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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生存发展就要融资。但近几年中小民企融资从来就不是银行的关注对象。银行首先贷款的客户是大型央企国企，其次是政府平台，再次是大型上市民企。然后是个人小微贷款、消费类贷款。说到底，银行也是企业，也要考虑经营风险。在目前经济环境下，中小民企生存空间狭窄，存活率低，抗风险能力弱，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讲，银行一般不会贷款给他们。 前几年经济上行时期，银行曾经借过钱给他们，到期了，银行就告诉他们：你们赶紧还，还了再重新贷给你们。这种中小民企在整个经济下行期根本就没有现金还贷款，银行就指点他们借高利贷吧，虽然利息高得离谱，但想到马上就可以用新的银行贷款冲抵高利贷，付出的可能是几天或十来天的高利息，民企咬咬牙还是能接受的。银行业术语讲这种借高利贷的行为叫“过桥”。但问题往往是大多数民企借了高利贷偿还银行贷款后，银行不再发放贷款了。高利贷就成为中小民企脖子上最后一根绞索。这三五年，中国不知有多少中小民企被高利贷这根绞索勒死！ 中小民企不会随便去借高利贷，那种阎王债及时卖白粉也还不起，借高利贷的都是短期融资，做银行“过桥资金”。我猜测“杀人者”于欢母亲借高利贷也是出于这种情况。 再说高利贷的资金来源。放高利贷的，不可能都是自有资金，一般会汇集一些民间资金。这些资金一般来说都是个人的“闲钱”。当然也有道行深的从银行弄一些“表外业务”出来，还有一些国企利用政策优势，低息借出来高息放出去，吃利息差，这是题外话。经济下行期，一般有闲钱的，而敢于拿出来放高利贷的，多少有点背景，起码不怕被人把钱“黑了”，这类人中，公务员占了很大比例。这在三四线城市中尤其明显，大家都知道，钱存银行肯定被缩水，买房，三四线城市库存太高，没有上升空间而且很难套现。那么放高利贷就是很好的“生意”。三四线城市公检法方面的公务员尤其热衷做这类生意，因为他们几乎就是那些城市的“天”，几乎不可能有人敢于借钱不还。权势给他们的资金风险提供了极大的保障，所以他们放心大胆把钱放在了高利贷者的手里。总之，放高利贷的资金也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往往很高，放出去的钱如果收不回来，放款的家伙只能自己赔。因为“资金方”他们往往惹不起。 高利贷一般也有一个合法的平台，一般是当铺或者小贷公司，前几年还有很多投资公司。贷款的利息一般以天算，毕竟利息太高，大多数借高利贷都是用于短期周转。按照前几年的行情，一般接到两个月以上的，基本上都是月息三分，也就是每天利息千分之一。越短利息越高，如果借一两天的日息高达千分之三（月息十分，也就是于欢母亲借的这种利息）也是有的。如果计划借两三天，但还款延期了，一般借款的和放款的都会协商，一般会把利息调下来，毕竟大家都是做生意，都不愿杀鸡取卵。像于欢案这么高利息的贷款，一般只能是短期周转而不可能是长期拆解，而像他母亲这样借一年期的承担这么高利息的，即使在高利贷这个行业也是不可思议的。按照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的规定，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也就是年息超过百分之二十四的利息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实际上高利贷，只要超过这个利息上限都是非法生意。只是中国商人更愿遵守潜规则。 被杀者，就是那个催款员，在高利贷这条食物链里几乎是最低端的。大多是一些地痞无赖混混，他们的职业素质主要有几点：撒得了泼、翻得了脸、狠得下心、下得了手。他们的收入一般与收款的业绩挂勾。他们很多时候不仅威胁欠债的，还时不时动手打人。如果对方报警，事情闹大了，他们还要顶缸坐牢。但像于欢案中这样，突破人伦底线的逼债手段，即使在整个高利贷行业中，也可能是独一份。真到了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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