、溃疡病的胃脘疼痛、胃酸过多、大便稀溏者。实验证 明，本方能吸附胃蛋白酶，中和胃酸，保护溃疡面，并有一定的止血作用。加上云南白药，止血 止痛的作用更为显著，且见效快捷。云南白药原是一个民间方，由于其止痛、止血作用疗效明 显，早已享誉国内外。 二、加减保和汤 组成：炒三仙、半夏、茯苓各１０克，陈皮６克、炒莱菔子１０克、黄连１０克、大黄５克、槟榔 １０克。 功能主治：消食导滞。主治伤食便秘，脘腹满闷作痛、嗳腐厌食，舌苔黄厚者。 用法及用量：每剂水煎２次，合并滤液，２次分服。 按语：本方系保和丸方去连翘，加黄连、大黄、槟榔而成。保和丸原方功能消食和胃，用于 治疗暴饮暴食或饮食过度的食积内停有效。唯方中之连翘改为黄连为妥，盖连翘的清热散结 之功，用于治气血瘀滞的疮疡见长，故有疮家圣药之称，非治食积发热，《本草求真》说连翘多用 则胃虚食少，费伯雄也说“此（保和丸）亦和平消导之平剂，惟连翘一味可以减去”。可见连翘用 于消食清热是不恰当的，而黄连苦寒燥湿清热，能厚肠胃，即有健胃、消炎抗菌的作用，不独肠 炎、痢疾可用，就是由于饮食失节造成的伤食症，以黄连配适当的大黄，确有健胃助消化之功， 因此临床上凡用保和丸，皆以黄连易连翘，未见偾事。 三、消三消胶囊 组成：山茱萸１０克、山药６克、黄芪１０克，依法制成胶囊剂，每粒０３克。 功能主治：补肾涩精，益气阴，缩尿止渴。主治脾肾两虚，精亏液耗之消渴病。 用法及用量：口服，每次４粒，１日３次，白开水送下。 按语：本方药性平和，对于非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辨证属于脾肾两虚者有良效。 （邱德文 编） 第五卷２８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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