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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旅途中歇息时转过头，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留下的两行足迹，百感交集。对过去的时光，即便是苦难，也有一种依依的感情，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生命的历程。看那足迹吧，在变幻莫测的人生中，关键时刻的几步路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你的心真硬，连头也没回” 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这场要把一切吞噬的烈火，已经在神州大地上肆意燃烧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被“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价值目标所吸引，以一个刚刚步入18岁的青年所特有的活力激情，投入到“文革”的惊涛骇浪中。现在，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又使我激动。我没怎么考虑，就下了去内蒙古插队的决心。因为在此之前，大约是6月份，我已经报名去北京郊区插队。不知为什么，也许是生性散漫，我对农村的田园生活，素无恶感，在潜意识中，甚至还有几分向往呢。当然，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信念是下乡插队的直接动因。我深信，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将克服掉“文革”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成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当时，起码是第一批，大部分人都是自觉自愿去农村插队的。插队的地方越远，越艰苦，就越革命。我去内蒙古插队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但当他们得知，我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步行去内蒙古时，爸爸首先表示不同意。他反复问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大家一起乘火车走，非要步行呢？我回答的很干脆，“这样可以表示我们的决心，可以经风雨见世面。”但爸爸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诘问我，“第一天住在哪里？路上生病了怎么办？”我回答的很浪漫：“我们沿着铁路走，天黑了就找地方投宿，不行就在扳道工的小屋里凑合一夜”。“随身带着药，不行就找医院”。亲人看我们意志坚定，信心十足，终于同意我们的意见。 1968年9月7日凌晨四时许，陈韵、张树欣到我家会齐。爸爸、妈妈、姥姥和陈韵的母亲，把我们送出门外。我们三个人背着背包，在亲人们慈爱的目光中，大步踏上征程。一年以后，提起那个难忘的早晨，姥姥对我说：“我始终看着你，以为你能回头看一眼，你的心真硬，连头也没有回。” 第一夜睡得真香 潞河中学，是一所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造的教会学校，有150年的历史。我们三个人，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校名为通县一中）。我上高中二年级，张树欣上初三，陈韵上初二。我和陈韵是在一次支农劳动中成为朋友的。他是上海人，一对明亮的眸子，白白的皮肤，长得很帅。步行去内蒙，我俩一拍即合。张树欣得到消息后，表示愿意一起走。他体格强健，黝黑的皮肤，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嘴，显出刚毅的性格。 我们凌晨4时出发，走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东方渐渐透出晨曦。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轮廓分明。我们伫立在金水桥前，凝视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足足有几分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涌上心头。然后，缓缓转过身，继续向西方走去。 从西直门出城，沿铁路线向北，我们朝昌平南口方向走。时值秋天，午后烈日如火，我们的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背上的背包变得越来越重了。又走了几里路，陈韵总感到鞋里有沙粒，几次脱下鞋来倒，还说有。后来才知道他的脚打泡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走这样长的路。在以后日子里，他就是带着满脚血泡走下来了。 站在铁路路基上向东看，附近有一条东西向的街道。走下路基，我们就近来到一所学校的大门前。以后才知道这里是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的前身）。走进校门，见到一位女学生，就向她说明缘由，希望在这里借宿。她高兴地招呼一位正走过来的女同学，“毛___（遗憾的是名字记不清了，真希望能和她取得联系），你的校友来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姐姐立即跑过来，抚着我们的背问长问短。她以运动员特有的热情豪爽及女性的细腻，安排了我们的食宿。她用自己的饭票为我们买来丰盛可口的晚餐，与她的女伴一起给我们端来。晚饭后又打来热水，让我们洗脸、洗脚，就像照顾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她们是那样的热情亲切，与“文革”中人与人的对立、仇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善与爱，这种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温暖着我们的心。那一夜是我们一路上睡得最沉最香的一夜。 我们登上了长城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亮，我们给大姐姐留下一封信，翻过学院尚未开锁的大门，上路了。快走到燕山脚下的时候，视野顿时开阔了。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的凉爽的山风，清澈的渠水，色彩斑驳的田野，游动的牛群……，这一切，使我们这些长期居住在嘈杂的城市里面的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 当天晚上，投宿在南口镇革命委员会。当叔叔阿姨们得知我们要步行到内蒙古去时，对我们热情极了，他们很赞赏我们自觉找苦吃的锐气。 我们每天早晨五点起身，一夜的酣睡，离开温暖的被窝，一下钻进冷冰冰的晨风中去，那刺激是强烈的，因此我对清晨的一幅幅画面记得格外清晰。 来到举世闻名的京张铁路关沟段，一路上翠柏、怪石、飞瀑……，仿佛是一幅中国山水画长卷。当我站在居庸关云台上时，一股思古之幽情涌上心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感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但这只是一瞬间，满怀的革命豪情，又激励我上路了。 走着走着，眼前一亮，我们终于看到蜿蜒在群山峻岭之巅的长城了。这是第一次看到长城，顿时，满身的疲惫一扫而光。我们疾步跑上长城，抚摸着她那经历千百年风雨战乱的，累累伤痕的身躯，眺望她那出没在高山深谷之间，像巨龙般伸延向远方的雄姿，深深为这象征着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伟大建筑而自豪。站在八达岭长城上往关内看，满目葱绿，往关外看，则是一片萧瑟的黄色景物。与现在游人如织的景象不同，那时的长城脚下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只有我们三个人。走下长城，居然有一个国营的摄影部还在营业，我们请摄影师照了一张以长城为背景的合影，默默告别长城，投入到那片茫茫的黄色中去了。 过官厅，走宣化 三天后，我们的身体逐渐适应了长途跋涉的生活。天气好体力好的时候，一天能走一百多里。第四天早晨，我们从康庄附近的一个村子出发，越走越冷，觉得寒气逼人。天大亮时，我们来到了碧波万顷的官厅水库，铁路线是从横跨水库的一座铁桥上通过的。铁桥上有解放军战士守卫，行人不得通行。我们向战士说明情况，他大手一挥，让我们通过了。走在桥上放眼望去，好一片烟波浩渺的水域，那景色深深的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怀着几分激动，我们走到了宣化车站。没想到的是，不但没有受到礼遇，反而一场严厉的盘查。一群工人民兵见我们没有车票，还背着行李，不由分说，连推带搡的把我们推进一个屋子关了起来。屋子里面还有几个蹭车的“盲流”。过一会儿进来了几个人，显然是要“发落”我们。我们赶忙向他们解释，并出示了学校为我们开的介绍信。当他们确信我们是三个步行去内蒙古插队的中学生时，你是热情起来，把我们送出了车站。工人老大哥爱憎分明，在这里又体会到一次。 有一天，我们走过一片草甸子，齐腰深的野草，没有路。我们就拨开野草，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房子。 用煮饭的锅洗脚 柴沟堡是一个比较大的车站，许多机车在这里上水、上煤、编组，挂钩声、机车排气声、汽笛声响成一片，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热情豪爽的火车司机们，招呼我们乘他们的车头走，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走下路基，我们在一棵树下坐着休息。摊开地图看，从柴沟堡往西是大同市，再往北到丰镇，就进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了。我们做了一个冒失的选择，舍弃铁路线（它实在是一个最好的路标），直接往北走公路，这样距离凉城县更近些。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样走，虽然使我们看到许多民俗民风，更深入地接触社会，但由于公路大多曲曲弯弯，且歧路很多，又听不懂老乡的方言，辨不清方向，使我们饱尝困惑之苦。走到山西省境内，老乡的口音很重，话难懂。一天下午，我们走进一个小村子，明晃晃的太阳当头照着，一群粗壮的男人在一片空地上打井，女人们在树荫下，边忙手中的活计边聊天儿。小孩子们跑来跑去，一只大黄狗摇着尾巴，追住它的小主人，中午已过，我们还没有吃饭，就在村里的一个小商店买了几块点心，靠在土墙上，席地而坐，晒着太阳吃起午餐来。几个陌生人的出现，引起女人和孩子们的兴趣，他们把我们围起来，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一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婆姨，指点着我们，和身边的女人议论着，我虽听不懂她那浓重的晋北方言，但看她说话时的眼神动作，我知道，她在赞叹我们的手，夸我们的手那样的纤细。她怎么能够理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双手，我们才下决心到农村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后来我才知道，这样一双手是很难改造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与工农相结合，但对这种结合，不能做简单化理解，让知识青年去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是一种浪费和退化。 那天晚上我们走进路边的一个村子，投宿在村头一位单身老大爷家。他家徒四壁，土炕上只有半张破损的炕席。尽管素味平生，但淳朴忠厚的老大爷，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接待了我们。睡觉前他给我们烧开了一锅水，然后就让我们在他的锅里洗脸洗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脸盆，他只有这口锅，他自己就是用它来洗脸洗脚的。第二天一早，我们不想吵醒老大爷，就蹑手蹑脚的走出门，悄悄上路了，可没走多远，老大爷披着一件单衣，赤着脚追上来，他不听我们的劝阻，硬是光着脚送了我们一里多路，才在晨曦中依依不舍的与我们告别。 黄土高原赶路忙 这一天我们迷路了，走过一片荒蛮的草甸子，齐腰深的野草划着我们的衣服，发出刷刷的响声，走了十几里路不见人烟，正焦虑不堪的时候，张树新突然发现了一个小屋推开门，里面有三个四十几岁的男人，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聊天时他们竟然是地道的北京口音，我们只知道他们就在这里放牧，至于何时何故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生活，就不得而知了。 告别了这些人，继续往前走，到夜幕降临时，我们才投宿在一个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半夜里我醒了，全身的关节酸痛难忍，仿佛散了架，感到自己在发烧，像腾云驾雾一般。黑暗中我摸索出随身带的阿司匹林片吃下去，默默祈盼能战胜病魔。 为了躲避中午的烈日，踏着夜色，我们又早早上路了。年青人的肌体中蕴藏着旺盛的生命力，夜间还在发烧的我，此刻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黄土高原上有无数纵横交错的沟壑，路就在这些沟里面。土路上有两道多年形成的车辙印，沿着车辙印走几里，甚至几十里都见不到人。这一片黄土地最缺少的是水和绿色，我们带的水喝光了，唾液腺像是停止了分泌，口中干得发苦。走着走着，赶上了前面的一群羊，我们和放羊的老乡拉话，他们说前面路边有一口井，他们赶羊群去那里饮水。走到水井处，人和羊一起围在井口边，干渴的羊群躁动不安，咩咩的叫声是那样的急迫。当第一桶水摇上来的时候，我们等不及浑浊的水沉淀一下，便咕咚咕咚痛饮起来，仿佛喝的不是水，而是天空中的琼浆玉液。 亲人们接我们到凉城 当我们跨进乌盟兴和县革命委员会大门时，真是高兴极了。走了九天，我们终于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土地上了。兴合县革委会的同志们得知我们是从北京步行来插队的，待我们像亲人一样。他们安排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明亮的房间，整齐的被褥，午饭是黄灿灿的小米饭和大碗的炖羊肉。兴和的同志们还与凉城县革委会取得了联系，凉城县革委会立刻派一名干部到兴河来接我们。他是一位近30岁的男同志，见面时他用力握着我们的手，连声说，“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凉城县人民欢迎你们!”。 我们乘公共汽车去集宁市。辽阔的内蒙古高原上，起伏的丘陵，黄褐色的土地，明亮的河流，曲折险峻的公路，及司机在险恶的路段，依然高速行驶的粗旷潇洒，撞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这些初到内蒙古的年轻人感到新奇和刺激，汽车驶进集宁市。集宁市是乌兰察布盟署所在地，盟署交际处是一座具有蒙古族风格的高大建筑，我们就住在这里。傍晚，盟革委会政治部主任，一位解放军首长来看望我们。他详细询问了我们在路上的情形，称赞我们的决心和毅力，他热情地鼓励我们在内蒙古插队的日子里，要发扬这种精神，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第二天我们乘汽车去凉城县，汽车跑了近两个小时，连绵起伏的蛮汉山和湛蓝色的岱海映入眼帘，我们被凉城美丽的山水深深打动了，天空清澈透明，空气清新得醉人，一碧万顷的岱海在深秋的阳光下是那样的安详妩媚，岸边的白桦树林在秋风里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呼唤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不知不觉中，我们已投入了故乡母亲的怀抱。 本文介绍的三位知青，王黎明陈韵到凉城县麦胡图公社目胜一队插队，张树欣到多那苏公社车路沟插队。张树欣于1971年到呼和浩特市华北建筑公司工作，后在北京通州区农机修造厂工作。陈韵于1972年到包头市师范学校工作，1976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王黎明于1971年到包头市师范学校工作，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后在北京市委工作。 文/图由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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