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鬼的《母亲杨沫》，书中满是力透纸背的世态炎凉、悲欢离合，包括母子间的恩恩怨怨，其中不乏令人潸然泪下的地方，但我一直没有流下眼泪。直到今天，看到老鬼在美国接到母亲的信，知道母亲病情恶化，给母亲写的回信，真的让我分外酸楚。老鬼对母亲有那么多的恩怨，在信的末尾，他还是充满深情地写到：“想你的儿子 小波”，我已年过半百，居然在大半生里从来没有给母亲写过一封信，没能写下“想你的儿子，景林”。我恰恰是一个愿意写信，习惯用信和人交流的人。记得刚上初中，在我基本上还是一个土孩子的时候，我就曾经给班上的女生写过万言的情书，整个中学时代我为那个女生写了很多、很多的情书。当然，也写过一封特别的不是情书的书信，那是一个中学生写给公社教育站站长的信。在那封信中，我幼稚地表达了对中学应该进行文理分科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出格、也很令人诧异的事情。后来在我20岁的时候当兵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母亲，写信就成了我和亲人联系的唯一方式了。当兵的人，离家在外，都把信看得很重，每天只要那个穿深绿色衣服的邮差一到，营院的门口都会瞬间绽放年轻的欢喜和快乐，也有怅然和感伤。当兵三年之后，我考取了教导队，即将到盘锦开始提干前的学习培训。那时，除了一张床和一个背囊，战士没有更多自己的空间，临行前我把三年里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家信全部烧掉了，这不仅构成了我现存全部书信的重要缺失，也对我的情感历程造成了再也无法弥补的缺憾和伤害。除了这部分烧掉的家信，至今我保存了自己一生中全部的个人信件，包括哥哥和姐姐的来信、战友的、情人的、文学的，连早年铅字打印的退稿信我都完好地保留着。一年装一个大口袋，分得清清楚楚，整理得板板正正。随便打开一个口袋，随意打开一封信，就有一个亲切的人伴着一段亲切的往事，真真切切地浮现在眼前，包括那里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风格的信封、信纸和笔体，每一个字的样子，都是旧日时光里重现的亲人，多少年后读着总令自己生出万千感慨，又只能缄默不语。
一个人在一生中究竟会写多少封信，又有多少万字，谁能记得？我只知道我习惯于用信的方式和人说话。如今，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书信少了，几乎看不见了，都被手机短信、微信和短视频代替了，只能在屏幕上读取文字，不能在纸上感受生命的呼吸和温度，那我也很珍惜，我把所有朋友的电子书信都编号保存起来，放到一个文件夹里，起名叫《朋友信札》。在我精心保管和偶尔展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不曾想到会在日后的某一天忽然被老鬼的一句话刺痛。是啊，我一生写了大量书信，甚至从小就偷着写情书，怎么会没有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呢？信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密码，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可是恰恰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丁点的诉说与倾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一个人的怪癖，越是最亲近的人，越是最亲近的感情，越是不好面对面地诉说，就像我不能贴贴乎乎地陪在母亲的身边唠嗑、拉家常。按理说，我年轻的时候常年当兵在外，成家后又没能和母亲共同生活在一起，见了母亲该有说不完的话，表达不尽的感情。可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我每次见到母亲都不愿、也不能多说什么，就是浮皮潦草的那么几句，母亲没少对姐姐埋怨我：“也不知咋了，每次来就会说最近身体咋样？再就没话了。”
后来，随着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生命越来越哀落，眼睛也彻底看不见了，人也活得越发萧瑟，这时我对母亲的话语更少了，每次见到母亲都像有一种刺痛卡在了喉咙，几近深夜掩住的梦魇。
再后来，很多时候我只是长久地看着母亲，看她闭着眼睛坐在窗前的阳光里平静地呼吸，看着上午的阳光在她的白发间闪亮，又慢慢融化和流淌。这个时候，我或许是把这种凝望当作了我和母亲之间的一种书写或是诉说。
一生没给母亲留下一封信，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母亲不识字，这算不得是我的过错，但我今天格外计较、也格外在意这件事情，仿佛就真的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太渴望能用信的方式和母亲交流了。早年，我曾经在一首诗里写到：“久了/习惯了思念/就不愿再把心事说成语言”。那么多在思念中沉积的疏离和陌生，多么需要用温暖的文字来化解，可我却没有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因为我知道即使再长的信，也无法消解你暮年的孤独、衰老和内心的凄凉，再深情的话语，也无力表达一个儿子眼见母亲老去，却又无能为力的悲伤。这或许正是我一直对母亲既亲切又显疏远的缘故，正是总想逃避母亲的缘故。而在逃避之后，自然又是深深的自责、愧疚、担心和挂念。一生没有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一生没能用信的方式和母亲进行交谈，这并不是谁的过错，但我今天就是真的很计较、很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