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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中央以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成立新四军新军部，以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改编后的新四军，下辖7个师和1个独立旅，军事主官分别是：第1师师长粟裕、第2师师长张云逸、第3师师长黄克诚、第4师师长彭雪枫、第5师师长李先念、第6师师长谭震林、第7师师长张鼎丞和独立旅旅长梁兴初。 1955年授衔，来自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中，诞生了1位元帅、3位大将，他们分别是军长陈毅、第1师师长粟裕、第2师师长张云逸和第3师师长黄克诚。 此外，第5师师长李先念、第6师师长谭震林和第7师师长张鼎丞，原本也在大将名单之中，但由于他们建国后都已离开军队，从事地方工作，而毛主席曾提出“离开军队，不参与授衔”的建议，故而没被授予军衔。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和三位师长一样，原本也在大将名单之中，但由于建国后离开军队，没有参与授衔。  至于第4师师长彭雪枫，如果他没有牺牲，且在建国后担任军职，那么毫无疑问，他也会被授予大将军衔。 由此可见，新四军的军、师级高级指挥员，如果参与授衔，几乎都能被授予大将及以上军衔。 为何说“几乎”？这是因为，新四军有一位军级指挥员，参与了授衔，但他的军衔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大将，而是上将。 这位指挥员就是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 赖传珠，江西赣县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赖传珠从小聪明过人，读书刻苦，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1924年，年仅14岁的赖传珠以优异成绩考入赣州赣南中学。 求学期间，赖传珠大量阅读报纸书刊，受进步思想熏陶，于1927年入党，并于1928年参加红军，开启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 新四军成立之初，赖传珠就是军部主要机构负责人，任参谋处处长；皖南事变后，改任新四军参谋长。 赖传珠当时在新四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军长陈毅和副军长张云逸，比粟裕等师长高半级。  55年授衔时，作为新四军军长的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作为副军长的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作为师长的粟裕、黄克诚也被授予大将军衔，如前所说，如果新四军其他师长能参与授衔，也都会被授予大将军衔，那么，作为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军衔应该是介于元帅与大将之间，完全可以授衔大将，为何却只是上将？ 有人想必会说，在我军战斗序列中，参谋长的地位不高，赖传珠虽然是新四军参谋长，比新四军师长高半级，但师长毕竟是军师主官，所以师长的含金量还要高于参谋长，师长是大将，参谋长自然只能是上将。 可是，在我军战斗序列中，参谋长的地位高于政治部主任，为何作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邓子恢，却能出现在大将名单中？ 这应该与赖传珠早年的资历有关。 红军时期，赖传珠最高只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当时，他的搭档红一师师长是李聚奎上将，反观新四军其他军、师级指挥员，要么是重要根据地的开创者，要么最高担任过师级以上指挥员。 此外，解放战争时期的资历，也影响了赖传珠授衔大将。 解放战争时期，赖传珠的资历其实很高，曾任第15兵团政委，但只是正兵团级，够不上大将军衔。  开国十大将军，虽然有两位是正兵团级，但这是特例。与大将匹配的军队级别，通常是更高一级的军委委员级。 两位正兵团级大将是王树声和许光达，他们之所以被破例授衔为大将，王树声是因为是重要起义黄麻起义的领导者，而且红军时期资历很高，曾任西路军副总指挥；而许光达则是因为建国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 赖传珠不具备这样的特殊情况，自然无法破例授衔大将。 当然，以赖传珠将军的高风亮节，根本不会在意大将军衔。 事实上，在授衔工作开展后，赖传珠得知自己拟授上将，竟然认为授高了。为了便于授衔工作开展，他主动提出将军衔降为中将。 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赖传珠授衔上将是实至名归，所以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就这样，赖传珠成为57位开国上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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