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们三个第一次聊困难的话题,论左右为难可能比不上《人品与作品能不能分开看》,论观点交锋大概比不上《<切尔诺贝利>的谎言与真相》,但这一期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作为消费主义的观察者与思考者、女权主义的捍卫者与实践者,我们长久地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不是答案与答案间的矛盾,而是问题与问题间的矛盾。 女权主义者应该爱美吗?应该追逐时尚或者拥抱消费主义吗?大多数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女权主义者应有其自由与多样性,正如作家阿迪契所言:“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然而,在漫长的物化女性的历史尚未充分清算并且仍在继续的情况下,女性对美的追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男性凝视,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自我表达,似乎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尤其在今天,消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女权主义的主张甚至经常被扭曲为一种营销话术,除了购买力,我们还能在其他维度上想象男女平等吗?进一步说,“消费者”是否已经成为了我们唯一的身份?消费在为我们赋权的同时是否也成了我们建构自己主体性的唯一方式?作为女性和女权主义者,我们又应该如何在微观层面抵抗消费主义,如何面对日常的消费冲动? 这样难聊的话题通常都没有确切答案。在三八妇女节之际,我们回看这一期录制和上线于2019年10月的节目时,依然感到矛盾重重,却也在这矛盾中更加确认女权的意义、反抗的力量与平等的重要。
张之琪: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有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女权主义和消费主义是不是有根本上不兼容的部分。 傅适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难,我在聊这期之前,脑海里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图像。在为节目做准备的时候,我甚至都已经在想消费主义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当然会觉得你有钱就买,没有钱就不买。虽然我们现在整体讨论的框架其实是从结构的角度、宏观的角度,但是我还是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是会发挥一定的作用的。比如像SKII这样的广告,我可以接受它比较积极的部分,比如我们女性30岁不一定就要结婚,但我可以不买她的商品,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个体的行为。如果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承认我们现在一定是在一个后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并且这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宿命。但是在整个消极的情况下,我还是会觉得其实会有一些积极的面向,比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放人的,或者说当它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美的时候,确实在强调一种个人的主体性。 冷建国:我觉得女权主义者是多样的,可以化妆、可以不化妆、可以消费、可以不消费,这也是作家阿迪契在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里面强调的——“我爱文学和政治,我同时也爱口红爱高跟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女权主义者有不同的面貌”,她并不是像人们在刻板印象里那样的气愤的、不化妆的、厌恨所有漂亮衣物的老处女。很多直男会觉得女权主义者都是这样的人,因为她们享受不到所谓的性别红利,所以成了厌男的群体,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很漂亮、很fancy地去做一个女权主义者,你也可以是一个不爱化妆的知识女性,每个人都可以做女权主义者。 阿迪契在2016年代言了口红,参加了迪奥的活动,还被《名利场》杂志评为2016最佳着装女名人之后,《纽约时报》采访了她。当时No Makeup Movement正在美国轰轰烈烈进行,倡导女性不要带上面具,而应该呈现本真的自己来抵抗男权。当时《纽约时报》问她如何看No Makeup Movement,阿迪契说她自己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生,在她小时候,她妈妈会买非常多鞋子和化妆品,她很小的时候就会把口红涂得满脸都是,妈妈也从来不会责备她。他们家是有那样一个追求美的氛围的,所以她也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因为爱美而感到羞耻。但她也认为,无论是在尼日利亚、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和美国,都会有这样一个文化,如果你想让别人把你当成一个严肃的作家,你就不应该让别人觉得你会往镜子里看,你应该是那种无性别的、冷静的、不在乎外表的人。但在这一点上,美国跟尼日利亚又不一样——在美国的时候,她出席一些场合,还是要打扮得好看些,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需要让自己显得年轻;但是在尼日利亚,她会把自己打扮得更显老一点,因为在非洲如果一个很年轻的女士说了什么话,没有人会把她当回事。 这一点上我比较支持她的看法,我们都要尊重别人,无论她要不要消费、化不化妆。但是我个人比较讨厌把女权当做市场策略和营销话语,即你买了XX你就是一个独立女性,你穿了XX你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种话语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你依然是在用自己的话语去规训别人,你不应该规定女权主义者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