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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静或许很多人会陌生，因为他很早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但他对于唐朝的建立作用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唐朝的“诸葛亮”，李渊父子能够起兵，谋士刘文静出的力最多。
这是旧唐书的记载，在李渊迷茫时，就是刘文静给他指明了方向，可以说这就是唐朝版的“隆中对。”没有刘文静和李世民暗中的联络，为晋阳起兵做准备，李渊颇有些胆小的性格，再加和杨广至亲的关系，不太可能会起兵。作为大唐王朝开国功臣，刘文静的下场却非常残，因冤入狱而死。作为享受免死特权的人，最终的结局有点惨了些，他的死，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1.心理失衡是第一道催命符刘文静作为唐朝的大功臣，待遇自然不会太低。但是刘文静觉得自己的才能在其曾经的好友裴寂之上，唐高祖李渊却重用裴寂，让裴寂的地位在自己之上。其实，心理不平衡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世上又有几个人真正能够做到平衡。只不过城府高的人，选择隐忍，默默的想策略。按说，刘文静在家和弟弟刘文起喝酒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偏偏被他的一个小妾知道，小妾本身失宠，为了报复，让自己的哥哥告发刘文静谋反。发牢骚是历史上功臣的一大弊病，祸从口出，死于牢骚的名臣名将大有人在。在酒精的作用，刘文静做了傻事。但这几句牢骚并不致命，以刘文静的功劳，罪不至死，并且刘文静有“恕二死”的特权，有这个特权他可以再免死两次、 2.与友失和是第二道催命符
提到刘文静之死，不得不提他的好友裴寂，同样的开唐重臣，同样的有“恕二死”的特权之人。都是为了保唐主舍生忘死之人。在贫贱之时，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可以的，但等唐王朝确立以后，相互之间就考虑利益。两个人在朝廷上经常对立，而审理刘文静谋反一案的是裴寂和萧瑀两个人，萧瑀是南梁贵族，本身刘文静谋反这个事情就属于被诬陷的，很明显。再一个，同殿称臣，没有必要置于死地，他认为刘文静没有谋反。刘文静曾经的好友，此时的大唐秦王也为刘文静求情。如果众人都说刘文静没有问题，李渊也无话可说。问题是裴寂咬住不放，本身就是政敌，再加上刘文静明言对裴寂在自己位置之上很不满。这就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是你死我活，如果刘文静不死，让他缓过来，那就是农夫救蛇，必受其害。因此，裴寂必须添油加醋，让李渊坚定杀刘文静。 3.与主失和是第三道催命符刘文静是秦王李世民最坚定的支持者，这实际上犯了忌讳的。虽然李渊和李世民是父子，但皇权的排他性，让骨肉相残都是很有可能的。在唐初储位之争过程中，开唐的许多功臣比如李靖等人选择了中立，因为毕竟是皇帝的家事，作为臣子不便参与，也是为了明哲保身。作为臣子的刘文静，没有认清形势，选择和皇帝并不想传位的皇子勾搭在一起，结局很明显。在刘文静被处死的过程中，李世民为其求情，实际上并不太妥当。李渊如果不想杀，一万个理由可以赦免刘文静，如果想杀，李世民的求情更容易适得其反，让李渊怀疑两个人有事。刘文静因个人私交，选择和皇子站在一起，明显不会被主人所认可。李渊要杀他的一个原因是他对主不忠。 有人说，刘文静之死，很明显是李渊压制李世民的前奏。作为李建成一方，最大牌的人物李渊，选择出招，这个招只是警醒，毕竟是亲儿子。李世民却如芒刺在背，如坐针毡，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这个分析看似合理，时间上却很不合适。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公元626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九年，而刘文静之死发生在公元619年，也就是武德二年。两者的联系应该不大。此时的唐朝还没有实现统一，还需要完成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战争，还有突厥的威胁。唐朝皇室内部还没有时间内斗，李世民也不具备威胁父兄地位的能力。可以确定的是，刘文静之死，与李世民和李建成争夺储位关系不大，几乎可以说没有关联。 这里面重点就来了，实际上刘文静之死就是源于他和裴寂的死敌关系，他在因小妾告其谋反时，申诉说自己就是因为裴寂在自己之上，表达不满。这里面是两个问题，首先，裴寂会极度怨恨他，这属于挑明了。裴寂必须往死了整他。如果此时，刘文静能够服软，裴寂念在曾经好友的份上，救他一次也是有可能的。李渊也不可非杀他不可。另外，李渊非常不满，李渊把自己和裴寂的关系，比作刘秀和严光，严光睡着了可以把腿压在皇帝刘秀肚子上，这关系绝对是不一般。发泄对裴寂在自己之上的不满，就是对李渊的不满。同是，裴寂和刘文静作为唐朝第一、二号臣子，他们之间的冲突如果越演越烈的话，对于唐朝内部的稳定也是问题。因此李渊必须除掉刘文静。 刘文静之死真正原因是自己的“大嘴”，作为一个聪明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了权力和裴寂“吃醋”，并最终失败身死。他的好友李世民上台后，为其平反，并入凌烟阁37功臣之列，可谓对他仁至义尽。似乎“大嘴”可以遗传，他的两个儿子，因为对自己父亲被冤杀抱怨谋反被杀。 抛开历史，回到现实。刘文静和现在职场中能干事，嘴巴不严的牢骚人是不是一样的呢。有时候，人应该有一些城府，不能言时，绝不言，祸从口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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