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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吴兢的《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有这么一段文字：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唐太宗属于「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加之从小对于弓箭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与爱好，对于弓箭的认识与了解，自然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故而才会自以为懂得识别弓箭的好坏。但是，当他把最近得到的十多把好弓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时，师傅却断然说：「都不是好弓。」不仅如此，还提出解释：「因为木头的中心不端正，脉理歪斜，这样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道却不直，准确性也大受影响。」相对于使用弓箭者，做弓箭的人对于弓箭材料与性能之间的关系，要比前者更加全面深刻。换成其他人，或许将手中的弓扔下就走了，顶多是请做弓箭的师傅再找几把真正的好弓。但是，从唐太宗身上，我们看到了他深刻的反思：我透过战争取得天下，用过的弓箭非常多，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我得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因此，需要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更加谨慎，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此后，他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都赐给他们座位并悉心交谈，力求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不论是什么人，其知识、经验、视野等，都会因出生、经历、教育、智力、时间、精力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局限，哪怕是绝顶聪明之人或英明的领袖，无一例外。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握了几十年的弓箭，可是他对于「弓矢之道」的认识，依然存在着盲点。因此，向内行之人问道，向一切能者学习，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乃智者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为国家百姓赢得数十年的繁荣与安定，缔造「贞观之治」的美谈，成为中国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从善于由「弓矢之道」联想到「治国之道」，进而虚心听取包括魏征等人的诸方意见和建议，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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