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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明发展史的三次高峰

2021-03-19  智汇百川

中国中医经过秦汉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渐萌、诞生、嬗更,度过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终于在百家争鸣的君主专制体制和儒道互补的社会背景下成熟发展,在秦汉早期成就了自己的范式,形成以《内经》、《难经》为渊薮基础,以《伤寒杂病论》为临床辨析指南,以《神农本草经》为药用锐器,理法方药,成体成系,以后又经历了宋元和晚明清初三次历史高峰,逐渐沿着自己传统特点趋势,通过在与人类文明的广泛交流和融合中,最终融为中华文明中最耀眼的大系,影响着世界医学而傲然屹立。

李约瑟先生曾经指出,诞生在欧洲的近代科学是各古代科学汇流的结果。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印度、中国和希腊三个文明中心率先产生了理性的科学文化。古希腊科学繁荣和近代科学诞生之间千余年乃至更长期间,希腊医学衰退而阿拉伯医学和中国医学兴旺发达,正是希腊医学和中国医学在阿拉伯的汇合,才渐次传往欧洲而促成了世界医学体系的诞生。

中国医学文明发展史的第一次高峰,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基和秦汉成熟阶段

我们中国的地处欧亚大陆东段,腹里纵深,地域广袤,气候适宜,资源丰富。中国最早的图书《尚书》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4000万年前的青藏高原是一片海洋,1000万年前升起为陆地,数百万年前才隆起成为高原。世界上人类的文明大多依水而生,沿着河流繁衍兴盛,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与水相亲、相和、相生的历史。中国亦如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和长江蜿蜒入海,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主要繁衍在这两河流域。

中国的人类学历史十分悠久,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200多万年前的四川巫山人、170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115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江苏南京人、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20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和湖北长阳人、10万年前的山西丁村人和3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 在中国大陆迄今发现较早期的著名文化遗址,黄河流域有中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下游龙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夏、商、周三代以后,自秦统一中国以降,不仅是中国学术产生的基本时代,也是中医文明培育、长成的重要时期。

殷周时期形成了“卦爻”,西周末年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形成了最初医学雏形。春秋战国时,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医巫逐渐分离,中医学由于其具有的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数千年前便占据了学派林立的主导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百余诸侯国之间频繁征战形成了五霸七雄,政治权力的分散提供了人才流动的机会和自由思想的空间。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得以出现,各派学者云集,“不治而议”的士人纷纷发表见解,诸侯国争相效仿田齐养士,士人“择木而栖”,稷下学宫“数百千人”,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包蓄,孟轲两次稷下讲学,荀况三为学宫祭酒。社会思想的自由,造就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儒、医、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诸家纷起。各家之间彼此诘难和争鸣,形成中国学术最为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中国学术重要的遗产经典大都形成,《诗》、《书》、《礼》、《易》、《春秋》、《内》、《难》,无所不有。其《诗》以言志,《书》以记事,《礼》以规行,《易》阐阴阳,《春秋》述尊卑,《内》、《难》以解人厄,包罗十分广阔。

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导致了殷周以来的思想观念的重建。信仰的“天命观”转向了理性的“天道观”,“主宰之天”的历史羁绊开始自然化。理性的重建区分了“天道”和“人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通过《易》学思想的播扬而产生天、象、经、传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以天人互感、拟象立意、义理注入的三种模式。子产、老子、孔子倡导人道遵天道,子思和孟子阐明“助天说”,荀子提出依据自然规律驾驭自然的“制天说”。《内经》《难经》融《易》学己用,提出“天人一体”和生命规律。卢医扁鹊,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奠定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先河。除此以外,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文明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持续发展的这次高峰,带来的历史余脉,是以玄学为特征的新道学思想运动所催生的南齐(公元479-公元502)“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陶氏将人文原则的“三品”分类法改为依药物自然来源和属性的分类法,开辟了本草学的新理论体系。以理学为时代旗帜“素校禁方,尤工厉石”,“创铸铜人为式”的医学家王惟一,考订经穴理论,为经穴理论的发展与规范化,尤其是铸造了针灸铜人,并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中国针灸技术的传统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医学文明发展史的第二次高峰,是宋元时期的学术规范和学派生成阶段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的宋代,“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建立宋朝,以汴梁(今开封)为都城,中原统一,虽与北辽、西夏对峙,两宋国祚319年,开始了“天水一朝”(陈寅恪语)。宋初实行中央集权,赵氏家族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于文治,增强文官筹划,推行科举,选贤任能。但在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衰,到了南偏一隅,奸佞当道,致使国家由强变衰,终致灭亡。

宋代科技文化空前发展,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理学、医学、文学、史学、艺术硕果累累。宋太祖重文轻武的风气达到极致,在理学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井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指南针及火药一系列发明的社会背景下,优秀人才辈出,史尧弼在《策问》中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金元四大家”,即宋濂在为朱震亨《格致余论》题辞时说的“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刘完素)、曰张子和(张从正)、李明之(李杲),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四家,其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立主脾说,张子和主攻下;朱丹溪主滋阴,学派林立,学说各抒,宋濂还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医学文化事业发达,配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发挥的义理性命论学说,尤其是理学大师朱熹,对太极、理气学说作的全面梳理,对后世日趋完善的中医运气学说,做出了许多的铺垫。

另外,设立“太医局”,从国家层面上为医学教育专设立机构,各地州镇府政府均仿照开办地方医学校, 学生理论教材,除前唐时必修的医学文献之外,还新增了陈言的《三因极--病证方论》等,著名医家杨介,总结了对处死犯人的解剖经验,描绘成图谱《存真图》,供学生上课阅读,这些举措使学医者的水平得以大大提高。

从宋太祖赵医胤就开始纂修《开宝本草》,宋太宗又纂修《太平圣惠方》,两代皇朝,加上赵佶又主持编纂《圣济总录》,北宋历朝皇朝对医学的重视,是史无前例的。在朝廷的影响下,一些官僚大臣也对医学颇多关注,如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等人也都参加了医书整理,医学学术上出现儒医学派,苏拭、沈括、陈尧叟还有许多个人的医方著述,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更多,医学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上,整体上促进了中医学术形成规模和更趋丰富。

中医原有医经和经方派,《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张仲景著《伤寒论》以后,一直到宋代,医学打破了汉代经学一尊的局面,始分门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种变迁现象称之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学派所立者,个个经天纬地,每一位都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环伟倜傥”(《晋书·郤诜传》);哪一位的学说,都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众说众派,形成了中国医学文明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这次高峰带来的学术余脉,是明清两代治疗外感热病方面的创新和伤寒学派成果新阶段的丰硕,最明显的标志是尊而为经、推理而成,经方、时方并存学术思潮兴起,尤其是在病因上从热立论,提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方法,将中医临床治疗学推向了新的维度。历史到了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改变了《神农本草》的三品分类,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药物学的许多方面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这种分类法,趋于按自然演化的系统进行,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明显的带有生物进化思想,1809年以后,被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书中所引用。李时珍的科学分类法,时间上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的动植物双命名法早许多年。

科学被中国学术界接受,是通过与儒学中的“格物穷理”传播达成的。理学大家朱熹说过:“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意思是说,穷尽万物之理后,心中所具之理方能显示出来。朱熹和同是理学大家的陆九芝、王阳明不同,陆、王讲“即心明礼”,朱熹讲“即物穷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格的意思是至,物的意思是事,致是推极,知是知识。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种哲学概念。

这种哲学概念导致的“格致学”,可以说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到近代的桥梁。“格致”为学的兴起是以朴学的成就为其基础的。随着汉学兴起,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转向以求实切理,崇尚朴实的治学风格,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征不信”。这种治学精神,发掘、培育了科学理性主义,促成了功利主义和实证精神的融会。

中国医学文明发展史的第三次高峰,是从格致为学到中西汇通阶段

近代中国开始洋务运动之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在西式学堂开设的课程中出现了格致课,相当于科学课,专门教授近代自然科学,主要内容是物理学和化学。思想渊源是北宋博物学著作《格物麤谈》,朱世杰著的的数学著作《四元玉鉴》,著名中医大家朱震亨著的《格致余论》,这些重要著作都非常明显地阐明了格致思想。

朱震亨是“养阴学派”的创始人,其人诗书传家,崇尚理学,以文化衍生。他说过:“学者读而用之,如求方圆于规矩,较平直于准绳,引而深之,触类而长之,可为无穷之应用也。”读书“片言居要”,在于“学而剖之”,“引而深之,触类长之”。并以“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之一事”而命名一生精华医道体会的《格致余论》。朱震亨家学朱子理学,师从朱熹四代弟子许谦,又得罗知悌传河间学,并融合了易水一派,参读太极之理,学习朱子之法,格致医学之理,他的“相火论”,“滋阴”学说,本质上就是朱熹理学“格物致知”的医学演绎,尽管也有缺憾,但在一定意义上启发了十九世纪初叶重要医学学术思想流派的形成。

格致学说的思想余脉,到了明代,国祚276年,从1368年到1644年共传十六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事实上也是我们国家从古老而强大的东方之邦,走在汉文化世界之林最后辉煌的阶段。整个明朝是一个激昂、动荡、独树一帜、俊杰辈出的朝代,出现了许多中国医学文明史上影响深远、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张景岳、万全、戴思恭、李时珍、王肯堂、陈嘉谟、夏英、刘纯等一大批哲人。

迄1636年历史入清,伤寒学派的张志聪、陈修园、柯韵伯、徐大椿、尤在泾、钱潢、沈金鳌、喻昌、张璐、程应旄、周扬俊、黄元御、吴仪洛、张遂辰、张锡驹、秦之祯等人纷纷著书。与此同时,温病学说也迅速发展,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温病学家,如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成为温热学一派。吴又可在其著作《瘟疫论》中提出“戾气”说,认为温病乃天地间异气从口鼻入侵所致,这一学术见解早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提出的细菌学说200多年。叶天士在总结《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温疫论》等学术成就基础上,著成《温热论》,阐明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热病规律,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又在继承叶天士理论基础上承古博今,结合自己丰富的临证经验,撰成《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体系,进一步总结并发展了温病学说。而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和王士雄的《温热经纬》,对温病学说的发展亦有发挥和发明。另外,王清任“格致”重视解剖,编著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同时大大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还创立了一系列活血化瘀著名方剂。

受致知格物,重视科学的思想的影响,近代中国十九世纪初叶的王学权、王孟英、陆以湉、陈定泰、陶定兰以及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杰出的医家学术思想得以形成。如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原理是相通的,中西汇通主要是用西医印证中医,从而证明中医并非不科学。唐宗海说:“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朱沛文说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方法上主张中西汇通,要通其可通,存其互异。恽铁樵认为西医重视生理、解剖、细菌、病理、病灶的研究,中医则重形能、气化及四时五行自然界变化对疾病的影响,中医可以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但基点是以中医为主。并还认为中医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囿于《内经》,必须超过古人,不以《内经》为止境,才能超过古人,吸收西医之长,继续发展。张锡纯则以中西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其特点是中西药物并用。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治标,中医用药求其因,重在治本,二者结合,能获其效。

梁启超先生在《格致学沿革考略》导言中说:“故欲语一学问之沿革,不可不上下千古,溯端竟委,观前此萌达之迹,为将来进步之阶。”历史总是延续的。许许多多前辈先哲们的探索,对以后的中医学术发展,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引领作用。1886年清政府在京师设“格物馆”,又在京师大学堂设“格致学”,并在《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格致科”为分科大学的八科之一,并细分为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和动植物学六目。至此,格致学已被国家层面规范化。事实上,在“格致”名义下中西科学汇通,从“格致”到“科学”,这是中国学术近代化的一大特点,同时也启发了中西医汇通理论的不断成熟,使古老、悠久传统中医学,不断与时俱进,在中西汇通探索的道路上,不断趋于进步。

中国中医自远古过度到中古,以后又到了近古、近代,走过三个阶段,完美的完成了整个体系的形成,为中医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的借鉴、结合,得到更多的现代科学新研究成果的介入、支持,会在探索新的医学范式,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道路上不断日新月异。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科学最新进展成果和技术前沿探索融合,这种趋势的发展及未来作用,是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在“有助于开展重大疑难疾病的医学攻关,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高重大疑难疾病、急危重症的临床疗效。从人体整个生命周期的维度来看,中医药防治疾病能将治疗前置,在身体出现功能性问题或者出现不适症状表现时就早期干预,防患于未然,注重未病的防治”等方面作用会更加重要。中国医学文明发展史在近代以前的三次高峰,波澜壮阔,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中国医药学和中华民族文化一样,绵延数千年,不仅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必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

作者: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卢祥之

本文经佘靖、温长路、钱超尘、周超凡、许敬生诸位先生厘正指教,深表谢忱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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