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战事的扩大和战线的延伸,不仅有大批的日本男子被派往战场,广大的日本妇女也在“大东亚圣战”的方针的指引下,加入到形形色色的妇女团体当中,成为其后方的“有生力量”,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些在官方直接或间接领导下一路野蛮生长的妇女团体,不仅组织和动员日本妇女们进行各种“铳后奉公”活动,还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了日本侵略军以一定的激励。那么问题来了,她们要不要为二战的战败“负责”?我查了一些资料,跟大家简单聊聊,也希望大家能说说自己的观点。客观地说,除个别成立于战前的几个团体外,大多数妇女团体都是在发动战争后,在官方授意和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分别是爱国妇女会、大日本联合妇女会、大日本国防妇女会和大日本妇女会。这里面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爱国妇女会。 爱国妇女会成立于1901年,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体制内的官方妇女团体。“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妇女会实现了跳跃性发展,不仅组织慰问“满洲”派遣军,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所谓“妇女报国运动”。“七七”事变后,军事救援工作成了爱国妇女会的活动重心。譬如组织捐款捐献军用飞机,在各地召开宣传时局和贯彻“铳后奉公”、“坚忍持久”理念的大会,开展“铳后家庭强化运动”,并号召未婚妇女会员“结婚报国”,嫁给伤残军人,育龄妇女为“皇国”多生养孩子。 爱国妇女会的早期“会员”,以皇族和上流阶层女性为主成立于1930年12月的大日本联合妇女会,是在文部省领导下,以町村妇女为基本单位的全国性官方妇女团体。早期的大日本联合妇女会,主张家庭经济合理化,通过在各地召开讲演会和座谈会、教育电影放映会等活动,提高妇女在家庭经济和消费经济上的觉悟,其目标群体主要以城市中间阶层主妇为主。“七七”事变后,大日本联合妇女会的活动开始发生变化。除了组织一系列以“铳后奉公”为重点的活动之外,还在各地结成“女子义勇队”,并号召女性要发挥母性,守卫家庭,改良家庭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维持传统的家族制度。 大日本国防妇女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32年3月18日的大阪国防妇女会,同年10月24日正式更名。战争前期以军事后援为中心,后期加上了“家庭国防”的内容。“七七”事变后,大日本国防妇女会发展迅速,1937年末会员已经发展到了685万人。大日本国防妇女会的宗旨非常符合日本“传统”:秉承日本妇女的美德;不受反战之类思想的迷惑;作为母亲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孩子;作为主妇忍耐任何消费生活的窘迫;慰问前线士兵,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怀着一颗母亲或姐妹之心照顾伤病士兵和阵亡者的遗属。 1942年2月2日,日本当局将三大妇女团体合并为“大日本妇女会”。其对象是20岁以上的全体日本妇女,成立第一年会员人数就达到了1900万。大日本妇女会的纲领是:“我们是日本妇女,敬神畏诏,为皇国奉公;我们是日本妇女,尽诚、以勤劳为乐、为社会为人类而努力;我们是日本妇女,修身、齐家、发扬日本妇道之光辉。”1945年3月,内阁会议决定成立国民义勇队。同年6月,大日本妇女会被编入国民义勇队,45岁以下国民学校初中毕业以上的日本妇女,被全部卷入了进来。伴随着二战的战败,这些妇女团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最终沦为了历史的尘埃。 2)日本妇女团体的主要活动 在1931年至1945年侵略战争期间,这几大妇女团体几乎网罗了全日本的所有成年妇女,进行了一系列“铳后奉公”活动。大日本联合妇女会和大日本国防妇女会在创立初期,就是围绕军事后援展开活动的;爱国妇女会也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采取了匹配时局的措施。 - 写慰问信、缝制祈求“武运长久”的“千人针”、制作慰问袋等,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
- 在港口、车站迎送出发和归来的军人。当日本军人赴海外前线时,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赠送士兵“千人针”和慰问袋。当海外军队回国休整、阵亡军人骨灰送返国内时,她们又前往迎接;
- 募集资金。几家官方妇女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后均开展了募捐活动,筹集的捐款用于后方军事援助;
- 慰问伤残军人、军人遗属、祭祀军人的亡灵,进行防空演习。
3)日本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的特征 在日本高压的战时体制下,这些日本妇女团体内的成员,只有无条件遵循和执行命令的义务,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而且,成员之间有相互监视日常生活和言行的义务,一旦妇女露出“不合时宜”的厌战、反战思想,轻者被做思想工作,重者被举报入狱。总的来说,日本的这些妇女团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这些妇女团体的宗旨、目标、章程和活动内容,均有着突出的战时特征。这些妇女团体的活动,几乎都是直接为战争体制服务的,有着很强的军事后援特点。如慰问伤病军人、在医院帮助医生和护士做辅助工作、参加阵亡军人的祭奠仪式、慰问阵亡军人家属等等。另外,在侵略战争期间,政府发动的每一项动员国民参与战时体制的运动,出台的一系列确立和巩固战时体制的政策和措施,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些妇女团体的大力支持。一言概之,她们是日本当局“最忠实”的粉丝。文章中提到的几个妇女团体,都是与政府和军队有着紧密关系。她们接受当局的领导、贯彻当局的思想、配合当局的工作,有着鲜明的官方特征。- 如陆军直接插手了大日本国防妇女会的宗旨、章程的制定,就连妇女会的名称、会服的确定也参与了他们的意见;
- 大日本联合妇女会更是直接诞生于政府之手,其领导人均由文部省的官员出任;至于“三合一”的大日本妇女会,其上级主管就是陆海军省。
首先,这些妇女团体在招收会员的条件上十分宽松。不分阶级、地位、信仰、兴趣、职业,只要符合年龄要求,所有的日本妇女皆可入会。其次,会服也十分大众化。如国防妇女会的统一服装为白色围裙,一定程度上起到掩盖阶级地位、将会员身份拉平的作用。另外,妇女团体的会费也极低,还会对家庭经济困难者实行会费减免。这样的操作,不仅降低了入会门槛,还极大地调动了普通劳动妇女的积极性,更大力地“刺激”了她们开展军事后援活动的热情。 一直以来,日本社会要求妇女做到“四妇”,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其中,妇德最受重视,强调妇女对公婆的顺从、孝顺,对丈夫的服侍。“九一八”事变后,“为国奉献”的思想也被纳入进了“妇德”的范畴,顺从的对象除了父母、公婆和夫君,还有国家、政府和军部。譬如大日本国防妇女会宣言的第一条就是:“以世界无与伦比之日本妇德为基础, 并使之越来越发扬,不沾染恶俗之风及不良思想、成为国防坚实之基础、强大后方之力量。” 国防妇女会的活动,一直与“妇德”联系在一起。军部作为国防妇女会的上级主管部门,为了让在海外侵略战场上的军人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对国内妇女的贞操十分重视。譬如国防妇女会的任务之一,就是训导和监视军人的妻子们“严守妇德,保持贞操”,“做使前方的将士无后顾之忧进行'圣战’的'军国之妻’和'靖国之妻’”。随着战争的深入,这些官方妇女团体充分发挥了政府和日本普通家庭之间的纽带作用。当日本深陷战争泥潭,无暇顾及后方伤病士兵、军人遗族,军事后援需要妇女出力时,妇女团体不仅组织妇女们担负起筹集资金、护理伤病士兵、慰问军人家属等任务,还支持或强迫妇女们到军工厂、矿山、农村进行劳动。 战争引发的日本国内人口锐减、伤残士兵结婚难等大量社会问题出现端倪时,官方妇女团体纷纷充当起媒婆的角色,为团体中的未婚妇女牵线搭桥,劝导年轻妇女嫁给前线回来的伤残军人,还鼓励她们尽早结婚、为国家多生孩子。官方妇女团体的宣传和“军事后援”对军人起到了激励和鼓动作用,在精神上支持了战争体制。譬如战争期间,为勉励丈夫“安心作战”而在新婚不久自杀的井上千代子,便被定义为日本女性的楷模。实际上,井上千代子之死,正是国防妇女会成立的契机。这些被大肆歌颂的“军国之妻”、“靖国少女”案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日本军人、振奋日军士气的作用。 其次,她们所进行的一系列“铳后奉公”活动,稳定了日本国内的秩序,鼓舞了前线作战的日本军人,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会员们制作并寄送慰问袋;迎送接待出发或回国部队、船舰,召开慰问会、寄赠慰问品;吊唁阵亡军人、参加军人的葬礼、寄赠供品、打扫墓地;调查并慰问军人家属、阵亡军人家属、为军人家属联系工作和提供就业信息等。妇女团体开展了如捐赠军用飞机等多种募捐活动,募捐所得资金和在废品回收运动中卖废品的钱也都上缴给了政府。随着战局的扩大,日本妇女逐渐成为了支撑日本经济的主要力量,日本女工人数比战前有了很大增长。譬如在1944年,金属和机械工业有超过90.8万人以上的女工,有12.3万妇女在矿山从事劳动,有26.5万妇女在运输领域从事劳动;日本战败前,女子挺身队队员有47.2万人以上。数据还显示,二战前农业劳动力中男女比率是男子67%、女子33%;而到了1946年4月,从事农业生产的女子占57%、男子占43%。可以说,如果没有妇女在各条战线的劳动,日本的侵略战争不可能持续14年之久。5)日本妇女要不要对战争负责? 在战争期间,日本妇女作为主妇、妻子、母亲、女儿,饱尝战乱、饥饿和生活极端贫困之苦。尤其是那些失去丈夫、父亲、儿子、兄弟的妇女,战争成为了难以愈合的伤痛。在一定程度上看,广大的日本妇女无疑是战争的受害者。然而,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当大日本妇女会于1945年解散时,其会员人数已接近2000万。一言概之,全日本的成年妇女几乎全部被网罗至此。 那么,这些日本妇女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怎样一种关系?日本妇女对于这场侵略战争应不应当承担责任?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下,日本的战争责任并没有得到彻底追究。尽管日本妇女运动领导人市川房枝被一度被解除公职,但更多的妇女领导人的战争责任未被追究。现如今,日本国民特别是日本妇女,已经习惯于站在战争受害者的立场,思考和反思战争,很少有人自觉反思日本妇女在侵略战争中所起到的帮凶作用。在举国一致的“大东亚圣战”的狂热战争气氛中,日本妇女们积极主动发起并参与的以“妇女报国”、“铳后奉公”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活动,起到了稳固国内、支持和推进侵略战争的作用;对于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她们始终是站在日本政府一侧的。简而言之,将日本妇女单纯地看做战争受害者来定义,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她们既是这场侵略战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又是侵略战争的间接参与者、支持者和加害者。因此,她们的“战争加害者”身份不容置疑,其对侵略战争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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