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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经语 道妙德善抱无得一 行善利生济世救人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知强守柔神定气闲 求真返朴天地人和 慈心大用智慧超逸 道常无名玄同无碍 上德无己法雨无边 学习道德经，开启大智慧 此章于后面二章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以无事取天下”。无事取天下就是无为而治，这条主线从无为思想发端，在第37章达到第一个高峰，即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因，无不为是果。无为之因与无不为之果前后相应，用之于社会实践就是无为而治。 这是黄老思想的治理核心。第46章再次深化无为而无不为的法则，得出“取天下常以无事。若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的道家社会治理法则。此章是无为而治的根本章。  黄老思想的最大社会影响是无为而治。在汉文汉景帝时代出现了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实践，后世称为文景之治，是老子《道德经》思想运用的典范。但文景之治被汉武帝所终止，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从此成为几千年的治理模式。 第57章 第一段： 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第二段：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邦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第三段： 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道家社会治理法则是无为而治，其理论渊源是“无为而无不为”法则。此章经文分为三段。 第一段经文： 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王弼注：“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兵起也。以无事，则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这是回顾第48章的结论，与此章宣说的是同一妙理。  老子宣说道治而不是德治，更不是仁治、义治、礼治。老子把德分为上德和下德，无为之德是上德，上德是“孔德之容，惟道是从”（21章），完全与道相应，绝不偏离无为法则。儒家只知道“以正治国”，兵家只知道“以奇用兵”，这与老子道家的思想相差极大。 “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二者皆是有为之象，违背无为法则，所以必生大乱。简单说，以正治国者无法避免以奇用兵，似乎这是最成功的社会模式。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31章），老子对用兵是极为反对的，即使不得已用兵以降魔除暴，“战胜则以丧礼处之”，战胜者应该为死于战场的敌方阵亡者举行葬礼，安慰阵亡者的灵魂（“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同上）。老子的大悲心极为广大深厚。 后文说“有邦之母，可以长久”。世间的侯王是“有邦”，而不是“有邦之母”，所以不可能长久。“以奇用兵”是极为短暂的，治邦不可能依靠用兵。即使“以正治邦”，世人认为是长久之道，老子看来也不是“有邦之母”，所以不可能长久。 二句经文宣说不可长久之意。只有“以无事取天下”才是真正可以长久的，因为这是“有邦之母”，有邦国长久的大根大本。  陈鼓应翻译此三句经文为：“以清净之道治国，以诡奇的方法用兵，以不搅扰人民来治理天下。”似乎三者都是肯定句，其实不然。前二句都是有为之道，是老子所贬斥的，“以无事取天下”是无为之道，才是老子承许的，是无为而治思想的开演。王弼注解认为即使“以正治国”，也必然导致“以奇用兵”。 王弼注：“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奇用兵也。”王弼从整部《道德经》中悟出一句话：“崇本息末'’（“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崇本息末而已矣。”）  《老子指略》说“以无事取天下”就是以道治邦，以道治邦与以正治邦是背道而驰的二条不同的道路，正像“为学日益”和“为道日损”是二条相反的道路一样。世人的目标是以正治邦，制定很多法令令人遵守，甚至禁言禁行（“天下多忌讳”），举手投足即犯禁。王弼深知老子密意，故说“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 立辟就是立法，《尚书》称杀头为大辟。“以正治邦”就是立法令禁止言行，法令虽有锄奸禁恶的功用，但都是表面的，暂时的。王弼说：“安者不以安为安，以其不忘危也。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后人的居安思危从王弼的名言中引申而来。  王弼观察世道安危，从老子此段经文中悟出其秘诀，敲响千古警钟。古来侯王皆以安为安，不是居安思危，故至于败亡者不可胜数。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就是最好的例证。王弼还没有经历五胡乱华和永嘉南渡的中华大乱局，但言语中已经预见后世的乱世。这都是“立辟以攻末”，不是“有邦之母”。 “有邦之母”就是以道治邦，而不是“以正治邦”。今人注释多错会老子经文本意，以为老子是在赞扬“以正治邦”和“以奇用兵”。“以正治邦”和“以奇用兵”都是老子极为贬斥的，正像“躁胜寒”是极为贬斥的一样。  三句经文是有转折的，“以正治邦”必至“以奇用兵”，奇正相依，孰知其极？“以无事取天下”是转折，前后经文一反一正，十分明显。修心是以道治邦，立辟是法令治邦，二者相差千里。这正是此章经文的主题。 无为而治是以道治邦，法令治邦是有为治邦。大同社会是无为而治，小康社会是有为而治。公天下是无为而治，私天下是有为而治。黄帝尧舜三代是无为而治（垂拱而已），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是有为而治。  从《庄子》一书记载看，黄帝尧舜三代是现实地的无为而治，不是究竟地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有真谛俗谛之别，这个区别很重要。“以无事取天下”是真谛的无为而治，垂拱而已是俗谛的无为而治。 孔子赞叹舜是无为而治的典范，因为舜是“垂拱而已”。舜治理天下只是穿件衣服，拱手行礼而已，不需发号施令，而天下大治。所以孔子赞叹三代是大同，六君子只是小康。  17、18、19三章是老子对理想国的思考，57、58、59三章是老子对理想国的更深刻的思考。孔子赞美德治，老子宣说道治。前三章和后三章都是道治与德治（及法治）的对比。“以正治邦”无法避免“以奇用兵”的恶果，必将导致流血战争。 后世看到“以奇用兵”就把《道德经》说成是兵书，离开老子本怀太远了。《孙子兵法》探索了兵法中奇正关系，提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兵思想，后人把孙子作为军事家（武圣）来敬仰。孙子的军事理论深受老子“以正治邦，以奇用兵”的经文的影响，但老子是反战的，这一点不能忘记。  老子作为军事家一定是第一流的，但老子必定是怀着悲心来从事不得已的战争。后世的乐毅、范蠡、张良、诸葛亮、郭子仪、李泌、刘伯温都是老子的道家军事理论的杰出实践者，以战止战，恢复和平是战争的唯一使命。 《道德经》的慈悲和大智慧在后世发展出道家军事家传统，这是值得赞叹的，因为道家军事家传统的出现，避免了更多的杀戮，可惜中华历史悲惨的杀戮战争太多了，这样的道家军事家太少了。中华历史有挥之不去的阴影，崇尚杀戮者太多，大杀平民，大杀功臣，这是老子所悲切的，庄子说“千年之后必有人相食”，言已至此，警告不可谓不深切。劫运如斯。  老子不是军事家，但老子思想影响了无数军事家，当天下无道，陷入战乱的黑暗时代来临之时，范蠡张良等道家军事家应运而生，以道家智慧恢复和平，保护天下苍生。这样的历史事件反复出现，老子始终是一位导师。 第二段经文：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邦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此段经文是征信，“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以此引出下面八句经文。世人听到老子的圣言，多有怀疑，不肯听信，所以老子再征信，令世人以事实为证，不得不信。河上公注：“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见知。”为什么是“以无事取天下”？看看今日天下的治乱就知道了，不需要深入玄同大定，世人的肉眼就可以看到所言不虚。 经文：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河上公注：“忌讳者，防禁也。”就是防民之口，禁言禁行。周幽王是禁言禁行的始作俑者。弥，久也。民众陷入永久的赤贫中了，富裕遥不可及。贫不仅指物质生活之贫，也指一切精神生活。“而民弥贫”就是民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完全贫困中。 经文：民多利器，邦家滋昏。一本作“人多利器”，民即人也。河上公注：“利器者，权也。民多权，则视者眩于目，听者惑于耳，上下不亲，故国家昏乱。”人主用权，百姓所见所听，违反本性，故不知所措。这是“眩”和“惑”的意思。 老子的民有时指下层，有时仅指人，所以有版本作“人”，可指人主。邦家是邦与家，帛书甲本是邦家。“邦家昏乱”就是天下昏乱，上上下下乱作一团。第54章“修之于家，修之于邦”是二个层次，这里也是二个层次，不可混为今日之国家一个层次。不然就以为是下层之民成为乱源的意思，正好与老子本意相反。 王弼注：“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老子第36章说：“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弼注“利器，利国之器也。利国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刑法就是国之利器，“利国器”就是把国器磨得很锋利。“人多利器”就是“利国器以示人”，不是下层民众掌握了利器，致使国家昏乱。 经文：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王弼注：“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今天的科技进步是“民多伎巧”，世人以为老子是反对科技进步。实际上古代侯王追求奇货珍玩，大起宫殿是普遍现象，秦始皇阿房宫的规模和奇货珍玩是今人记忆犹新的。 唐杜牧作《阿房宫赋》，描写了阿房宫的宏伟规模，这些都是耗尽天下民力的。《水浒》描写宋徽宗喜爱奇石异物，大兴花石纲，天下民弊，导致宋江等大量农民起义。 后人称赞文景之治就是汉文帝汉景帝奉行黄老思想，自行节俭，拒绝阿谀之徒提出的大建宫殿的建议。汉文帝汉景帝一定记住了此句经文，才能够成为历史上最为节俭的君王。 庄子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生）。通达生命者不追求与生命无关的东西，“奇物滋起”是与生命无关的东西，是伤害生命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是领会生命者。 经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以正治邦者”，就是私天下以来的六君子及其拙劣的后世模仿者（王道和霸道）都以为法令是万能的，可以让天下臣民服从自己的个人意志，可以让天下盗贼销声匿迹。但社会的实践是，法令越多，盗贼越多，盗贼越多，法令越多。盗贼并没有因为法网严密而减少。 王弼《老子指略》对此有深刻的解读：“夫邪之所以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以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邪恶的发生是邪恶者自己兴起的吗？淫乱的发生是淫乱者自己生出淫乱的吗？意思是说，邪恶是有更深的根源的，淫乱也是有更深的根源的。 邪恶者和淫乱者也是受害者，邪恶者植入了邪恶的基因，淫乱者植入了淫乱的荷尔蒙，邪恶基因和淫乱荷尔蒙不予以消除，光把邪恶者和淫乱者处死有什么用呢？法令只能处死邪恶者和淫乱者，但不能消除邪恶基因和淫乱荷尔蒙。 “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要杜绝邪恶在于启发内心的真诚，不在于善于辨别邪恶；止息淫乱行为在于去除内心的躁动，看破这个肉身是大患之源，或者降低荷尔蒙，不在于法律条文的严密； 杜绝盗贼在于去除内在的欲望，不在于严刑拷打；让天下没有争讼在于不把人分为高低贵贱，不在于像包公一样明察秋毫，善于断案。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恢复内心的纯朴比建立越来越严密的法网更加重要。 “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有道者不在于盗贼偷盗时抓个正着，而是使盗贼无心于盗窃，即使把金银丢在盗贼眼前，盗贼看都不看一眼，弃之不顾，心中没有盗窃的念头，就像燕子对主人的食物看都不看一眼一样。 有道者不在世人欲望起来时去伤害世人的欲望，而在于使世人没有欲望，这就叫谋划于未有征兆之前，作为于欲望没有生起之时。这就是老子的教义。“吾将以为教父”（第42章），老子就是这样一位大宗师、教父，而不是一个尽责的警察，半夜守候在偷盗现场，把盗贼抓个正着。 “故绝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多巧利以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竟。”老子19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后世很多注释家对此愤愤不平，为儒家的仁义叫屈，王弼《老子指略》阐述的有理有据，“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多么重要。 用现实地最高的智慧来防范世人的巧伪，不若恢复人质朴的本性，使民欲归于寂静；高举仁义的大旗来改善早已败坏的民俗，不若抱朴以保全人固有的纯洁之心；制造各种奇物来满足欲望，不若少私寡欲，保持内心的无知无欲来止息外界的各种诱惑。 “故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剪华誉，弃巧用，唯在使民爱欲不生，不在攻其为邪也。故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息末而已矣。”司察、聪明、劝进、华誉、巧用这些世俗的聪明办法是末，只有使人“爱欲不生”才是本。 《道德经》的核心就是崇本息末。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内心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是关键，爱欲不生远比“法令滋彰”更有效，这就是文化的价值。 虽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现实地的法令是毫无价值的，应该承认，法制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老子的心学比外在的法制更为重要，这是必须认识清楚的。内心的文明和法制建设不可偏废，但从文化的角度看，内心的文明更有价值。 王弼第49章注：“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人间若法令滋彰，刑法严苛，正像捕猎者制造很多捕猎工具，使鸟不能安心的在天上翱翔，使鱼不能自由的在水中回游。这也是对此句经文的生动解读。 以上都是引用王弼《老子指归》，可见王弼真是深契老子思想者。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从八句经文看，完全可以领会老子“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三句经文的本意和其中的转折。八句经文宣说“以正治邦”是完全行不通的，只是其中只有“民（人）多利器，邦家滋昏”二句经文与“以奇用兵”有一点关系。 次章老子宣说了“正”与“奇”的关系：“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可见第57章和58章应该合起来解读，才能完整领会经义，正像39章和40章必须结合起来解读一样。 严遵《老子指归》正是把58章的一半经文（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谜，其日固久矣。）归属57章。严遵本只分为72章，德经40章，道经32章。 王弼河上公分把《道德经》为81章非常有价值，可能是汉代就已经这样断章了。《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二篇都是断为81章，与《道德经》81章相同，这是汉代经学家的断章脉络。今人可以继承王弼河上公的断章法，但也必须兼顾文意，有时必须把不同章节的文意结合解读，才能接近老子的本意。 从此章“正复为奇”一句经文看，首三句经文正是“正复为奇”的典范。“以正治邦”导致“以奇用兵”，没有达到“以正治邦”所期待的效果。“以无事取天下”才达到了真正的效果。老子对“以正治邦，以奇用兵”是作为反面例证，而不是正面例证。 第三段经文： 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是“无事取天下”的最好例证。老子从四个大的方面宣说“无事取天下”的妙理。“取”是轻取之意，犹探囊取物，瓮中捉鳖。此意与第59章“治大邦，若烹小鲜”意义相同，都是言容易之极。 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是修心四法要，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是四正果。此章重点是宣说“无事”的法则，无事法则是从无为法则引申出来的，是更具体的宣说无为法则。第63章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意义极为关联。无事法则是无为法则的具体化，所以“以无事取天下”就是“以无为取天下”。 好静是“归根曰静”，“清静以为天下正”的修清静心的延续。侯王和文化精英对民众有极大的不放心，认为邪恶、淫乱、不可教化。如果没有他们的管理教化，则民众必然本性顽劣，而且贫困不堪。民众的富裕完全依靠他们的教化和治理。 老子对此不予认可，所以提出“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根源不在于民众，根源在于侯王精英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圣人是“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代表，所以理想社会是“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 民自化是指民众自然向善，民自正是指民众自然正而不邪，民自富是民众自然财富充足，民自朴是指民众自然保持淳朴本性。 王弼注：“此四者，崇本息末也。”老子的崇本息末思想就是集中在此章的四句经文中，值得深刻领会。修行人应该作为观修的引导文。人性是善还是恶，老子用自己的修心四正果回答了这个问题。老子的答案是，从现实地看，人性是恶的；从究竟地看，人性是善的。 把人从现实地引向究竟地，则人人都是大善人，人人都是尧舜，人人都是证道的大宗师，人人都有大悲心。反过来，不从究竟地看，人人都是恶人，不可改悔的，必须“法令滋彰”才能暂时遏制人性的恶。 庄子《在宥篇》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宥就是绝对的维护万物的自然状态，治理天下就是干扰天下的自然状态。“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不扰乱天下人的本性，不改变天下人的天德，还需人来治理天下吗？在宥就是无事取天下。 “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赏罚分明是“以正治邦”，但赏不足以满足一颗不知足的心，即使举天下赏给人也不会让人满足；罚也不足以让恶人放弃作恶。 庄子总结说：“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安其性命之情比赏罚分明要重要得多。安性命之情就是无事取天下的另一种描述。恢复人的性命之情，这是“无事取天下”的核心，这是无为而治的思想。
道德经散文诗是意译，以求义理贯通，文句不一一对应，唯有以心印心，会契证悟者心法为指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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