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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27日，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们荷枪实弹冲进了马立斯新村的一栋楼房，当场逮捕了正在开会的数名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临时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声，由于美英当局与南京政府有相关的协议，所以李竹声等人很快被引渡给中统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在中统的审讯室里，李竹声遭到了各种严刑拷打，但是始终没有屈服，无计可施的特务们在折腾了三个月后，将李竹声押往南京本部。  这一次由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亲自出马，他安排“训练科”的特务和叛徒们轮番上阵，终于以攻心战术劝降成功。李竹声叛变后，立马供出了我党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包括中央红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的电台位置等等，同时又供出了继任执行局书记盛忠亮的住址，中统特务遂于10月间抓到了盛忠亮并破坏了秘密电台。 从特务们的行动细节来看，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策反，徐恩曾等人也受到南京当局的褒奖，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次行动却反而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为埋葬蒋家王朝打下了一个伏笔。原来，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在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周公、王明等人要么撤入江西苏区，要么避往莫斯科，共产国际远东局只好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政治局。  这个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是24岁的博古，排名第二的则是洛甫，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都是留苏学生，均位列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但两个人性情各异并不太团结。随着白色恐怖的严重和地下活动越来越困难，博古以加强苏区领导为理由，也准备撤往江西苏区，却安排洛甫去北方局工作。后者表达了反对意见，于是分别发电请示共产国际，不久莫斯科回电：整个中央机关迁入江西苏区。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党早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方针路线和人事安排皆要服从莫斯科的指示，所以留苏学生能够掌握领导权，是与莫斯科的支持密不可分的。博古等人到达苏区以后，也很快削除了主席的权力尤其是军权，因为人家拿着莫斯科配发的“尚方宝剑”。  博古和洛甫等人离开上海后，只留下了一个临时中央执行局（类似于办事处的性质），配备有大功率电台，负责各苏区与共产国际的通讯中转，换句话说，各苏区并没有条件直接与莫斯科进行联系，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都必须通过上海的这部电台转达。执行局的负责人先后就是李竹声、盛忠亮等人，一直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莫斯科都遥控着苏区的军政大事。 在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红军不得不改变了原来机动灵活的战法，而是以“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的口号与优势敌军死打硬拼，经常打成阵地战和消耗战，在50万敌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到1934南9月末，红军的可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放弃闽赣苏区已成定局。这也就是25000里长征的动因，当然，长征最初的目的并不是陕北，而是红二、六军团活跃的湘鄂西苏区。  然而就在1934年的10月初，发生了李竹声和盛忠亮先后被捕的事件，这个时间点非常敏感，正是中央红军准备进行长征的前夕，也就是说，截至1934年10月底，中央红军骤然间与莫斯科失去了联系，沟通渠道彻底中断。祸兮福所倚，敌特的疯狂、叛徒的出现和大功率地下电台被破坏这一系列事件的意外发生，却也给中国共产党人自主选择自己的领袖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长征准备实施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多少年后还冒冷汗的事件，那就是博古等人在圈定随军行动名单时，指名要将主席留下来。在敌人对苏区的重兵合围下，如果病中的主席留下来，那必将是九死一生，未来陈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和瞿秋白等同志的被捕牺牲，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将失去重新统率中央红军的机会。  幸好周公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主席还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职务，不跟着中革军委、苏区政府机关一起行动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在周公的坚持下，主席终于被获准参加长征，并被编入军委“休养连”。而在长征初期，洛甫和王稼祥同志也因为患病安排在休养连，从而与主席朝夕相处，在红军作战不断失利和主席的循循善诱之下，这两名政治局常委逐渐改变了立场，成为拥护主席重新领导红军的重要支持者。 湘江血战之后，红军由出发前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巨大的牺牲和笨拙的指挥让干部战士们纷纷表达强烈不满，也倒逼当时的中革军委检讨指挥上的失误，通过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和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主席的正确军事主张被逐渐接受，更在黎平会议上决定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的遵义会议）的地点和内容。  根据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将军的亲口转述，一些老同志后来回忆起1934年12月20日的“橘林谈话”，也就是红军到达黄平后，在一片橘林里洛甫对王稼祥等人的谈话：“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当天晚上，王稼祥就把意见通报给彭老总，小范围交流后，一批重要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解决目前的问题。 所以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不仅是主席、洛甫和王稼祥三个人的意见一致，几个军团的主要首长其实也已经心里有数了，如此遵义会议的调子便确定了下来。在红军入黔占领遵义后，敌人追兵被暂时甩开，于是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周公的主持下，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取消原来“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  长征途中的几次重要会议，尤其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决议，都是在与莫斯科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们自主发起的，因为没有外力的干扰，他们才能够客观而理性地选择自己的领袖，也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红军作战从此神出鬼没，让几十万追敌疲于奔命不得要领。到1935年春，老蒋根据红军战术的改变和相关情报，终于知道了主席重掌指挥权的消息，登时大叫不妙。 他肯定更想不到，正是中统特务们的“卖力”表现，无意中切断了莫斯科和中央红军的联络渠道，让博古等人一时失去了莫斯科的支持，从而使得遵义会议能够胜利召开，让主席重回领导岗位，历史的进程有其必然性，而其中也充满了偶然，塞翁失马呀。 1945年1月，在徐恩曾政敌戴笠的算计下，老蒋签发了对徐恩曾“撤销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令，只是不知那个时候，他是否会想起十一年前的那一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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