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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妻子李惠仙去世后，他在《祭梁夫人文》中开篇就写道：“我德有阙，君实匡之。”他究竟犯了什么错，李惠仙又做了什么，让他一直念念不忘？这个错其实就是他对“第一知己”产生了爱慕。 梁启超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这就是“第一知己”典故的来源。这首诗是一首情诗，而且是一组二十四首情诗之一。这些情诗梁启超并不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李惠仙的，而是他在日本认识的一位商人女儿，她叫何蕙珍。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清政府不仅处斩了戊戌六君子，而且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展开追捕。梁启超不得已逃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他与康有为发起组织保皇会。保皇会的宗旨是驱逐慈禧太后，尊崇光绪皇帝，让他掌握朝政进行变法。其实与维新变法的性质没有太大区别。
不同的是他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外的华侨。所谓“劝导侨胞，广筹经费”。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的邀请，来到日本的檀香山，向当地的华侨富商发起筹款。 梁启超虽然才高八斗，虽然学过不少西学，但是大部分都是翻译过来的知识，并不是外文原书，所以他英文一直不怎么好。而与侨商打交道又经常需要用到英文，处理一些英文文件。 为了解决这方面困难，加入保皇会的一位侨商便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女儿何蕙珍充当他的翻译。 梁启超早年参加会试不中之后，在返回广东老家的途中经过上海，看到了《瀛环志略》一书，其中对于西方文化、地理的介绍深深吸引了梁启超。自此之后，他对西方的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学问、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康有为的认识其实也是因为此。 而何蕙珍从小生活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她的性格、思维方式、穿着打扮、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与当时国内很少有机会接触教育的传统女子有很大区别。这让对西学向往的梁启超耳目一新。 而且当时梁启超身处异国他乡，四处奔波流离，心灵非常孤寂。何蕙珍当时又年方二十，年轻漂亮。更重要的是，何蕙珍特别欣赏梁启超的才学，非常喜欢看他的文章。并且经常写文章为梁启超的学说辩护，为梁启超做各种宣传。 两人相互之间都互相欣赏，很容易便互相爱慕。最开始展开行动的其实是何蕙珍。他没有扭扭捏捏，而是很直接地向梁启超要了一张他的个人照片。虽然没有明确表白，但是这一举动无疑是表达了一切。而梁启超更是对她朝思暮想，爱得不能自持。  他在家信中曾这样写道：
他对何惠珍不仅是出于爱慕，而且是出于利益。他曾想过自己要是有个会英文，又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且有一位侨商父亲，以后她帮助自己处理事务，接待宾客，自己会是多么有面子。 他越想越觉得完美，不觉便生出了想要娶何蕙珍的念头。 问题于是又来了。梁启超在家乡其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是明媒正娶的妻子。他的妻子名叫李惠仙，是他的乡试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 李端棻也是一位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光绪时他担任礼部尚书。梁启超、康有为就是他推荐给光绪帝的。他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最早倡建者。由此可见，他的眼光非常毒辣。  当年梁启超参加会试，李端棻与另一位主考官都看中了梁启超的才学，认为他以后必定前途无量。李端棻没有计较辈分和地位的差别，毅然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嫁给了当时只是一名举人的梁启超。而且梁启超虽是士绅之家，但是家庭其实并不富裕，家中也没有人在朝为官中。这在当时讲求婚姻门当户对的官绅阶层实在难能可贵。 李惠仙到了梁家之后，并没有因为父亲地位的缘故横行霸道，而是悉心照顾公婆，甘心做梁启超的后盾。梁启超在外打拼时，一直是李惠仙在照顾家人跟孩子。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李惠仙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慷慨陈词，支持丈夫。他毅然带着女儿逃往了澳门，让梁启超免除了后顾之忧，也让官场上的一些有心之人扑了一场空。 梁启超得知这些事后，对妻子非常感激。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梁启超称李惠仙为“闺中良友”，可见其夫妻感情之深厚。这是经过患难考验的真情，不是能轻易舍弃的。何况两人还有孩子，而且李端棻还是其坐师兼志同道合、一起组织变法的战友。 当时梁启超倡导改革的一个方面就是一夫一妻制。梁启超喜欢何惠珍，但是又无法舍弃李惠仙，他的人生继学问、事业的选择之后，又面临婚姻的抉择。 他每天心里都非常煎熬，可谓辗转反侧，日夜难眠。在焦灼了一段时间之后，梁启超选择了与妻子坦诚相待。他写了一封家信，将自己对何惠珍的思念之情都告诉了妻子，其中还耍了一些小心思。
表面上说这段意外的感情是“可笑之事”，但是他写得很是郑重。都已经夜至五更了，他仍然没有睡，仍然在思念何蕙珍。还心头小鹿乱撞，明确表达出自己恋爱的感觉。 给妻子写信告诉她自己对另外一个女人有多思念，这种奇葩之事估计也只有梁启超能够做得出来。口口声声说着“所爱之惠仙”，字字句句都在思念别人。这哪是家书，说是战书都不为过。 梁启超将选择的权力交给了妻子李惠仙。可能在他看来，妻子这么通情达理，有可能会主动退出，这样自己就不用这么焦灼了。只要跟妻子离婚，就可以顺利地迎娶何蕙珍了。 不说梁任公在政治上、学术上的成就，单就他对待妻子的态度上确实有些过分，甚至可以说很不男人。不难想象，当为梁启超受尽苦楚的李惠仙接到这封信时，心中会有多么痛苦。梁启超口中对自己的爱是多么苍白无力。她有可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伏在被子上痛哭了很长时间。 不过李惠仙毕竟是李端棻之妹，是能对梁启超说出“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这种大义凛然的话说出来的女子。她很快便调整了心情，给梁启超回了一封信。这封信非常之高明，既大方地成全了梁启超的感情，同时又断绝了他对这份感情的念头。 信的内容很简单。李惠仙告诉梁启超：你不是女子，不用遵从从一而终的美德；如果你真的喜欢何惠珍，我会禀报父亲大人成全你们；如果你真的像来信中所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保重身体为重。 李惠仙不可能不知道梁启超一夫一妻制的对外主张，她很巧妙地避开了这个话题，也就避开了主要矛盾。她将这种对梁启超来说是要命的题目转换成了古代传统的纳妾。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字里行间却是这个意思。如果梁启超喜欢何蕙珍，李惠仙表示同意帮他纳妾。她并没有说出自己与他离婚这种梁启超期望的话来。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李惠仙抬出了梁启超的父亲这个长辈。 梁启超的父亲名叫梁宝瑛，在新会当地也是比较有名的士绅。梁启超从小就受到祖父跟父亲的教诲，他接受的是那种传统的严格教育。梁宝瑛是妥妥的严父。 如果让他知道儿子梁启超竟会生出喜新厌旧的思想，与李惠仙离婚，责备一顿是轻的，父子之情为之断绝甚至都有可能。毕竟李惠仙为梁家付出的实在太多了。而且梁启超后来之所以能够参与到变法中，说白了还是依靠了妻子的关系。这就不仅是喜新厌旧那么简单了，而是忘恩负义、不敬父母了。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都是让人极为不齿的行径。梁启超必将身败名裂。 这一点是对梁启超作出选择最为重要的一点。 剩下一点，李惠仙就完全是在嘲弄、调侃梁启超了。你要真像信中所说，只将这件事当作是可笑之事，就不再这么辗转反侧了，这样会影响身体健康。李惠仙毫不留情面地揭露了梁启超的文字背后的虚伪。 在这一波文字与智慧的交锋中，梁启超明显败给了李惠仙，他还是棋差一招。李惠仙真的是一直被历史所忽略了的奇女子。 当梁启超接到这封回信后，顿觉遍体生寒。他很庆幸自己没有急于求成，直接作出选择。他想娶何蕙珍的念头顿时被掐灭于无形之中。为了避免李惠仙将这事告诉父亲，他赶忙又写了一封回信：
在信最后，他对妻子保证：
这段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感情就这样被磨灭了。后来义和团运动爆发，康有为想要“勤王”，梁启超被急召回国。他与何蕙珍从此基本上断绝了往来。不过多情的梁启超为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竟然洋洋洒洒写下了二十四首情诗。何蕙珍被他称赞为“第一知己”。这评价之高，显然在“闺中良友”之上。  后来等李惠仙去世之后，何蕙珍还曾找到过梁启超，希望与他共渡未了之余情，结为夫妻。不过这被梁启超委婉拒绝了。何蕙珍算是对爱情非常执着，哪怕过了这么多年，她也没有放弃喜欢梁启超。 梁启超之所以没有接受何蕙珍应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觉得自己曾对妻子保证过，他不会娶何蕙珍。如果在她去世后这么做了，自己仍是在违背承诺。从这方面来说，梁启超还算是重情重义。 第二原因要说到李惠仙的后手。李惠仙自从接到梁启超的来信之后，虽然做出了高明的回复，但是心中还是有些忐忑，担心失去他。于是便决定将自己的陪嫁丫鬟王桂荃嫁给梁启超为侧室。 可别小看王桂荃只是出身于丫鬟，她跟李惠仙一样，也是聪明至极的女子。梁启超流亡日本时，王桂荃一直陪在他身边，曾学过很多西方的文化知识，在当时来说非常前卫。 李惠仙觉得梁启超既然喜欢西式的女子，干脆就将学了些西方文化的丫鬟嫁给他，也好断绝梁启超的其他念想。 没想到的是，王桂荃竟然成了梁启超平生最喜欢的女子。梁启超的儿子，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王桂荃与梁启超之间的感情：
因为有了爱情的归宿，梁启超自然不会再想着娶何蕙珍。这应该是他拒绝何蕙珍的最重要的理由。  梁启超平生就是这两位妻子，也可以说一妻一妾。他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自己在“一夫一妻世界会”中的主张。从他的保皇的主张来看，他其实一直都是个比较传统的人。用西学中用来形容他，反而更合适。 只是可惜了何蕙珍的一往情深。其实梁启超要是把事情都跟何蕙珍说明，何蕙珍可能也不会太过在乎身份地位。梁启超既然能打破自己的主张第一次，第二次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关键问题应该是梁启超对何蕙珍的感情可能只是一时感情冲动而已，不可能长久。所谓“第一知己”其实名不副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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